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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肯斯坦｜一个哥特式直男癌患者的悲剧
哈姆雷特时间：2016-1-30 9:30
地点：西安音乐厅
弗兰肯斯坦时间：2016-1-30 14:00
地点：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弗兰肯斯坦》诞生于19世纪初，是年仅19岁的玛丽·雪莱创作的第三部作品。作为英国哥特小说滥觞时期的产物，它以情节怪诞和视角独特而大获成功，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被奉为科幻小说的鼻祖。同时更成为小说改编电影的成功典范，诞生了无数衍生作品，成为欧美最深人人心的恐怖形象，在银幕上大放光彩。
小说以墓穴、实验室、陡崖、冰天雪地等异化环境为人物重要活动场所，极渲染恐怖阴森气氛之能事，融人了创造生命的科学实验的大胆奇幻情节，以怪物导演暴力凶杀的骇人听闻的事件为主线，用人造人报复社会这一渎神题材为主要内容，震撼了一代代读者的心灵。然而，深究作品的意味，却不难发现在血腥的外表下隐藏着作者悲天悯人的人性关怀，以及因此带来的强烈悲剧意味。
怪物的命运性悲剧可回溯到怪物的身世，他无父无母，诞生于死尸拼接通电这种不符合自然规律的方式，身体部件来源于墓地，生命原动力也非上帝赐予(这一点是整部小说渎神氛围的源头)，而是被滥用的科学和人类自以为是的狂妄，在基督教社会他是一件纯粹非法的产物，再加上恶心的外表：
“他那黄皮肤勉强覆盖住皮下的肌肉和血管，一头软飘飘的黑发油亮发光，一口牙齿白如珍珠，这乌发皓齿尽管漂亮可配上他的眼睛，脸色嘴唇那可真吓人!那两只眼睛湿漉漉的，与它容身的眼窝颜色几乎一样，黄里泛白，他脸色枯黄，两片嘴唇直僵僵的，黑不溜秋。”使他从诞生的时刻起，就注定了自己不可挽回的、无可更改的被遗弃、遭歧视的悲剧性命运。
人类总是恐怖未知，并将这种恐惧以憎恶的外表表现出来，这种憎恶导致了中世纪大规模的围剿女巫的活动，导致了对吉普赛人长期的民族歧视。而死亡恰恰是生命的终极未知。也就是终极憎恶。有关死亡的教义几乎奠定了所有宗教的基础。在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中人们时常对落入冥界的死者抱有既缅怀又害怕的叶公好龙般的情怀，例如日本神话中原始神伊邪那美因产子死亡，其丈夫原本满腔热情地入黄泉寻妻，在得知妻子已食黄泉饭食并肉身腐败时毅然与之决裂。人们从现实观察到的死后尸体腐败状态进而联想到死者在进入未知领域后必将发生的一系列使他不再属于人类的可怕变化，从而产生了僵尸之类的想象，进而变化出对异类的恐惧。基于这种心理，作为同类的全体人类必将同仇敌忾地憎恶从某种意义上死而复生从地狱还阳的怪物，即使故事中的普通人并不了解这一细节，作者本身作为人类的一份子，并且是19世纪的基督徒，在叙述时已不可避免的融入了这种倾向，从而使怪物命中注定被仇视；而同时，作者作为那个时代深受启蒙运动洗礼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又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起初具有人类情感、事实上与人类无异的怪物深深的同情，并且这种同情即使在怪物作恶的同时也始终萦绕在周围，却对事态的一步步恶化无能为力，矛盾之间形成的张力营造出浓郁的悲剧色彩。
怪物一生的经历由被抛弃开始，在挣扎中品尝无数希望的破灭，它学习人类的知识，迷茫于自身的存在，从渴望人类的认同到有自知之明地寄希望于渴望同类的认同。直到弗兰肯斯坦毁掉最后的希望，他对人类的向往被残酷的现实一步步扭曲为复仇的恨意，并在复仇中将自己也推人无尽的深渊。怪物在不谙世事时是快乐的：“我唯一能辨认的东西就是那轮皎洁的月亮。我凝视着它。心里十分快乐……我常常听到一种悦耳的声音，当我第一次发现着声音来自一种有羽翼的小动物，我心里充满了喜悦。”
怪物动情于自然万物，为所有自然的恩赐而感激涕零，同时也惊叹于人类的发明力，对人类的生活充满向往。对哪怕一间小棚屋都无比赞赏：“我还是被这间小棚屋给迷住了，这儿雨雪透不进来，地上是干的，对我来说，真是个精妙绝伦的居所。”
