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再看大国崛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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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发了《2018年，再看大国崛起（上）》，主要分析大国崛起失败的经济、政治、民族因素，今天发下篇，主要分析崛起失败的外交、军事和文化因素，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这是2015年的旧文。旧文新发，老话重提。实际上，我们这个分析，算不上十分严谨。什么是“大国崛起失败”？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个答案。拉美东欧的国家算不算大国崛起失败？贫穷的亚洲人口大国算不算大国崛起失败？我们的研究，局限于几个政府强势、快速追赶、曾经逼近世界霸主地位、最终折戟的国家，也是有我们的原因。
因为案例数量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说总结出了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能说发现一点点历史的共性，供后人参考。谢谢大家理解。
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2015年4月
4. 崛起失败的外交因素
大国崛起成功至关重要的保证是对国际关系的准确、客观、前瞻性判断。后发追赶型大国崛起往往意味着对其他国家崛起过程的参考和效仿，因而制定出仿照他国崛起过程的崛起策略。然而世界历史进程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中，任何以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策略规划都有可能面临失去时代有效性的风险，一旦时代变化而一国的判断认识不变，则有可能制定出刻舟求剑的保守对外政策，以及与时代相反的逆向而动的错误发展策略。历史证明，只有面向未来、走在时代前端而非跟随过往错误的对外政策，才可以保证一国真正走向世界前沿。
（1）高估自身的实力
国家为主导的追赶型国家通常在短短几十年间经历了较高增长过程，这样的发展过程很容易使人过度乐观，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国家地位的提升都使得国民抱有超出一般的激昂情绪。这种情绪可能会带来两个危险的趋向：一是对自身的过高定位；过渡强调认为自身发展具有某种特殊性，进而认为自身民族国家是特殊的民族国家。第二是由这种过高定位催生的过高期望。民众往往倾向于将成功经验线性外推，因而对未来的快速发展盲目自信，这样的预期很容易催生弥漫在整个民族中间跃跃欲试的激进热情。
在一战之前的德国，有政治家写下“德意志种族带来了发展，发展又带来了陆军、海军、钱和权力……一个活跃的民族在它的喉管里感觉到春天的甘汁”i。二战之前的日本，对天皇和国家崇拜的传统与民族独特性和天定命运的观念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极端的爱国主义和扩张的政治文化。这些自我赞许的宣言和盲目乐观的预期，也反映在对外关系上，使其外交政策更具攻击性。
（2）错误地判断国际关系的实质
时代在进步，而大国崛起失败的悲剧往往是以历史模式应对未来。过于计较自己过去未得的利益，不能开发未来可以获取的利益。两次世界大战发动前夕，都存在这样的时代误判。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期，德国都以帝国主义殖民地标准衡量自身，感觉到在殖民地领土扩张方面的落后，提出“阳光下的地盘”纲领和争取“生存空间”口号，不顾自身实力，无节制争取扩张领土xiv。日本在二战之前也深受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影响，认为其唯一的发展机会就是领土扩张。然而二十世纪早期已经面临人类国际体系的转换。十九世纪中期以自由贸易为方式的新经济体系已经建立，只是因为经济萧条才退回保护主义和殖民地经济。德国和日本作为新兴国家，采取了更为落后的应对方式x。不但结果是失败的，就连尝试的初衷本身都是失败的。
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过程正是提出前瞻性世界秩序的过程。美国从未主动追求世界霸主地位，其独立战争之后，一直秉持孤立主义，远离权力角逐的中心欧洲大陆，专注于自身发展，反对欧洲旧式均势，军备也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正是这种国际关系态度和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美国赢得了长时期的和平发展。卷入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也并未遵照以军事征服的方式建立地位的传统方式，而是先后提出威尔逊“十四点”、“大西洋宪章”等国际关系方面纲领性主张，提倡建立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i]。美国对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设想，使其成为仅有的未向霸权国挑战而获得霸权国地位的大国，也在战后为其赢得主导国际秩序的巨大优势。
