包月1500元，我在城中心有了一张床位的“家”
以下是她们的真实故事：
古婕在广州的“家”大约1.1㎡，日租65块钱，月租1500元。
说是“家”并不准确，因为这个“家”只不过是青旅里的一张小小单人床。
这张单人床被错落码放在青年旅社一个13人间里，床的三面被铁皮围着，另一面挂上了不透光的床帘，容积不及集装箱的一半。
图 | 古婕在青旅租的床位就是她的“家”
三个月前，27岁的古婕失业了，和工作一起失去的，还有她在广州的住所。
租期到期，没有收入来源的古婕无力续约，于是在网上找攻略来了青年旅社长租床位。
古婕选择的青年旅社位于广州荔湾区荔湾湖公园内，旅社长期提供的999元和1500元的包月床位。
她算了一笔账，和这个青旅同样地段最便宜的城中村房租不菲，还要额外交水电费，但青年旅社每天提供床单、被套、公共厨房、厨具等配套，还有阿姨打扫卫生。
“除了牺牲隐私和舒适，青年旅社隐藏福利不少”，古婕说，“便宜，是大部分年轻人选择住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图 | 古婕所租住的青年旅社
在青旅，最不缺的就是故事，尤其是年轻人的故事。
和古婕一样，00后的广东清远人笑雨也看上了这里的“免费保洁”，“水电全免”，还有“免费自习室”。
笑雨去年大学毕业回老家准备考研，经历了一次落榜后，今年她特地来到广州目标院校附近准备二战。
因疫情管控升级，广州许多大学封闭管理，作为社会考生的笑雨无法使用学校里的图书馆。因此笑雨搬进了这家青旅，“这里对住宿的客人24小时提供免费桌椅，方便复习。”
图 | 笑雨复习功课时用的桌椅
25岁的安力选择青旅，则是因为创业。
安力有做“数字游民”的梦想，大学时他穷游过不少地方，萌生了自己也做一个民宿的想法。
但因没经验和稳定收入，安力暂时只能旅居广州。不想租房的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入住了青旅，“这里不需要押金、有了下一个目标后随时可以离去”。
还有人是冲着陪伴来的，比如32岁的吴静。
吴静是北方人，22岁大学毕业后来到千里之外的广州工作，十年间在这里结婚安家。
和前夫离婚后，无处可去的吴静提着行李住进了青旅寻求短暂的庇护，没想到在这里交到了知心朋友，于是住下。
“住青旅的人都各有故事”，青旅的常客果果说，他的视线落在旅社公共区的墙壁上。
图 | 青旅墙面上贴着照片
巨大的墙面上贴满了照片，每一张照片的脸庞都不尽相同，照片右下角的留影时间也横跨数年。
唯一相同的是，那些青春洋溢的脸上都挂着笑脸，这些欢笑，构成了大众对青春和青旅的最初印象。
在青旅，你可以很容易的区分出长租客和短租客的差异。
长租客轻车熟路，趿着拖鞋在不同的区域穿梭，不及不徐；而短租的租客，总是探着头打量着青旅，急于在最短的时间里弄清楚青旅中集体生活的规则。
但他们往往还没熟悉这里的生活，就要拖着行李离开，把床位留给下一波新来的客人。
新鲜的血液涌入，也意味着新一轮磨合的开始。
在青旅居住的几个月时间里，笑雨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女生磨合过。
有年轻的学生，因错过回宿舍时间，凌晨1点才入住床位，吵醒了即将入眠的笑雨；也有清早6点就要去面试的女生，扰了她的清梦。
“夜话、音乐、理想、聚会，都是外人构想的青年旅店，这里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在这里，大部分时间你都要学会妥协”，笑雨说道。
青旅中“资源”短缺的问题更为棘手，“这里除了人不缺，什么都缺”，就连洗衣服，也是一场需要精密计算的战争。
图 | 青旅的公共浴室
广州属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城市的夏季平均持续8个月，高温多雨，衣物换洗频繁。
古婕所居住的青旅每层有8个房间，平均每个房间13个床位，对应的是每层的公共区域只有6台洗衣机，且男女混用。
一天24小时，这些洗衣机几乎总是在轰隆隆地运转着，按使用次数和时间收费，精确到分钟。
为了节约费用，古婕3天洗一次衣服。
每次洗衣服，她都需要提前2天开始筹备：她只有5套夏天的衣服，要确保轮候不到洗衣机时还有足够的干净衣服穿；还要见缝插针，时不时去看洗衣机是否有空位。
就算排上洗衣机的队，也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
在洗衣机的旁边，贴着收费、烘干衣服的价格，费用精确到分钟。古婕几乎不用烘干功能，“烘干最少得30分钟要5块钱，洗衣服25分钟也才5块钱”。
