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白手起家做出一家大型国企，然后把它搞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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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也亲手将三九带到负债高企、濒临崩盘的险境，最终三九被重组，他自己则因“滥用职权罪”获刑一年零十个月。
不过，75岁的他回首往事并不后悔，反而经常引用李敖的一句话：当过兵的和坐过牢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中国制药之王”
赵新先是东北人，1941年出生于辽宁营口，8岁那年，他因被一名老中医治好伤寒病与中医结缘，长大后进入沈阳药学院学习。
赵新先家很穷，到他毕业时（1964年），家里共欠外债600余元，当时一个大学生的工资只有46元。为了替家里还债，他选择参军入伍，因为新兵的工资有80多元。除了工资之外，他还从部队学到三样东西：吃苦耐劳的精神、绝对服从的作风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后来，他把这些带到了三九集团。
“文革”开始后，赵新先因文笔出色被“造反派”吸纳，成为其核心成员。这段经历又让他受到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校领导重视，到1979年，他已升任南方医药局副主任。这期间，他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中医注射剂》专著，在业内影响很大。
彼时，改革开放正在铺开，“万元户”开始崛起，赵新先也不甘落后，他向校领导提议由他带领几名专家创办一家制药厂，部分产品售予本校医院，部分产品推向市场，该制药厂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赚了则向校方上缴利润。
1985年，校方批准了赵新先的提议，拨给他500万元经费、6名医院职工、8名工人，以及深圳笔架山上一块荒地，授命他组建南方制药厂，也就是后来的三九集团。
一开始他们什么都没有，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晚上，赵新先就带工人们睡在铁皮壳子里，用铁锹当枕头，军大衣当被子，望着浩瀚星辰，畅想美好未来。
到了白天，他们拼命地工作，3个月就铲平了15万土方的山坡，建好了两个标准化车间。生产线由赵新先亲自设计，融合了中药生产的提取、浓缩、干燥三道工序，实现了自动化、管道化、密闭化生产，是当时国内第一条中药自动化生产线。
第一款产品是“三九胃泰”，这是一个赵新先参与研制的中药配方，配方源自民间，后经不断增补药物制成。“三九胃泰”这个名字也是赵新先取的，据说他为想出这个名字，两天内抽掉5包烟。
产品下线后，赵新先开始施展自己的营销才华。他先是发动全厂职工探亲访友，向终端用户推销三九胃泰；不久则又改为举办“新产品介绍推广会”，请第一军医大学的专家向各地医药公司、医院以及媒体介绍三九胃泰。后一种方式非常有效，三九胃泰上市第一年就卖了1100万元。
有钱之后，赵新先开始疯狂打广告，在国内创造了众多“第一”，比如第一个请明星代言，第一个在出租车上做广告，第一个到纽约时代广场竖起广告牌，等等。
广告效果很不错，三九飞速成长，在“全国500强”中排名第82位。
1989年赵新先乘胜追击，一口气推出“皮炎平”、“正天丸”、“壮骨关节丸”等中药产品，每款产品的销售额都在一年内超过1亿元。
这些显耀的成就让赵新先傲视同行，被媒体誉为“中国中药现代化之父”和“中国制药之王”。
除了西藏，三九无处不在
1991年，解放军总后勤部（下称：总后）相中了南方制药厂，斥资1亿元从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手中买下其产权，并更名为“三九集团”，仍任命赵新先为一把手。
次年，总后出台了一份《组建三九集团纪要》，要求赵新先按照“跨行业、多功能、外向型”的方针做大三九集团，并分3次将71家军队企业划归三九。
起初，赵新先对于这项政治任务不是很积极，因为划拨给三九的企业大都工业基础差、员工老化、关系错综复杂，属于不良资产，但后来他改变了想法，因为三九在主业上遇到了大麻烦。
由于医药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卖方市场逐渐变成买方市场，产品不是那么好卖了。与此同时，央行还在1993年下半年紧缩银根，导致许多贷款搞房地产的医药公司突然陷入困境，进而拖欠三九货款。在这种局面下，赵新先必须尽快找到新的营收增长点，他觉得通过并购向其他地区、其他行业扩张是一条出路。
1995年底，他开始进行第一次尝试，并购四川雅安制药厂。该厂是国内最早生产中药针剂的厂家之一，到收购前，其产值只有1000多万元，利润只有2万元，难以为继。赵新先斥资1700万元收购了该厂，随后委派三九的一猛将全权经营。一年后，该厂产值达到1亿元，贡献利税2000多万元。