（3）盲目挑战现有霸权
大国崛起对现有体系霸权国家地位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可能引起霸权国家提前对抗。按照国际关系理论，崛起大国会因为自身原因选择挑战或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选择的理由包括崛起国对自身实力的评估，以及崛起国的冒险偏好等xx。霸权国家对崛起国家可能有几种不同反应：发动预防性战争、制衡或遏制、约束或接触。无论哪种方案，霸权国都对崛起国抱有较强怀疑，希望将崛起国的国力或者国际影响限制在有限的范围，提防崛起大国发动战争或其他破坏性行动[ii]（图5）。由于霸权国家实力仍然高于崛起国，因此提前发动对抗或战争有利于霸权国家，不利于崛起国家。至目前为止，所有以武力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和霸权大国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只有与现有霸权国有限合作的大国实现了权力转移（即美国取代英国地位）。这为崛起国提出了两难抉择：选择挑战霸权面临失败危险，选择向现有霸权示弱又面临被遏制或打击的危险。
图5 大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综述
以一战前的国际形势为例。到了1913年，德国的制造业已经全面超越英国，而在对外贸易和海洋运输方面也已接近拥有庞大海外殖民地的英国。假以时日，英国霸权旁落是大概率事件。不过，两者当时是存在和平共处的可能的。由于文化和民族的渊源，且英国在争夺海外殖民地上和法国、俄国的矛盾更深，英国一度想和德国结盟。但在德国着手建立强大的海军试图拓展海外利益之后，英国为了遏制德国，确保自身在海上的绝对优势，毅然加入了法俄阵营，这对于一战的最终结果是决定性的。
5. 崛起失败的军事因素
大国崛起失败往往体现在军事对抗的直接失败,或者是发动战争失败（德国、日本），或者是军备竞赛对抗失败（苏联）。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大国崛起过程中，国防力量的提升和军事手段的运用对国家统一、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民族意识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对军事手段的迷信和滥用，将其凌驾于国家经济、政治正常的发展之上，则往往是导致大国崛起失败的直接原因。
（1）战略思维上的迷失误导了军事斗争的方向
落后和错误的安全观往往是导致崛起大国军备扩张、引发冲突的重要诱因。德国和日本国土狭小缺乏纵深和资源，俄罗斯（前苏联）发展中长期缺少不冻港，这些地缘政治的突出短板导致这些国家在长期缺乏安全感，诱发这些国家加强军备，甚至以攻为守争取主动，改变了国际军事力量均势，带来一系列连锁的反应乃至军事冲突，反而失去了和平发展的良机。但是实际上，“国家安全”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平衡的结果，而不单一取决于军事。
片面追求军事胜利并被短暂胜利所带来的利益所诱惑，偏离国家长期的战略目标和根本利益[iii]。军事斗争是维护国家现实利益的手段之一，军事上的胜利是“手段”而非目的，其功能和实际作用有限。然而，当国家层面对军事战略缺乏统筹把握时，就可能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以及德国在二战之初，军事上的冒险都获得了巨大利益。尽管当时国内一些人士反对进一步扩大战争，守住既得利益，然而初期军事冒险所带来的利益如此巨大，使得政界军界主流的贪欲不断被刺激扩大，从而逐步陷入“胜利陷阱”，超出资源支撑能力，最终走向彻底的失败。
（2）对军事手段运用的不当把握恶化了国家战略形势
错误的结盟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一战前，德国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盟，这两个国家经济政治均落后保守，而且德国并不想打仗，最后完全是被奥匈帝国拖入一战，意大利还参加了敌对阵营；二战中，德国盟友日本意大利经济实力也比英美苏相差过多i，且盟友之间的战略完全没有协调。意大利把德军有生力量拖入北非战场，而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德国事先完全不知情，只能被动对美宣战。
片面追求军事效益，造成外交和道义上的消极后果。无所顾忌地滥用军事手段，付出外交和道义方面代价，常常使军事胜利变得得不偿失。德国在一战中“先开第一枪”并侵犯中立的比利时，使德国作为一次大战的发动者和“侵略者”，被置于国际法与道义的审判席。后来又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将美国推入对立阵营，最终陷入被动和孤立xxi。
（3）片面突出军事斗争要求，使国家的发展道路偏离了正常轨道
过度发展军工产业，扭曲了经济结构。当后发国家试图以超水平军备与先发国家对抗，就需要以国民收入较大比例投入军备生产，忽视甚至压抑民用部门发展。及至战时，经济结构正常的国家以民用部门作为税收来源，刺激军事工业发展，扩大经济规模；经济结构扭曲的国家将军事储备消耗殆尽，不断压榨农业和一般工业部门则使经济枯竭，被战争拖垮（图6）。二战至最后阶段，德国为军事支出而不断压榨一般经济部门，以致引起反战情绪和经济溃败i。冷战时期苏联将过多资源分配入于军备竞赛，国民收入15%以上用于军事消耗，致使国民经济枯竭，失去持久增长力xxi。