初识人类后对人类饱含赞美和深情厚，人类带给怪物思想的启蒙，使他渐渐具有人的智慧和情感：此情此景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不同寻常，极其强烈的感觉，一种痛苦与欢愉交织在一起的感觉。怪物的生存阶段暗喻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为浪漫主义者们在论证回归自然思想的合理性提供了模型。弗洛伊德认为文明和爱欲是对立的，人类的文明史，就是爱欲被压抑的历史。也就是说爱欲之被压抑有其生物上的必然性：它本身就具有反社会的性质。因此不是压抑爱欲就是毁灭文明。文明使人异化，失掉了原始的真性情。同样，怪物精神之路也是爱恨转变的道路。这里寄托了作者对文明发展的不安情绪。与其说是怪物体会了知识对人的思想启蒙和精神塑造的重要性，不如说以他的经历表明作者对后启蒙运动时代社会发展方向的质疑。
事实上，作者正是把怪物作为被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遗弃的孩子在描写，他的报复代表了作者自己对父亲以及其代表的家庭秩序的破坏，在父权体制的社会中，对于作为权威、独裁者的父亲，所有人都在内心深处既爱又恨，而人又习惯于放大自身所受过的压迫。童年的压抑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的一生，卡夫卡的创作就是很好的证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反抗贯穿于生命始终，对父亲的复杂情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反抗意识同理智相互斗争的结果，是人类的普遍情怀。怪物与弗兰肯斯坦的关系就是这种斗争心理极端化的产物。 玛丽·雪莱所处的时代，正是整个西方社会处于深刻的历史变革的时期。英法美等国均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哲学等也都有了飞跃的发展。科学技术改变世界的思想已经变得十分流行。当然，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机器工业和现代工业迅速发展，机器生产逐渐取代了手工生产，英国迅速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在这历史转变过程中，科学技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除了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状况之外，还让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和力量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人们越来越惊叹于人的创造力、人对自然的改造力和人对社会的破坏力。人们似乎感到人成了无所不能的神，成了能够创造第二个世界的人。作者敏锐地扣住了时代的脉搏，以科幻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展示了人的创造力科学技术的发明成果对人造成的异化，人不但不能支配自己的创造物造福于人类，反而被置于可怕痛苦死亡的荒诞境地，展现出的原始动机与效果错位的悲剧。
小说具有教训和劝解意义。暗示大自然对弗兰肯斯坦盲目而恶心的创造行为的惩罚和报应，弗兰肯斯坦就是在此时作为人类的典型顺应时代的要求被推至前台，他热衷于科学事物，潜心研究，积极奋进，同时又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盲目自大，疯狂热血不尊重自认规律，妄图取代上帝再创造一个世界，烙上了19世纪特有的印记，渎神意味浓重却在当时语境下被奉为合情合理。弗兰肯斯坦的生活远离象征正常生活秩序的自然环境，集中在墓穴和地下室，正巧妙地暗示了他生活的腐败和异化。玛丽超前看到了以弗兰肯斯坦为精神化身的世界在继续发展的道路中必将遭遇的以弗和怪物的矛盾作为表现形式的悲剧命运，因而使作品成为以揭示现代社会严重异化问题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先驱，是对工业化社会之功利主义幻想的含蓄批评。“它的里面蕴藏着未来思想的胚芽，尚未为人知晓和梦想到的艺术哲学和科学的未显现的开端”。英国当代学者安德鲁·桑德斯精辟的指出《弗兰肯斯坦》决不是对历史绘画和神话中的恐惧的沉思；它的魅力和力量在于它的预见性思考，它是对责任和现在被称为科学的知识系统的一种道德上的探索。
