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杨阡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为自由艺术家，深圳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深圳市胖鸟剧团艺术总监。作品曾获两届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创作剧本（近5年）：《相逢尴尬时》、《狐说/2017》、《香槟与蚝的浪漫史》、《茉莉战争》等。
5月初的傍晚，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席卷了深圳，当时我正在蛇口价值工厂的“泠汀洋艺术空间”看着一个大男孩独自一人练习打架子鼓。价值工厂是繁华蛇口的一个孤独角落，自从2013年举办过一次城市/建筑双年展后，这里似乎就被遗忘了。但这里躲藏着许多艺术群落、艺术家和各种艺术发烧友。
因为心里惦记着本月15日在蛇口的境山剧场将要上演舒伯特的声乐套曲《冬之旅》，碰上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想起这部音乐作品中所描述的那个孤独旅人，那一望无际的旷野，朔风中的风信旗和冰封的河面，风雪声和邮车的叮铃声，林中的恶狗以及不详的乌鸦——诚然，诗歌中大自然的场景和音乐中沉思的氛围都和价值工厂粗犷的工业建筑风格格格不入甚至冲突，但就在狂风暴雨的吹袭下，人类文明的体量感极速地减退，黑暗中只剩下孤零零的烟囱暴露在闪电和雷爆的愤怒中，而撕心裂肺的风从伶仃洋的深处席卷而至，裹挟着豪雨夹带着粗大的枯枝、细碎的败叶抽打在屋顶和地面上，一时竟也能感到在《冬之旅》中那末日将至的气氛。
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自欺欺人地说我们当代大都市中国人，尤其是像在蛇口经常被当作骄傲的街景而展示的那些自负的中产和自恋的小资们，会真正怀有曲作家舒伯特（Franz Schubert）或者词作者缪勒（William Muller）在《冬之旅》中表达出的，对人生彻底绝望和对世界无限感伤的那种彷徨感从而能和这些作品产生共情。那今天我们再去聆听这个艺术歌曲中经典之作，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再一次向打鼓的男孩望去，他大约十二三岁，很健康且天真得有点幼稚，我相信这种天真与质朴一定和他一直不去学校上学有关。他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决定不让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受罪，因为他有读写上的障碍。不过他在音乐方面却很有天分，而这个出众的能力让他对任何可以发声的东西都会狂热的扑上去。在那一刻我心动了。不少妈妈对孩子寄予厚望，不少爸爸把自己余生无法实现的梦强加在自己孩子的身上。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死死抓住自己的孩子不放，在他们放学之余，假期之中用各种补习班、各种考级课和预科班填满本应属于孩子玩乐的时间，甚至如果能够的话填满他们做梦的时间。对比这样的家长，这个大男孩真是幸福得离谱。他的父母不是那种既要又要的人，他的家庭不是那种不接受输在起跑线上的家庭。我甚至想，即使这个男孩将来不能成为像舒伯特一样的音乐家或缪勒那样的诗人，也不会让他父母对孩子的骄傲打折。因为他们一起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不加入主流的教育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面对质疑，甚至面对义务教育的法律他们没有自责和内疚。哦，这是浪漫主义在这个世界上发端时刻所倡导的那种精神在今天中国的体现吗？不得不说是。但我在心里这样承认的时候，多多少少我在为浪漫主义和中国历史的交集依稀有欲哭无泪之感。“罗曼蒂克”（Romantic）和“浪漫主义”（Romanticism）是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化领域最早竖起的旗帜之一。当然这是外来词，一个舶来的艺术理念。在很多时候它被当作一种方法论工具，在另一些场合用来形容一些人，尤其是一些艺术家的人格特征。相信最早它是从美术界传入的。比如，吕澂的《西洋美术史》据说最早的版本被认为是写作于1911年，1922年版出版。其中介绍了席利柯（Théodore Géricault）不满当时的画家拟古内容，沿袭古罗马希腊主题而提倡取材今世话题。遂有浪漫画风确立，如“梅杜莎之筏”。对于后继者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介绍，主要强调他画风的表白性和用色的无拘无束。1926年郭沫若也曾有《西洋美术史提要》刊行。区别在为浪漫派树敌，认为席利柯和德拉克洛瓦以浪漫主义为旗帜反对大卫，因为大卫代表的是古典主义。