图6 不同类型国家经济结构对战争影响关系示意图
强化了专制集权，扭曲了政治制度。当国家在其政治生活中赋予军事因素以过大权重时，军事上的集权要求就可能反作用于政治体制，促使政治体制走向专制，甚至使军事凌驾于政治之上。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施行了形式上的普选制和代议制。然而，由于军事因素在帝国前期崛起过程中的突出作用，过度抬高了军队地位，使军队游离于正常的政治体制之外，形成了与政府平行的运行机制。中央政府和议会对军队约束力的缺失，使国家难以对国防建设、社会动员以及运用军事手段等重大政治问题实施有效把控，成为政体上的重大漏洞，严重制约了民主制度的健全完善。与此同时，军队的独立地位还使军事与政治、外交形成了两条决策线，使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无法实现协调同步xxi。
纵容军国主义，扭曲了意识形态。崛起中的社会对实现国家富强的急功近利心态，历史遗留的屈辱感，以及既有霸权主导下的不公正国际环境对民众心理的刺激等因素，社会情绪极易走向偏执。军国主义主张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军事化，并将侵略扩张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迎合了这种偏执的社会情绪。当大国处于社会变革尚未完成，社会分配、公民权益和政治民主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历史阶段，统治集团往往对军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持纵容和利用态度，并倾向于将外部斗争和对外扩张作为转嫁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但民众（也包括社会精英）情绪一旦被军国主义点燃，就很可能朝着超出理性控制的方向发展，构成国家战略决策偏差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xxi。
6. 崛起失败的文化因素
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软环境，是一种隐性制度，深刻塑造着一个国家政治（包括军事和外交）、经济、社会的面貌，同时其又被这些因素重新塑造。一个国家的文化阻碍其崛起成功，主要是文化中各因素的负面影响在某个阶段压倒了正面影响。
文化对国家崛起的影响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对价值观念和国家发展目标的影响；二是对集体行为的影响，这种行为是价值观念（偏好）和环境（约束条件）相相结合的产物；三是国内主流文化对一国内部凝聚力、流动性和现代化动员的影响；四是一国文化与国际其他主要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与他国是合作还是对抗。
（1）落后的价值观无法正确引导经济发展
伦理价值取向及其表述的合法性，对于经济发展十分关键。马克斯·韦伯指出，新教伦理中的一些关键要素，如对财富、时间、职业活动的态度，与资本主义精神内在一致，并赋予资本主义以立足此岸、面向彼岸的合理价值观，使理性地追求利润增值的做法被社会普遍接受，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封建文化强化了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和秩序，使得经济缺乏包容性，无法吸收和容纳创新，导致国家失去发展活力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西班牙依靠航海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这些财富主要都被贵族所占有，而资产阶级和普通市民、农民则在这场财富盛宴中所获甚少，难以像英国那样产生工业革命。不仅如此，由于殖民掠夺获取金银太过容易，使得社会上普遍形成了崇尚消费和享乐的奢靡之风，导致长达170年的持续通货膨胀，而本国的制造业、农业、渔业等产业在长期持续衰落。俄罗斯自彼得一世以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受制于宗教和封建文化，一直处于跛行状态，现代化进程时有反复。农奴制和现代化在根本上无法兼容，并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惨败，整个国家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不断挣扎滑落，直至沙皇统治覆灭。
（2）意识形态的专制导致内外政策失当
文化意识形态上的专制，使国家的命运常常寄托于少数领袖身上，引发对个人的崇拜，权力的运用缺乏制约，导致政治（包括军事和外交）上缺乏必要的制衡和纠错机制。一战结束前的俄罗斯、二战结束前的德国，都是有着浓厚封建传统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的重大军事外交决策中，尤其依赖于领袖的才能以及运用理智折樽冲俎，对于领袖所犯的错误，即使被意识到也少有人能够指出并且予以纠正。日本浓厚等级传统，也使得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许多重大决策失误得不到纠正，最终陷入战败的深渊。