图 | 洗衣机的收费标准
和古婕一样选择节约费用的的人不在少数。
房间里面没有晾衣空间，因此3平米的阳台窗户上晾满了衣服、内衣和袜子，密密麻麻的，隐私不值得一提。
住客们的隐私，甚至会成为“旅游必看景点”之一。
就在古婕等待洗衣服的间隙，就已经有几波游人推开门来参观青旅——青旅规定，白天对外开放，非住宿客人可以来参观。
古婕在搬进青旅之后，为自己购置了生活用品，房间狭小无处安放这些用具，于是她将部分用品放在了公共区域。
这些用品后来被许多陌生人使用过，哪怕贴上了“私人物品”也无济于事。
“我们到底是主人还是租客？”，这也是安力想知道的。
作为租客，安力比管家还清楚旅店里的生活，也会在厨房里开火做饭，享受生活的气息，还会如主人一般，招呼新入驻的年轻人。
但说是主人，安力发现每次试图去维护自己权利时，立场总是很尴尬。
4月后广州防疫常态化，在居住的青旅附近有个免费监测点，每隔几天就会通知大家去做筛查。
安力没有漏过一次筛查，但青旅中居住的人身份复杂，也不需要提供核酸证明，总是让安力心中不安，“万一有确诊病例入住呢？万一要被隔离呢？”
但安力又不能强迫他人去做核酸。短短的几天里，安力对面的床位已更迭过很多住客，有些床铺余温还没消散就迎来了新的旅客。
安力叹口气，“说到底，我能支配的只有那1.1㎡。”
图 | 青旅的普通床位
另一方面，人员流动频繁、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短暂相聚才开了解彼此之后，又开始分离，也让为了寻求“陪伴”的吴静感受到更加孤独。
她坦言，“就像每天都在经历分手一样”，随即而来的是内心不安的加重。
同一个屋檐下，暗流在生存之上，生活之下涌动。
青旅里的生活，和青旅外表截然截然相反。
就像这座青旅，坐落于白墙黛瓦的仿古建筑间，外表看着岁月静好，但居住里面的年轻人内心也是焦虑万分。
图 | 青旅的后窗正对古村，有人说“这里外表看着光鲜，背后一地鸡毛”
这些焦虑大多和未来有关，毕竟青旅包月、久住并不是人生的终点，大家还是要面对何从的问题。
古婕形容自己的状态是，“生活在围城里，迫不及待地想逃离青年旅社”。
4月份青旅出台了新的规定，取消1500元的月租床位，改用日租。在这之后，古婕更渴望逃离，“住在这里，就像是20年前进城务工的厂妹，租不起房间，只能日租床位。”
但要逃离日租床位并不容易、“起码得找到稳定的工作才能租房”。
可三个月来，古婕投递了数百份简历，均因学历、工作经验甚至年龄不符，大多石沉大海。只有一个面试古婕走到了最后，在一家做行政，一个月6000块。
拿到口头录用通知那天，古婕特地坐车去公司附近看了一间二房东开价1800元的房子。
房子在城中村，楼距窄、一到下午就见不到阳光了，始终散发着一股霉味，“可是有独立空间，隐私好。”
但就在古婕入职前夕，公司发来消息，“不好意思，公司倒闭了”。
古婕只能去做兼职，整个4月收入不足4000块钱，交纳了社保以后更是所剩无几，“吃了上顿没下顿，谁敢想租房？”
笑雨也想逃离。
她租住的床位是999元的，铁架床四周拉上了床帘，床位宽只有1米，晚上翻身就会到床沿边。
连笑雨曾经看中的阅览室，也因公共空间有人走动，充斥着来来往往的声音，让她备受噪音折磨。
但她还是没选择走。“学校自习室不开放，条件好一点的商业自习室一天就要几十块”。
随着广州摘星，城市之间的交通逐渐恢复，安力计划回到大理去转转。
他听说那边许多民宿同行因疫情影响，不仅开放包月住宿，还提供餐饮，价格只要广州的三分之一，“说不定可以抄底做青旅 ”。
而吴静又在折腾换床位了，在青旅开始日租收费后，吴静发现调换床位变成了一件容易的事情。
她开始和来青旅里居住的年轻人交流，如果遇上特别合拍的，就换床位和对方一间房，聊到对方居住时间满退房为止。
这次换房，则是因为吴静遇到了同自己经历相似的老乡。
对方有个和吴静差不多年龄的女儿，早年离婚后，凭一己之力将女儿供出国读书后，开始享受生活旅行，但因酒店收费高、民宿不安全，于是老乡选择了住进了青年旅店里。
“这里都是和我孩子差不多年龄的年轻人，我看着他们觉得热闹”，老乡说。
吴静看着老乡两鬓有些发灰的头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她下定了决心，“再住一段时间，我就回东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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