林文铮作为当时新美术运动中重要的理论家，在1928写了《由艺术之循环规律而探讨现代艺术之趋势》他认为：综观百年来欧洲艺坛之沿革，其派别虽如何复杂，归纳起来不过是理想精神和写实精神之互相倾轧，亦即是情感理智之上下而已。1928年丰子恺的《西洋美术史》对于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画家做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但基本上没有跳出其他人的视野格局。不过有一个观察却是独具慧眼，他不像其他学者或评论家那样以迭代方式描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而是认为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同时存在于法国画坛而不是一个替代另一个。这和现在的艺术史研究的结论接近，但亦非林文铮的画风循环论之观点。直到徐悲鸿出现才让世界大吃一惊，他把俄国的列宾和法国的德拉克洛瓦相提并论。在1934年列宁格勒苏联美术协会展出的中国近代画展上，他的这个观点让苏联美术界惊愕不已。没想到为后来中国全面引进苏联的美术开启了机会之门。这个后话其实意味深长，因为即使它并不符合艺术史的共识，却为浪漫主义在现当代中国的话语权保留了一个声场。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列宾《伏尔加河的纤夫》
在五四揭櫜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和之后，中国艺坛上始终是两个倾向的纠缠与博弈。即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派”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人生派”。浪漫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看作是“艺术派”的代表。不过浪漫主义的名声在中国的新美术运动中，比在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中要更正面些。究其原因大概是美术创作和欣赏的圈子较之诗歌小说影响的圈子主要局限在学院里，而不是社会上。虽说读书写字的能力和挥毫作画的能力相比孰高孰低不好攀比，但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美术家在“专业性”上似乎比文学更胜一筹。至少从作品被什么人评价和怎样评价的效果来说，对美术作品的批评压力要小于文学作品。反观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浪漫主义一直处于为自己辩护的境地，甚至到了妾身未明的地步。在俞兆平发表在1999年第4期《文学评论》的题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历史反思”一文中，他用大量的事实论证了从20年代开始，“中国学人对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化’的浪漫主义文学审视、判断时的困惑。”他指出“其中，最大的疑案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论定为’以浪漫主义为宗旨’的文学社团——创造社，其主要成员在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从未亮出浪漫主义的旗号，反而对浪漫主义颇有微词，甚至批判、否定。”他举出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1928年，冯乃超在《冷静的头脑》一文中的话。“采访革命文学的来源，却不惜枉驾叩黄包车夫的破门，这是认错了门牌。同时，只晓得没有了革命的文学，却又回去祭祀浪漫主义的坟墓，这是他去掘自己的坟墓。” 明确否定了浪漫主义作为新兴革命文学源端的可能性。断然拒绝了其二者之间在文学传统上曾经的联系。而作为创造社主要干将且被冠以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人的浪漫派诗人郭沫若，1936年在日本应蒲风答问时谈到浪漫主义，“这时他在其前端加上一个‘新’字。他说：‘新浪漫主义是现实主义之侧重主观一方面的表现，新写实主义是侧重客观认识一方面的表现’”。俞兆平认为浪漫主义此时已失去其自身质的规定性，它仅是隶属于现实主义的一个侧向与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独立自存的浪漫主义再也不是一回事了。如果事实真如俞兆平断言的话，那么此后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以及后来成为国民教科书正典的那些“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作品、概念和技巧难道不都成了无稽之谈了吗？