价值观的落后往往也导致一国对外行为的失当，失去道义上的正当性。俄罗斯、德国、日本都有长期信奉和崇扬强权和武力，强调服从与秩序，这样的价值观对内易导致专制和压迫，对外则导致军事征服与反抗。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所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将国内的等级压迫延伸到国际上，本质上没有超越盛行的国际丛林思维。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并不必然带来思想上具有前瞻性的创新。德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国，但是却没有随之产生超越当下的新思想，反而催生了纳粹和种族主义的怪胎。
意识形态对抗使得国家偏离正常轨道，导致国家陷入旷日之久的战争和对抗中，挤占了发展的资源。尽管历史上的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斗争总是掺杂着复杂的利益考量，但意识形态无疑成为国家间斗争的重要因素。西班牙通过殖民和贸易积累的财富，成为宗教斗争的助燃剂。1588年西班牙对英国发动的战争，也是以讨伐新教的名义，最终无敌舰队覆灭，标志着世界霸权的转移。
（3）文化现代化不充分阻碍社会现代化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缺乏长期、系统的战略，文化现代化动员不充分，阻碍社会的现代化。一战前的德国和俄罗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在最高层自上而下推动的“西化”（现代化）过程，但是这些依赖少数领袖开明意识推动的西化，均没有妥善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的有机融合问题，主张文化开放的势力与主张本土优越论的势力的对抗主导了文化现代化的日程，忽略了文化融合的长期性和系统性，导致现代意识在许多核心的领域难以注入，留下了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的温床，最终阻碍了国家的现代化。
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缺乏，往往导致严重的社会对立和迫害，不仅侵犯人权和伦理底线，而且加剧了人才和资源的流失。西班牙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破害、法国对胡格涅教徒的破坏，导致大量商业和手工业人才的流失，重创国内经济。威廉一世时期，德国曾不遗余力延揽来自法国等国家的受迫害的新教人才，他们为德国统一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到二战时期，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宣扬日尔曼人种优越论，大肆迫害犹太人，导致大量精英流失，为美国等竞争对手输送人才。
三、大国崛起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纵观近代大国崛起历史，所有国家主导的后发大国崛起都遭遇过失败，而唯一成功的后发大国是没有采取国家主导的赶超战略的美国，且其与英国的霸权转移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这中间的反差值得我们深思。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现实和体制方面的原因，中国一直都采取了国家主导的赶超战略。1978年之后，中国摈弃了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对内进行市场化改革，对外则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了长时间快速增长，但整个发展战略仍然是政府主导进行的。政府掌握了国家大量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资源，国家未来的发展仍取决于政府能否实施正确的战略。与历史上国家主导型大国崛起类似的是，中国也面临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政治制度改革和对外关系调整，能否成功跨越转型区间，避免颠覆性失误，是摆在中国崛起路上的重要挑战。
另一方面，与历史上的崛起大国相比，中国仍处于发展的特殊阶段。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越来越接近于世界第一，但中国生产力水平仍然距世界领先水平相差较远。总量的庞大和水平差距都是近代几次大国崛起不具备的特征（表1），这使得中国必须摸索自身特殊路径。
表1 大国崛起关键时间点崛起国与霸权国人均GDP之比（Maddison历史数据库）
中国[崛起最好的保障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在达到长远战略目标之前，中国应专注于完善自身国家建设。以发展解决对外问题，以发展赢得世界尊重。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和军事发展，也均应在长期发展的大战略下协调统一。