然而，弗兰肯斯坦的失败还有严重的个人性格问题，这也是作为知识女性的玛丽·雪莱所不愿回避的。弗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使他一开始创造怪物的动机就不纯。性格决定命运，弗性格中卑微的因子使他抛弃创造物，没有尽一点责任抽身事外消极等待并且在尚未见到怪物时就认定他是十恶不赦的恶魔，纯粹从个人情感出发判断事物。同时带有令人不快的男权主义的痕迹，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待伊丽莎白上。当母亲开玩笑说伊丽莎白是送给他的礼物时他“真的把伊丽莎白当作我的人。我把人们对她的赞美无一例外的看成是对我个人一件私有物品的赞美，而只要她活在这个世上，她就只属于我一个人。”另外，在面对明知没有罪的女仆被判处绞刑时。他还信誓旦旦的说“我本打算供出自己所做的一切，但当我接到法官们冰冷冷的答复，听到他们严酷无情的阐释，我欲言又止，因为我这样做，只会被人当作疯子，并不能改变我那可怜的受害者的判决”，甚至说“被害所受的折磨远不如我所受的折磨”，诸如此类令人气结的话语层出不穷。犹豫、懦弱、利用巧舌之辩为自己左右开脱，弗兰肯斯坦的性格中的阴暗面从一开始就为整个事件埋下了伏笔，为悲剧推波助澜。有研究者认为这里暗示了对珀西·比西·雪莱的不满，但更应看到的是这是对普遍人性弱点的揭示，经历了作者同读者双向合作、反复咀嚼和内心验证，早已从个人情感的感性宣泄上升到人类的普遍话语，是人文主义思想发展到个人主义导致的人性自私自利，价值判断标准丧失的表现，而并非低级的指桑骂槐。
《弗兰肯斯坦》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本可以因作者自身的女性性别而得到缓解。在父权制社会语境中，女性只有通过解构男性声音方能建构话语权威，当代女性主义学者相信，大多数女性作家在作品中充斥着双重声音。按照波伏娃的观点，女性是被动的，处于从属地位，女性的反抗首先表现出对这种被动态势的逆转情绪。女性作家清楚这一点。因此为满足主流市场的需求她们即会延续传统男性话语中女性的“圣女”形象，叉会在加以改变，将变形的女性形象作为第二种声音在幕后暗示作者真情实感来对抗主流话语。《简·爱》中的疯女人形象就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前提的创作。但是《弗兰肯斯坦》比较特殊，玛丽·雪莱并非以全知视角客观冷静地控制人物活动情节脉络，大多数篇章中，她创作的立场是在将自身隐藏于第一人称的弗兰肯斯坦身后，直接以男性并且是中上层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男性视角看待整个事件，因而缓和了与父权制的矛盾，也就难以创作出类似同时代哥特小说《修道士》中视禁欲主义为无物肆意妄为的妖女玛蒂尔达形象，那部经典哥特小说的作者刘易斯尽管并非女性，却因同性恋身份同样被社会话语压抑，而与父权制话语产生格格不入的矛盾，并因而产生反抗意志。玛丽·雪莱舍弃女性个性化的结果是使得一股浓郁的抑郁感伤气氛贯彻全文，以烘托全文主要矛盾。增强怪物与弗兰肯斯坦悲剧命运的感染力，强化人类与自然、科技与宗教的斗争力度。这种不蔓不枝的写法自然防止了配角喧宾夺主的尴尬。
“哥特”的起源
哥特，是英语词Goth的音译，Gothic一词（意为“哥特式”）即源自该词，原指代哥特人。公元375-568年，欧洲历史上的民族大迁徙时代。在此期间，众多以日耳曼人为主的蛮族部落入侵罗马帝国，并将其摧毁。这段历史上承罗马帝国，下启中世纪，哥特人是活跃于这个时代的主要“蛮族”哥特人是日耳曼的部落，从公元一世纪开始，罗马人就已经知道他们居住在多瑙河的边界地区。当游牧民族从中亚往西边迁移时，哥特人因为受到压力而从该地区撤离，并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是史上首批能够劫掠罗马城的武力。哥特一词当时含有“野蛮的”、“未开化的”、“粗鲁的”的含义。以后哥特一词又包含了“中世纪的”、“浪漫的”、“黑暗时代”的涵义。
哥特小说是18世纪末出现于英国的一种新的文学模式，它以独特的神秘恐怖和浪漫风行一时，环境多为荒郊充满阴森恐怖的城堡，故事往往发生在过去，特别是中世纪，情节充满鬼怪、神秘失踪、暴力、乱伦、幽闭、骇人听闻，甚至常有鬼怪精灵或其它超自然现象、离奇事件，人物多怪异、畸形、变态、阴冷，小说气氛阴森、神秘、恐怖，充满悬念，风格上常常有一定的理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