换句话说，如果这些词汇中的“浪漫主义”和欧洲原生的作为文学运动、时期或思潮的“浪漫主义”的语义无关的话，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浪漫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这个独特的历史呢？虽然事实上自从1949年以后，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除了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短短的十几年间和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有一些有限的交流之外，和浪漫主义的原生地西欧以及更大范围的西方世界一直处于义断恩绝的状态，但这意味着作为精神领域甚至最低文学水平的浪漫主义彻底根绝吗？我很困惑。不只我，相信很多关心中国艺术发展的人也都困惑。比如，梁实秋先生，他的困惑从1926年就开始了。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他断言：“据我自己研究的结果，我觉得浪漫主义的定义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无益的。”因此他决定“不讲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因为现在还在酝酿时期，在这运动里面的人自己还在莫名其妙”。所以他只讲“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
而就在同一个时间里西方当代文学批评界发生了重大转向，许多振聋发聩的成果带给文学界和史学界意想不到的启发，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由国际著名的比较文学权威，美籍捷克学者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花了三十年完成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从1750年-1950年》这部六卷本的巨著。在其中的第二卷，韦勒克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就如何界定“浪漫主义时期”文学的标志事件和如何观察属于“浪漫主义风格流派”的惯例以及文学特征等文学史课题给出了严谨考察和审慎的结论。本来我们中国的读者有机会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可以读到这本书的中译本，只可惜书的译者杨岂深先生未能在1966年前完成译稿，这样一拖就是二十年，到了1986年之后这个大部头著作才陆续面世。因为韦勒克的努力，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德国作为一个文学思潮的浪漫主义早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就开始酝酿成型，一些独特的文学惯例在歌德、席勒和赫尔德的作品中已经形成。但是作为标志性的事件，则是施莱格尔兄弟主办的评论刊物《雅典娜神殿》在1798-1880年出版的文献。在同时英国也有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在1798年以及评论刊物《序言》在1800年出版。而法国则要到1830年雨果的《埃尔纳尼》上演，浪漫主义才见气候。此后这个思潮与文学运动开始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最后传到美洲。直到十九世纪末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瓦解了这个洪流。这个遍及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照韦勒克的说法，在批评的角度有两个迥然不同的含义：“从较广的意义看它是对新古典主义的一种反抗，意味着摒弃拉丁传统和接受以表现及交流感情为主的诗歌观。……从较窄的意义看，不妨说浪漫主义批评就是确立一种辩证说象征说的诗歌观。它以有机体的类比脱颖而出，由赫尔德和歌德加以发展，进而演化成一种表现为对立统一的象征系统。在德国这种观点常常流于神秘化……不过施莱格尔兄弟及周围少数批评家推衍了令人满意的诗歌理论，它挡住了情感主意、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包围，成功地把象征主义和对文学史透彻领悟结合起来。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即使在今日也有其价值且大体是正确的。”
卡斯帕·弗里德里希《雾海上的旅人》
