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近代转型与它的“不得已”

土耳其人口近8000万，人均收入1万多美元，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政局近年相对也比较稳定。这在伊斯兰国家中是比较少见的，学界也有了“土耳其模式”一说。它具体是什么含义？土耳其的近代转型能否说“成功”，有哪些经验教训和“不得已”？军方为何在近代历史上扮演了土耳其世俗化的守护者角色？如何评价埃尔多安和其领导的正发党在新世纪以来土耳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目前他们面临的挑战有哪些？土耳其的外交为何从“零问题”变成了“全问题”？对土耳其而言，其战略选择是不“向西”就“向东”的单选题吗？就这些问题，南都评论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昝涛副教授。昝教授长期研究土耳其及中东问题，曾著有《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一书。

南方都市报：探究土耳其成功的秘密时，有“土耳其模式”说。在你看来，“土耳其模式”指什么？

昝涛：“土耳其模式”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含义。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当时算是较早地在亚洲建立了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曾成为很多中国先进人士心目中的榜样。冷战结束时，中亚国家想寻求榜样时，土耳其提供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样板算是一个“模式”。再往后，美国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推出“大中东民主计划”时，也将土耳其视为一个“模式”，指的是在一个穆斯林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建立起世俗的民主政制，希望土耳其成为其他中东穆斯林国家的榜样。在我看来，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上台执政后以来，在很多方面承继了20世纪80-90年代厄扎尔时代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比如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搞以出口导向和私有化为主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土耳其不单单是有世俗的民主制度，更重要的可能还是在一个保守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的主导下，土耳其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培育了保守的新兴中产阶层，这也是当下所谓“土耳其模式”的重要意涵之一。总而言之，土耳其在近百年来，一直在中东、西亚、北非以及中亚地区具有某种“模式”效应。

南方都市报：在该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的近代转型能否说成功？若能说是“成功”，是否有些经验值得借鉴？

昝涛：土耳其的近代转型也是“被逼无奈”的产物，在外部压力下有很多“不得已”的地方。从奥斯曼帝国转变为土耳其共和国，并不是它主动选择的结果。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对于西方而言，是作为欧洲的一个所谓“东方问题”而存在的，面临被肢解的命运。这在“一战”后才有了凯末尔领导独立革命，建立起土耳其共和国。

至于说是否“成功”，还要从历史的视角看。毕竟，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一直在动态地演变中。奥斯曼帝国的晚期已经开始搞现代化改革。到共和国时代，仍旧是在延续现代化的命题。军事上是模仿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组织方式，政治上是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奥斯曼帝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是强调地方自治，架构上比较松散。在文化上的变革体现为西方化和世俗化，首先承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改变原来伊斯兰帝国中穆斯林地位高于非穆斯林的状况。这些举措自奥斯曼帝国tanzimat时代就开始了，到土耳其共和国时代算是顺利完成，从这个视角看，土耳其的近代转型应该说是成功的。

如果把现代化作为一个标准来看，美国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将土耳其和日本并列称为两个成功地实行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以其他的具体指标看，比如市场经济、个人自由、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等来衡量，土耳其相对于大部分非西方国家来说也是比较成功的。

但从另外的视角看，这种“成功”的现代化转型是有很多代价的。首先，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并没有带来民族国家体系下的长期和平，相反，在巴尔干、阿拉伯等奥斯曼帝国原来统治过的地区，总是动荡不断，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从土耳其社会内部来看，激进的世俗化是对穆斯林传统的强制割裂，也有很大的负面效应，这也是后来出现伊斯兰保守主义复兴的重要原因。

土耳其作为一种“模式”，一直以来很多国家的穆斯林精英是很欣赏的。早期的欣赏集中在凯末尔主义的改革，像巴基斯坦、伊朗等国的世俗精英，都曾对土耳其表现出浓厚兴趣。同样地，正义和发展党这十几年来推进的变革，更是引起了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注意，并在不同程度上被研究和借鉴过，例如突尼斯人对正义与发展党的兴趣就很大。至于借鉴得成功与否就是另一回事了。

南方都市报：土耳其转型与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约束条件有什么不同？

昝涛：从转型的视角看，不同的穆斯林国家有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大部分穆斯林国家都有威权主义的传统，伊斯兰保守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很深等。但显然，具体的国情还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沙特是瓦哈比建国的传统，是以宗教、部落立国的。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时是以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立国的。而伊朗是什叶派国家，在什叶派的传统里，宗教力量有比较强的组织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什叶派的宗教力量在伊朗要比逊尼派力量在土耳其强大。此外，国际环境也不同，土耳其在二战末期就加入了北约，之后又力图加入欧洲“俱乐部”，这又形成了对土耳其的外部规定性，也就是说，西方因素在土耳其的影响是巨大的。