1. 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选择国家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随着经济经济增长，后发优势不断缩小的时候，国家主导分配资源的局限性将日益显现。中国经济经过初步规模型扩张，现已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要向质量型增长过渡的阶段。中国目前仍处于世界产业链分工的中下游，以低技术加工工业和粗放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虽然正在努力向产业链中上游攀升，但仍存在较大差距。此时一方面仍需引进技术、快速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必须增强内部创新能力，实现由学习型向原创型发展模式的转型。创新必须客观可试错，举国家之力投入，错误风险代价太大，必须发动经济个体进行引领和探索。
由国家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需要建设适合于创新型经济的市场环境。完全竞争市场中，只有持续技术进步才有利润空间，因此完全竞争市场具备推动技术进步的固有动力。市场需要促成资本与创新个体结合，除了必须保障资本的流动性和发现性，还必须加强一系列制度建设，促进先进生产力个体有条件驾驭资本，且有条件通过市场获得成功。促进创新的制度包括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普惠式制度支持、完善的商业法律体系、杜绝权力对资源分配的扭曲等等。
以市场作为创新引领，理顺国家与市场关系，才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只有发挥市场的发现和检验功能，才可实现生产力水平持久提升，完成大国崛起由追赶向领先的跨越。国家支配资源具备规模大、摩擦小、统一力强的特有优势，适合于进行方向确定、对社会具有普遍性好处的活动，例如技术学习、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等。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对教育医疗等提升整体人力资源水平的投资变得异常关键，国家支配资源对这些领域进行投资具有无可比拟的效率优势。只有形成市场提升效率、国家促进公平的良性协作格局，才能兼顾效率与公平，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内涵，形成制度创新和国民普遍的精神认同。
2. 政治与社会发展：增加系统包容性
对于崛起大国，想要政治制度长久可持续，必须具备适应社会变化的弹性。弹性衡量政治体系应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的能力。政治弹性较低的国家在繁荣期可以形成共识，在经济外交挫折面前共识断裂，跌入极端主义深渊。凝聚力强的国家国民帮助执政者度过危机，凝聚力弱的国家借由危机分崩离析。
中国当前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怎样使适合于既往经济社会结构的理念和制度重新调整，以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中的新需要。近年来的快速城镇化使中国由20世纪初的农业大国发展为城镇人口约占一半左右的工业化国家，人口结构接近于西欧在19世纪中叶的人口结构（图7）。根据历史经验，这段时期属于社会阶层分化较快、矛盾较多、社会观念变动最剧烈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欧洲很多国家出现革命浪潮，执政者改革尝试遭遇挫败。
图7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社会结构对比示意图
对中国而言，增强政治思想和利益诉求的对话机制对政治稳定至关重要。不同群体思想和利益表达可以缓和极端情绪，避免国家整体陷入极端主义，也可以避免几种不同激进主义将国家撕裂颠覆。
增强政治体制的包容性有利于弥合社会群体分裂，也有助于制定正确决策。包容更多群体和个人声音进入政治决策系统，表达利益诉求，可有利于不同群体之间达成协商，减少对立冲突。思想观念对话可相互中和，形成更温和观点态度，化解敌视情绪，有助于形成并凝聚共识。多声道、多角度政策观点可以使执政者进行科学决策；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群体有助于制定促进生产力进步的政策主张；以多层次社会观点对决策进行纠错制约，可避免产生重大战略错误。
增强政治体制的对话和包容性有适宜的窗口期。繁荣的上升期、国内外和平稳定时期、对执政者较为信任时期，都是增加政治包容性的适宜时期。在此之前分裂过甚，难以和平对话，在此之后国家遇到内忧外患，思想的分歧会因为国家和个体困境而放大至不可沟通。19世纪末德国首相和各政党的犹豫错过了帝国议会化的最佳时机xi，大正到昭和年间日本的改革尝试摇摆不定，权力最终落于军事行政官僚系统x。中国想要避免德国日本的悲剧命运，必须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抓住和平稳定的机遇窗口期，增加政治体制包容性，增强政治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最终完成由特殊追赶期向常态稳定期过渡的政治转型。