我们看到一种新文学从十八世纪末的德国开始发端，它们摒弃新古典主义教条、提出一种情感说的诗歌观念、历史主义而非神议论观点逐渐确立、对模仿理论、规则及题材说隐然但有意识的否定、以及对神话、民间文学和象征的再度重视和热情。这些都是一个文学和艺术变化的决定性的迹象。它们最终带来了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包括俄国在内的人类精神的深刻改变。这场关于“浪漫主义”的文学史的争论在西方一直没有停止，即使《冬之旅》（Die Winterreise）这首已成为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经典的诗歌最近也被研究者注意到，他们认为威廉 · 缪勒虽然与德国浪漫主义同时期，但不能轻易地归入这一运动。在《冬之旅》中，流浪者表现出决心不迷失在浪漫之路上。安德烈亚斯 · 多舍尔（Andreas Dorschel）一位来自奥地利格拉斯的哲学教授指出，《冬之旅》是一部启蒙运动的作品。这个音乐套曲描绘了一个主体的自决权，该主体由于没有被梦想所吞噬而保留了反思的能力。在作品中所有浪漫主义的利器：梦想，死亡和自然的境界无法实最初的诺言，旅行者最终拒绝“Schein”（表象）能够替代“Sein”（存在），或者拒绝现实存在于想象中的未来。正如多舍尔所指出的那样，流浪者积极否认做梦的价值，他在诗句中表示了这种怀疑——“我想在那些熟睡的人中浪费时间吗？”而最终死亡使他难以捉摸。然而，这不仅是机会，因为当“菩提树”以永恒的保证诱人地呼唤他时，他积极地选择远离诱惑并绘制了自己的逃跑路线。这符合康德对启蒙主义中“弱者寻找自我启示”的义务。
以赛亚 · 伯林（Isaiah Berlin）这位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在《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这个著名演讲中，认为近代史上的浪漫主义运动是在1760年到1830年之间先发轫于德国，后来波及整个世界的最重要的人类思想史事件。他是这样评价的：“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对我而言，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历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为了说明浪漫主义是精神和意识领域里的深刻转折，伯林想象了一次虚拟的旅行：“设想你在法国，与维克多 · 雨果那些前卫的年轻朋友交谈；设想你到德国去，同斯塔尔夫人拜访过的人物交谈，正是她把德意志精神介绍给法国人的；设想你遇到浪漫主义的伟大理论家施莱格尔兄弟，或歌德在魏玛的一两个朋友，比如寓言家、诗人蒂克什么的，或任何与浪漫主义有关的其他人士，以及他们在大学的追随者，那些深受这些诗人、戏剧家、批评家作品影响的学生、年轻人、画家、雕刻家；设想你在英国与某人交流，此人深受柯勒律治影响，或最受拜伦影响，或与受拜伦影响的任何人交流，不论他在英国、法国，还是意大利，还是越过莱茵河、易北河——设想你和这些人交谈，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理想差不多是如出一辙。他们认为，最高意义的价值是诸如正直、真诚，随时准备为某种内心理想献身，为某种值得牺牲一切、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奉献一个人的所有。你会发现他们感兴趣的首先不是知识或科学进步；对政治权力没有兴趣，对幸福没有兴趣；他们对于为了找到个人的社会位置而去适应社会，与政府和平共处，对国王或共和国保持忠诚特别没有兴趣。你会发现，常识、温和适度的态度与他们的思想毫不沾边；你会发现他们相信为自己的信念战斗至最后一息的必然性；你会发现他们相信殉道的价值，无论这种殉难为的是哪种信仰；你会发现他们相信少数比多数更神圣，失败比成功更高贵，成功往往是赝品或粗俗一类的东西。理想主义（idealism）的观念，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而是我们在日常意义上使用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准备为某种原则或某种确信而牺牲的精神状态，一个永不会出卖信念的精神状态，一个为自己的信仰甘受火刑的精神状态（因为他信，他愿意这样）。这种态度以前不曾多见。人们所钦佩的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真诚、灵魂的纯净，以及献身于理想的能力和坚定性，不管他信仰的是何种理想。”
以赛亚 · 伯林