南方都市报：土耳其的军方自凯末尔以来，似乎在其民主、政教分离和世俗化中扮演了守护者的角色，为什么会如此？

昝涛：军队无论在奥斯曼帝国时代，还是在土耳其共和国时代，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与东方相对落后的民族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息息相关。在与欧洲/西方的竞争中，首先是感到了军事力量上的落后，一连串的战败和失利导致了向西方学习。先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成为诸落后民族最迫切的需求。改革往往是从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开始的。在建立新式军队的过程中，无形中就抬高了军队的位置。而建立新式军队的过程，也是培养现代精英的过程，新军不只是武器先进，更重要的是人会受到全新的教育、训练，从而新式军人对社会的认识等要发生大的转变。这就导致新式军人精英的影响就不仅局限在军队中，他们也会也成为政治精英。从军队开始，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这样的路径选择不仅仅在土耳其出现，在很多后发现代化的国家都出现过，包括伊朗、中国等等。近代中国的袁世凯、蒋介石等人，都是军人出身。

凯末尔本身是军队领导人，是他推动土耳其立国并建立了世俗化政权。土耳其军队的精英主义传统和世俗教育体系，包括世俗国家的利益与军方利益在某些方面的捆绑，造成了军队在维护世俗政权上的影响力和传统。20世纪，土耳其军方发动过数次军事政变，在保护土耳其共和国免受“国内和国外敌人”的颠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土耳其本国的相关法律、军队的法典也曾赋予了军方合法地干预政治生活的地位和角色。

不过，军队的这种角色实际上也是在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土耳其政治和社会整体转变的结果，也是军方适应土耳其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具体体现在几年前土耳其修改了军队的法典，使得土耳其军方干预内政失去了法律依据。虽然不能说军队现在已经完全不是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守护者了，但至少可以说，土耳其干预政治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了。今年7月份土耳其军方个别势力集团图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埃尔多安，当然这并未成功，从各方面的消息，尤其是军方当时发布的通告看，这次未遂政变跟维护世俗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南方都市报：如何评价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新世纪以来土耳其发展中的作用和角色？

昝涛：从宏观层面看，正义和发展党上台执政的这段时期，正是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深入地展开、新兴经济体发展和崛起的时代。在2009年之前，新兴经济体都经历了高速发展。这一过程为新兴经济体的执政党提供了好的口碑与合法性，这里面有时运的成分。

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是个伊斯兰主义的政党，但这个标签难免有西方认知的影响在，现在谈伊斯兰主义往往被赋予了负面意涵，其实正义与发展党及其精英更愿意称自己为坚持民主的保守主义政党。所以，不能简单地把这个政党贴上伊斯兰主义的标签，这样反而不利于认识它。

自2002年上台执政后，正发党对土耳其的发展发挥了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它为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的改善尤其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推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十多年来，土耳其的历次选举中，正发党能不断地获得支持的重要原因。伊斯兰保守主义只是正发党的一个面相，土耳其民众支持它，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它的统治政策带来了实惠和民族自豪感。可以说，正发党比之前的大多数执政党的贡献都要大。

另外，正发党的成功当然离不开它的创立者和魅力领导人埃尔多安，埃尔多安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成为土耳其政坛的“常青树”，他为这个时代打上了自己的深刻烙印，所以可以用“埃尔多安时代”称呼之。我个人认为，埃尔多安是符合土耳其传统与民众“口味”的一个“魅力领导人”，也就是韦伯说的“克里斯玛型”领袖，他虽然带有过多明显的20世纪政治领袖的特点，但也算得上当代世界政坛上少数了不起的领导人之一了。在这个问题上，2011年之前的西方也存在相似的判断。

南方都市报：扑灭7月份的军方叛乱后，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现在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挑战有哪些？

昝涛：政治上主要是巩固权力的问题。这次政变使得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意识到其执政基础还不是那么牢固。现在土耳其正处于“整肃”阶段，要排挤政治对手并镇压他们认定的“恐怖主义”势力。这部分地也有埃及的经验和教训在其中，现在看，土耳其现政权为了巩固权力还会将当前的政策延续一段时间。