这次成功大大鼓舞了赵新先，他觉得搞并购没有那么困难，只要选对并购标的，再输出三九的品牌和管理，就能很快赚钱，甚至比自己做药还赚钱。于是，他决定推广这次成功经验，于1996年底成立三九投资管理公司，派60员猛将赴全国寻觅并购目标。
当时的宏观环境也支持三九搞并购，因为有一大批国有企业陷入困境，国家希望小型国企能尽快转型，各地首长为减轻财政负担，更是急于寻找接盘侠。这些地方首长特别喜欢三九，因为三九是国企，把国企卖给国企没有政治风险。于是，疯狂的一幕上演了。
赵新先每到一地都被当地领导迎来送往，媒体更是全程报道。一些边远省份等不来赵新先，就派相应企业的一把手跑到三九总部，哀求赵新先“吃掉”他们的企业，一个酒厂厂长甚至给赵新先跪下了。
就这样，在一片颂歌声中，赵新先展开了跑马圈地式并购，在1996年到2001年共并购地方企业140多家。这之后，他不但没有放缓并购步伐，反而更加疯狂，因为他在2000年获得了更加通畅的融资管道，包括三家上市公司、一家金融租赁公司，以及各大银行源源不断的贷款。
到2004年底，三九集团旗下企业已经多达443家，涵盖九大领域，甚至包括一家夜总会，分布在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资产总规模则超过200亿元。
到了后期，对于三九集团而言，并购本身就是发展，一旦停止并购，企业就会爆发危机。
时代广场的广告牌撤了
2003年5月，三九集团悄悄撤下了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的广告牌，以节省每个月12万美元的费用。这成为三九集团陷入严重财务危机的一个信号。
四个月后，一家媒体将三九集团的财务困境公告天下，称其银行贷款总额已高达98亿元，被许多银行逼债。消息一出，那些没逼债的银行也开始逼债，一些银行甚至采取单边行动，直接冻结了三九的流动资金和质押股票，另一些则向法院发起诉讼。
面对困局，赵新先一方面与印尼财团——力宝集团谈判入股事宜，一方面逼宫国资委(1998年，三九脱离解放军总后，划归国资委)，要求其履行“出资人”义务。可惜，他的这两个愿望都落空了。
到2004年5月，各方的角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国资委认为，解决三九问题的最大障碍就是赵新先，于是派党委书记李毅中亲赴三九总部，免除赵新先一切职务。
对于赵新先而言，这只是厄运的开始。
当年10月，最受赵新先器重的三九集团高管陈重猝死，工作人员在清理其办公室时发现了几张巨额存单。随后，国家审计署开始全面调查三九，结果查出一系列财务问题。紧接着，集团副总裁荣龙章、三九生化总经理张欣戎、三九广州医院院长崔崇林、三九工程公司总经理林长兴等三九高管被相继约谈。不久，调查部门又怀疑赵新先曾于在职期间“向境外转移国有资产”，因此于2005年11月将其逮捕。
赵新先完全没有料到公安机关会抓他，他当天正在北京颐和园游玩，心情很不错。被捕后，他被移交深圳梅林看守所关押，那里距离他当年创业的地点只有1000多米。
检察机关本以为这将是一起大案，但查来查去没有查出赵新先有贪污行为，其对赵新先公诉的罪名是“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称其在决策“三九健康城项目”时，“未作评估、未经集团党委讨论、未报上级审批，未进行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超越职权决定或积极推动涉案股权收购协议的签订、履行，致使三九企业集团遭受重大损失，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法院则据此判处赵新先一年零十个月。
赵新先对于该判决结果并不服气，多年后他还称自己被“冤枉”了，但当时，他“在综合考虑之下”没有上诉。可能他也觉得把一家那么好的企业搞成这个样子，的确愧对世人。另外，到宣判时，他在看守所已经待了一年零三个月，可冲抵刑期。
在赵新先受审期间，三九集团也迎来了决定命运的时刻：三家上市公司中的两家国有法人股被出售给两家民营企业，另一个和其他400多家公司则陷入瓦解状态——赵新先的旧部占据着一些重要“山头”，一些边远公司则开始自行其是。
面对这“一摊烂事”，国资委只好寻找接盘侠，向华润集团、上海实业集团、复星集团、德意志银行、新世界集团等招标，最后选择由华润集团重组三九。至此，赵新先的“三九王朝”结束了。
“一人机制”
三九集团崩盘的直接原因是财务破产，而这种财务破产又是盲目并购以及多元化导致的。
三九集团起家于三九胃泰，后来虽然又开发了皮炎平、正天丸和壮骨关节丸等产品，但三九胃泰在整体营收中仍占有最高权重。到了后期，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整个三九集团还是靠那几款产品支撑。
这种局面的形成和长期延续，与赵新先的个人性格以及三九的管理体制有关。