民族政策方面，应加强融合而不是区隔。中国汉民族占人口绝对多数，但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且少数民族聚居在特定地区，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的风险并存。无论是国内民族政策，还是对外民族主张，普遍主义观念都优于特殊主义。需要以“公民”概念优先于民族身份的概念，以对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的认同优先于对民族使命的认同，只有将自身首先定位为一国公民，才不会让狭隘的民族冲突成为影响国家命运的矛盾来源。达到这种目的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鼓励融合。首先是淡化弱化民族地理疆界，鼓励民族聚居地流动融合；其次是鼓励民族间经贸往来、文化往来，以达到精神世界相互融合；最后是希望自然发生的血统间融合将民族边界消融，让国家成为民族群体的熔炉，共同孕育出包罗万象的文明。中国古代历代民族冲突最终都靠融合纳入中华文明。对于大国崛起，最重要的是以文明凝聚力代替民族凝聚力。文明，是一国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社会关系、价值哲学等等多方面的综合，是历史多民族的贡献和融会贯通。强调文明而非民族，也是中华古典文明一以贯之的做法。在文明中发掘信任、尊重、平等的价值理念，不仅有益于解决民族矛盾，更有利于一种文明在当今世界中被他人接受，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 对外政策：引领先进国际秩序
历史证明，大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始终和经济实力紧密相关。只有经济总量和生产力水平的全面领先才使得大国明确成为世界霸主，地位转换水到渠成（美国取代英国）。对中国而言，追求世界体系中地位需要与自身发展相结合，切不可盲目激进、操之过急。在生产力水平达到世界前沿之前，中国的首要战略目标仍然需要是和平发展。
为了实现长期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首先要处理好与现有霸权国关系。崛起国实力的相对上升引起霸权国地位的相对下降，因此霸权国有可能对崛起国采取遏制策略。此时直接冲突对抗不利于崛起国自身发展，因而崛起国应在保障自身基本利益的条件下，寻求与霸权国的合作共赢，达到长期博弈的理性路径。合作博弈的信号释放需要博弈双方在重要事务上合作利益大于分歧。因此，中国应积极寻求与美国在双边、区域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机制化、常态化，将双边关系锁定为长期重复博弈关系，增强中国和平崛起的可预见性。
中国其次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大国崛起过程往往引起周边国家警惕。大国国力提升意味着周边国家国力相对下降，这使得周边国家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形成对抗大国崛起的反对联盟并拉拢区域外大国参加。对崛起国来说，和平发展时间越久、实力越强，其话语权越大、越有利于崛起。因此在崛起过程中暂时搁置区域性争议，减少区域纷争，则有利于降低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崛起大国需要始终把外交关系置于内政战略、国际关系体系中整体衡量，做出最适合自身长远利益的抉择。短期利益、霸权国故意挑衅、以及与个别国家的个别冲突，都有可能左右崛起国短期外交策略。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处理不当，则有可能因为短期策略偏离而引发后续策略整体偏离，继而使得中断发展路途，长期战略失效。
中国应在现有国际秩序框架中延续发展，并积极拓展现有国际秩序。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国，得益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国成功拓展了国际市场中的份额，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破坏现有秩序体系并不符合中国发展利益。对于目前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中国应当积极寻求内部改革，推动建立向全世界开放的新型组织和协定，完善国际法规和制度。此外，在内部改革求之不得时，有节制地建立对现有秩序具有补充性和建设性的平台和机制，也有助于赢得国际支持，减少与霸权国家的潜在冲突。
尽管人类历史进程出现反复和曲折，但是世界秩序总体方向是更文明理性，一个成功崛起的大国，必须是更先进文明、更先进理念的建立者。近代早期的野蛮资本主义随着主权国家体系建立被各国摒弃，帝国主义时代瓜分世界的浪潮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偃旗息鼓。美国崛起成为世界性霸主，最重要是主导建立以协商作为秩序来源的和平机制。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虽仍有诸多不完善，但其整体趋势得到多数国家认可。未来引领世界的国家也必须能代表先进文明，提出更合理有效的国际治理机制，完善国际法律体系，尊重多元发展方式和道路选择，加深世界各国相互尊重，以更文明方式构建并维持国际秩序。