    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目前的做法在美国和欧盟国家中引发了很多批评和争议，所以西方的批评也是挑战之一。

经济上主要是土耳其的经济增长近年来明显放缓，这也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普遍现象。土耳其现在已经是中高收入国家，也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如何跨过是它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同时，由于社会上的不稳定，不时受到恐怖袭击，以及周边环境的恶化，土耳其的旅游收入在下降，穆迪下调土耳其的主权信用评级，外资撤退和资本外流，都是正发党和埃尔多安要面对的具体挑战。

但在中东地区的格局里还是可以发现土耳其的某种向上的趋势，也就是说，土耳其的崛起势不可挡，这些挑战中都酝酿着机遇，比如在叙利亚与库尔德问题上，土耳其目标清晰，明确地表达了其国家意志；即使是数百万难民的到来，整体上对土耳其而言也是机遇大于挑战的。

南方都市报：在土耳其自身的战略定位上，一直有“向东”还是“向西”的选择。现在加入欧盟遥遥无期，有评论认为土耳其在转头“向东”。土耳其不可以利用独特的地理和战略位置，同时向两个方向看吗？

昝涛：土耳其当然要两个方向同时看。冷战结束以来，土耳其自身的战略就已经调整了，即走向多元化，多边主义，而不是“向西”或“向东”的单选题。现在，土耳其不仅面临着不能加入欧盟的问题，它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不和谐的声音在增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已经可以抛弃与西方和北约的这种结构性的安全结盟关系。加入欧盟不成，也并不意味着就抛弃欧盟。土耳其的经济、科技合作大部分是与欧盟展开的，离开欧盟，土耳其的经济将面临巨大的损失。而离开北约，土耳其的安全也得不到保证。同样地，欧盟和北约也非常需要土耳其。这不是一些“意气用事”能够改变的。真正的战略家对此都心知肚明。

与此同时，土耳其具有独特的地理和战略位置，也有“向东”看的潜力和理由。土耳其97%的领土在亚洲，与中东、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和俄罗斯紧邻，又是个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近年来土耳其工业化产能的提升，需要大量的能源和更大的产品市场，它自然必须同时重视与中东、西亚和北非诸国间的关系。正如土耳其的前总理达武特奥卢所说，土耳其力争的是成为这一地区的“中枢”国。这就意味着，它是以自己为中心，以实际利益为导向来发展与东、西方的关系，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定取舍。

南方都市报：土耳其近年来与周边国家摩擦加大，一种声音认为土耳其随着新世纪以来实力的增长，正在变得自大起来，从之前的“零问题外交”变成现在的“全问题外交”，是这样吗？

昝涛：土耳其外交上的这种转变不是土耳其有意为之，而是周边环境的变化导致，有其不得已之处。所谓“零问题外交”，主要是指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的外交定位，主要包括与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俄罗斯及不接壤的以色列等国，和谐相处。新世纪以来的一段时间，土耳其也确实也做到了。但随着近年来周边形势的变化，土耳其也不得不做出调整。这些变化主要是“阿拉伯之春”后，ISIS力量的兴起、阿拉伯国家的政局变动带来的。土耳其本来判断是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要垮台，当时土耳其的西方盟友也有次此架势，那土自然就不能再与巴沙尔政权合作。埃及的穆兄会与正发党的政治理念比较接近，属于同类性质的温和伊斯兰主义力量，穆兄会在埃及上台后，两国关系走得很近，正发党也期望穆兄会在其他阿拉伯国家能够上台。但很快，随着穆尔西被埃及的军方赶下台，土耳其与埃及的关系也就恶化了。

    这些周边因素的变化，非土耳其能控制。当然，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在应对ISIS的崛起、巴沙尔政权能否续命、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以及美国对库尔德武装力量的扶植与支持等等这些问题上，都必须考虑复杂的因素，它自己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这是土耳其作为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宿命。比如，在打击ISIS上，土耳其先是考虑到库尔德人的崛起这个问题，同时它也要在叙利亚北部建立实质性的势力范围，在这里，土耳其与美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尽管大家都在同一个“游戏”中，但分歧过大，土耳其与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必然有波折起伏，也令人看得眼花缭乱。

    2016年上半年开始，土耳其已经随着形势的变化大幅度地再次调整其外交政策，与俄罗斯、以色列的和解就是例证。客观说，一个有着大国梦的土耳其仍然在中东地区处于上升过程中。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6年11月6日，记者：陈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