作为一名创业型企业家，赵新先为人坚毅、果敢、乐观，同时也好大喜功。并购雅安制药厂的成功只是特定领域的成功，但赵新先却在并购过程中迅速多元化，开辟了八个新领域。数据显示，他在医药领域的并购有70%是成功的，在其他领域的则多数失败。
赵新先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继承了太多自身无力负担的企业债务。
三九集团的并购方式有三种：承债式、控股式、托管式。其中，第一种需要100%承担债务，第二种需要按比例承担债务，第三种则不承担债务。赵新先最中意的是第三种方式，即输出机制不投钱，但结果却是前两种成了主流。在1996年到2001年的140多起并购中，45%是承债式，35%是控股式，20%是托管式，这就让三九集团的债务快速、大幅增长。扩张之初，三九集团的负债率仅为19%，但到了1998年，其负债率就迅速攀升至80%，到2002年底，则更攀升至92%。
赵新先并非不清楚这些债务对三九集团有害，但他却无力拒绝——全国各地小型困难国企都把他当成“救星”，哭天抹泪地哀求他并购，连当地首长都被派上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对各地首长说“不”嘛。更何况，这个进程是他自己启动的，是他告诉各地首长，只要把企业交给他，他就能创造奇迹。
赵新先一方面给三九集团带来了麻烦，另一方面又在三九内部建立了一套无法抵制这些麻烦的管理体制，也就是传说中的“一人机制”。
“一人机制”伴随三九创立而诞生，也是三九最初成功的法宝。
创业之初，赵新先除了跟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申请了500万元借款，还申请了一项特权，就是上边只管他一个人，而他掌管整个三九。解放军总后收购三九后，这种管理体制被继承了下来。
具体而言，赵新先一人兼任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后来企业改制，他则一人包揽董事长、总裁、监事会主席兼党委书记，公司不设副总，只设党务部、财务部和人事部三个机构，另外，赵新先为自己雇了五个秘书，分别处理具体事务。
在国有企业中，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体制，以至于让外界难以置信。199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视察三九后要求合影，“老赵，把你那些副厂长叫来一起照。”赵新先则告诉朱镕基，“我这没有副厂长。”
显然，这是一种有问题的管理体制，它使整个三九完全成了执行赵新先个人意志的机器。如果赵新先决策正确，超高的执行力当然能推动三九迅速发展，可一旦赵新先决策错误，这种超高的执行力又会成为摧毁三九的利器。
遗憾的是，上级主管部门没有及时纠正这种体制，正相反，它肯定了这种做法，并通过主流媒体大力宣传这种做法，鼓励其他国企学习“三九速度”、“三九机制”和“三九精神”。
有了上级的认可，赵新先对“一人机制”更加深信不疑，也就没有动力推动企业管理规范化、现代化。后来，随着子公司越来越多，赵新先一个人管不过来，于是把一些子公司交给几名副手全权打理，他则只管那几名副手。
这之后，赵新先对于三九的整体状况就失去了控制。一位调查人员说，“三九的财务太乱，对于5000万元以下的资金流向，赵自己也未必清楚。”
对于财务问题，赵新先只有一个信念——他只要不把钱放进自己口袋，怎么干都行。于是，他于2001年启动了一个危险的项目，计划5年投资43亿元，打造一家亚洲最大的健康、休闲和文化中心。
这听上去是一个不错的项目，但三九当时的负债率已超过80%，根本无力负担项目后续资金。所以，当赵新先提出该项目时，连一向顺从的三九团队都发出了反对声音。当然赵新先是不会听从劝告的，为获得项目资金，他又把手伸进上市公司口袋，挪用资金25亿元，后来被证监会点名批评。
这之后，深圳市政府出于多种考虑叫停了“三九健康城”项目，而这又加剧了银行的恐慌，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不过，直到今天，赵新先也不认为自己当初的做法是错的，他辩解称自己当初投下的5亿元，现在光是那块地皮就价值20亿元，替国家赚了数倍利润。
赵新先的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外界对于他的清廉却一致认可。他在职时月薪大约是7000元，被分了一套住房，但没有产权。2007年，他走出看守所后境遇更加糟糕，“工资医保都没有了，上有80多岁的父母要赡养，子女又都靠不上，全家只靠妻子一个人的退休金生活，当初打官司又欠下上百万元的律师费。”
面对困局，赵新先不得不再次创业。2008年，他加盟南京小营制药公司，准备做一个大健康平台，不料邀请他的老板突然转做矿业，把他晾在一边。2014年，他则联合一家风投收购了一家制药厂，自己成为第一大股东，并将公司改名“新先制药”，生产灵芝糖浆。为了打开局面，他还亲自上镜拍广告，在央视四套播放。至于广告效果以及公司发展，由于缺乏相应报道，外界无从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