4. 军事：为国家大战略保驾护航
大国崛起需要军事力量提供保护，然而军事力量发展不当又会给国家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最重要的是度的把握，而更深层的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要的大局判断是“大规模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新时期尽管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但是此大局判断仍然没有逆转。在此前提下，应以自身长期稳定繁荣为发展大局，以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保驾护航。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应服从于国家战略，与外交经济领域斗争统筹同步xvii。
现阶段中国仍应把握有限的军事战略目标，并使之与经济发展匹配。中国的国防实力、国防建设资源仍然有限，在目前发展阶段，仍需要循序渐进、注重基础xvii。现代国家的军事实力受到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工业革命之后，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大国战争结果。大国之间的战争是正规军之间的持久战，战争装备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后勤供应和财政对军费的长期支持成为决定战争成败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拿破仑战争后的所有大国战争，均为人均GDP较高国家所在一方联盟获胜，这反映出大国持久战对于生产力水平的直接依赖。只有生产力水平极相近的战役才更多由军事因素决定（普法战争、日俄战争）。这表明大国军事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第一前提。
军事投入不应超出经济健康发展适度的范围，大规模军备竞赛弊大于利。首先现代战争技术更新极快，提早军备在战争期容易过时落后i；其次，军备多寡只能决定战争初期的实力对比，战争中生产的能力才决定战争结局的实力对比（图8）。第三，军备竞赛可能导致大国失去对战争时机的自我把控。真正的大国应有能力选择战争时机，根据自身利益决定参战与否。然而超强军备竞赛会引起竞赛双方互相恐惧，任意一方无法接受被动风险，最后可能被非触及核心利益的细小事件拖入战争（如一战爆发）。最后，超比例的军事投入必然榨取非军事部门资源，极端情况下容易引发底层动荡和社会革命。
图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收入和军备情况。（数据来源：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新时期中国军事建设应秉持正确义利观，以保障和平发展和世界正义作为目标。在和平崛起的发展框架下，中国军事建设的主要目标不应是寻求军事霸权，而应当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公民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与自由为目标，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应明确军事手段不是解决经济困难的恰当办法，也应明确中国军事发展不是以领土占有和掠夺为宗旨。中国以自身道义行动打消“中国威胁论”，将对崛起之路构成防护。中国的国防军队建设，可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重要支撑xvii，从而有助于中国成为新时期领导型大国。
5. 文化：构建普适性价值体系
大国崛起需要系统的文化准备，才能同时赢得国内和国际的认同，并为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以及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夯实基础，消除大国崛起路途上的各种陷阱和隐患。
文化准备的核心是提出具有普适性和前瞻性、能反映中国身份和视角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目前我国已经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但要走的路还很长。价值观只有直观易懂、深入人心才有生命力，反映当前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迫切需求，这需要对各国对内、对外的价值观进行总结梳理。作为全球新秩序的倡导者，从当下国内发展以及国际格局变化的趋势来看，我国宜将“机会公平、包容共享”作为核心的价值观倡议。机会公平强调过程层面的平等，包容共享强调发展结果层面的公平。公平中也包含了“代际”的公平，因此也涵盖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包容中也包含了“自由”要素，内在地要求尊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选择。在我国迈向现代化国家的未来数十年里，“可持续”、“多极化”、“多样化”、“公平发展”将成为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共同诉求，并且有别于过去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追求的那种依靠掠夺和殖民、追求霸权、依靠经济和武力搞价值观输出的做法，也符合我国当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诉求。