不管他信仰的是什么，一个人愿意为他的信仰而献身便值得尊重和敬仰。这是浪漫主义运动中诞生的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这样一种价值观认为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动机比结果更为重要。情感的纯洁、完整、投入、奉献——这些精神气质，比较容易得到人们的敬佩，成为一般的道德态度。伯林设想了一种更具有戏剧性的场面：“如果我选择一种信仰，而你选择另外一种信仰，那我们之间必定会展开战斗。不是你杀死我，就是我杀死你，也许来场决斗，最好的是我们不分胜负，双双战死。最可怕的是相互妥协，那等于是说我们双方都背叛了自己内心的理想。”这种价值观逐渐普及起来，起初是在少数人当中，后来则扩展到更多的人群之中。这就是浪漫主义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影响和征服了人心的故事。那么我可以这样联想吗？在二百年前浪漫主义精神感召下，一个二十一世纪初蛇口的大男孩，此时可以站在他的架子鼓旁倾听疾风骤雨的音乐而不必被赶上那条残酷竞争的升学独木桥。这让他和二百年前站在风雪中聆听风琴师的德国音乐家和诗人并肩而立。不过，假如浪漫主义仅仅是造就了一些决绝的男人和勇毅的烈女，这样的故事并不能完全说服今天坚信常识的中国人，让他们信服伯林所断言的是“浪漫主义最伟大的一次精神运动”。那么浪漫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伯林认为浪漫主义的核心，也是它真正的激进性就在于它颠覆了占据西方思想核心地位两千多年的古老传统：知识即美德。这个传统观点的实质是“总是（存在、有）关于什么是现实的真知识，一种你能凭借对它的掌握就能知道如何行动、如何应对的知识。……世上存在着种种我们必须服从的事实。科学即服从，顺应事物的本性，慎对存在之物，恪守事实，科学就是理解、知识及顺应。”浪漫主义运动的主张与此相反，它可以被归纳为两个重要的观念，其一就是人“不屈的意志”的观念：人们不是需求价值的知识，而是有了要去创造新价值的意愿。人的作为就是为了“创造价值，创造目标，创造目的，最终创造出自己关于世界的愿景。正如艺术家创造艺术品——一件艺术品在被艺术家创造出来之前，它是不存在的。”第二个观念是认为世上并不存在事物的结构。也不存在一个你必须适应的模式。世界本身就是永无止境的自我创新之流。
威廉·透纳《暴风雪》
对于“不屈的意志”中国人并不陌生。在所谓的“前三十年”我们有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并为之振奋的历史记忆；而在“后三十年”感受到“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激励而又崛起了新的豪迈。你可以争辩说那不是欧洲浪漫主义的余绪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唯意志论的流毒。真是如此吗？那为什么在欧洲思想里总是德国人给中国人的影响最深也最痛，无论是叔本华、尼采、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而不是霍布斯、卢梭、葛兰西和巴迪欧呢？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下中国人席卷世界消费主义的激情是不是可以看作正在返回的浪漫主义激情的回头浪呢？而这一波大潮正在改变着世界的秩序和面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把浪漫主义运动看作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分水岭”式的事件，但对于中国历史来说“五四运动”似乎一直被这么看待，从此中国走向了现代，文化也具有了现代性。前几天正是“五四运动”102周年的纪念日。中国知识界对于“五四运动”的定位一直还执着于“启蒙”还是“救亡”的争论，却几乎漠视浪漫主义在那个关键时刻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形成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无论在左翼还是右翼知识分子中间，中国版的浪漫主义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彻底讨论。不过这件事产生的后果却很明显。读过中学历史课的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在那时欧州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大事——法国大革命；也多多少少知道“浪漫主义”这个词。但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恐怕没有一本教科书上有说。为什么？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反省。
在同一个演讲中伯林是这样说的：“根据通行的历史观和历史变革观，我们理解的十八世纪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就从法国的十八世纪讲起吧。那是一个优雅的时代，一切都开始变得平静安详，在生活和艺术领域，人们都遵守规则，理智全面发展，理性主义步步推进，教会势力节节败退，非理性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猛烈攻击下全线崩溃。到处都是安宁的气氛，到处都是雅致的建筑。到处都信奉普遍理性不仅可以用于人类生活而且也可用于艺术活动、道德、政治和哲学。再后来，一种突然的、莫名的思潮袭来了。出现了情感和热情的大爆发。人们开始对哥特建筑，对沉思冥想感兴趣。