在文化发展上，需要有定力、自信和耐心，在坚守价值底线的前提下，允许不同的观念和理念、方法和文化形式充分传播、竞争，没有开放性就没有包容性，也就谈不上真正的百花齐放。要充分认识并坚持将“开放”作为促进文化繁荣和保持活力的第一原则。文化的僵化和退化源于封闭自守，没有开放，就难以吸收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价值元素，只有打破包括在价值观外壳之上的意识形态外壳，才能实现国内与国外、历史与当下、以及国内不同族群之间不同文化的有机融合和更新。过去十多年，将西方以及印度、日本、俄罗斯制度与文化过度美化并且对中国自身的制度和文化极度贬低的做法在舆论场中十分受欢迎，这实际上是对外开放不充分的产物。2010年后，随着中国居民更方便地在国际上开展商务和履行，大量事实和信息在国内媒体和社交网络上传播，中国普通居民正在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和体制的优点，并重新构造对国家的认同。需要注意的是，面对价值观念的竞争，要注重话语体系的对接，在共同的概念平台上正面对垒，避免将公认的价值观念和规范贴上“西方”或“敌对”的标签，而另用一套国内和国际都无法理解的话语，导致误解、错判甚至失去道义上的正当性。
在文化传播和推广的过程中，国家需要隐在幕后。需要研究“精明传播”，借助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塑造本国文化形象，传播核心的价值理念。国家/政府的身份太强化，目的和指向太直接，反而容易因为官僚化的运作导致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的效果。国家的角色是在法治的前提下，捍卫人类价值底线，通过良好的治理为文化的繁荣提供制度基础设施。
在经济领域，需要倡导“诚信”、“敬业”的商业伦理和“创新”价值取向，同时坚持儒家文化圈内的优秀商业文化。假冒伪劣盛行、产品和服务质量低端化、创新不足是困扰当前中国经济的顽疾，这些需要通过强化“诚信”、“敬业”、“创新”等商业伦理和价值取向来解决，并需要将文化这一隐性制度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等显性制度相结合。与此同时，儒家文化圈经济体传统中关于“勤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传统价值观念应该继续保留和发扬。
在社会领域，文化工作的重点是增进社会团结。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会出现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尖锐利益冲突。不同族群在文化传承过程中，需要审慎处理好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平衡。要吸收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等国家的教训，需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将文化的社会团结功能放在优先突出位置，避免僵化、静止地理解民族特色和传统继承。与此同时，在推进不同族群文化融合时，注意科学运用手段和策略，避免适得其反。
在政治文化上，应继续将反封建作为重要任务，发掘和吸收传统和外来政治文化中的优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我国是有着长期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传统的社会结构有了根本性的调整，也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但是在政治领域，与封建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家长制作风、人身依附、条块割据等现象还突出地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发展成于一人、毁于一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是我国迈向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须克服的障碍。发掘和坚持传统政治文化和政府伦理中的积极因素（如“以天下为己任”、“仁爱道德”），借鉴吸收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政治文化要素（如分权制衡等），推动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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