他们突然变得神经质和忧郁起来；他们开始崇拜天才的天马行空；他们开始背弃对称、优雅、清晰的状态。同时，其他的变革也在发生。大革命爆发；人民不满，国王掉了脑袋。恐怖降临。”关于这两场革命——也就是法国大革命这一社会运动和浪漫主义这一精神运动之间是否有关联？伯林的观点是没有！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为之而战的原则即普遍理性、秩序和公正的原则；而浪漫主义通常与之关联的理念是独特性意识、深刻的情感内省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意识（而非相似性意识），它们之间完全没有联系。”伯林或许想表达的是两个运动的目标以及内在逻辑不同，因此没有对比的必要和可能或者还是有别的什么含义。但无论怎样，欧洲人看来没觉得这两个革命有什么关系。但是在我看来，这两个运动在我们的国民教育中获得非常不同的对待却是很值得反省的一件事。这种对比反映了一种历史认知的模式并最后沉淀为教科书，烙印在我们对知识和体验的处理能力上。概括而言前者被大书特书后者却销声匿迹，体现为教科书式的国民世界观就是一直以来其重点都聚焦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而不是：我们的灵魂里有什么？所以，每一个中学生都知道法国大革命，就像1917年俄国以及1949年中国发生的事变一样那都是看得见的改朝换代。可浪漫主义是什么？几本小说、几首诗外带几首无标题音乐？这些能算人类的伟大成就吗？怎么能和工业革命和科技大发现相比呢？因为只有唯物的客观的世界才是有用的，有力量的因而才是最重要的。在编写教科书的人们看来，每个人最好都是透明人。他往瓶子里灌进什么颜色我们就是什么墨水。因此受教育和有知识的人都应该是用同一种墨水写字的人。这是国民教育最高的目标，国民教育欢迎相似性意识同时痛恨差异性意识。这件事说明什么呢？至少伯林暗示说不是社会革命带来个体意识觉醒，但个体意识觉醒却足以形成完全不同的社会氛围去理解社会革命。回到十八世纪的欧洲，在像施莱格尔这样的浪漫主义者认定法国大革命对于德国人影响巨大，“特别是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战争，引起了受伤的民族情感的爆发，而受伤的民族情感则滋养了浪漫主义思潮，最终成为对于民族意志的肯定。”伯林特别指出了法国大革命没有实现承诺的既定的目标——“理性、和平、和谐、普遍的自由平等、解放以及博爱，相反，是那些暴力、令人惊骇的世事无常、群氓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恃力自傲的个人英雄和拥权自重的伟人，不管他们是善良还是邪恶的，他们都可以统驭群氓，用各种方式改变历史的进程。”这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也是浪漫主义文学一个重要的主题：不曾设想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即，尽管人可以计划现实，但隐藏的现实自行其是；尽管人力图改变现实，但现实会突然挺身而出，反戈一击。如果说在早期的浪漫主义者，比如缪勒的诗歌和舒伯特的音乐中还流淌着乡愁遗恨，那么后来者即使并不自认是浪漫主义者，也会从这个观念中催生出像《弗兰肯斯坦》、《美丽新世界》和《1984年》这样的异托邦世界。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我们就遭遇了一场席卷世界的大瘟疫，这是一首诗或者一只乐曲的开始吗？想起《冬之旅》的第一曲题为“晚安”——以告别开始一部作品、一段旅程；最后一曲“摇风琴的人”，以永不停止的风琴象征不可知的命运，画下作品的终结。前方的不可知是什么？一个比较“浪漫主义”的解释是：你相信什么，或许它就会是什么。
王云鹏 与 何祖汉舒伯特艺术歌曲《冬之旅》
2021年5月15日（周六）20:00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 境山剧场
舒伯特晚期写成的不朽之作《冬之旅》用二十四首歌曲道尽浪漫主义诗人穆勒那饱含爱与痛的诗意，在德语艺术歌曲领域中具有无法撼动的地位。
男中音歌唱家王云鹏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艺术家、2012年多明戈世界声乐大赛首位独斩三项大奖的中国艺术家，他的声音温暖饱满、富有金属感且极具穿透力。他将联手马来西亚籍钢琴家何祖汉一同以歌声和钢琴交织浪漫主义者的孤独与惆怅。
现正发售扫码查看演出详情票价 ¥280/380/480
2021境山古典音乐季Mountain View TheaterClassical Music Season 2021
境山剧场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 三楼
（深圳市南山区望海路1187号）
出品
主办
音乐顾问赵毅敏 毕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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