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陈独秀是汉奸吗？

内容摘自《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评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并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一书中的谬说》第九篇《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查看第九篇全文，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至于说陈独秀或托派是不是汉奸的问题，在唐著(唐宝林《陈独秀全传》)里用了不少篇幅批判共产国际和王明、康生两人的所谓诬陷，还对《解放》杂志、《群众》杂志和《新华日报》进行了批评。其实，更早提出托派汉奸问题的是鲁迅。早在1936年6月，在鲁迅病重时，托派头面人物之一的陈其昌以为可以利用鲁迅与四条汉子之间的一些矛盾拉鲁迅跟他们托派走，于是给鲁迅寄去了一些托派刊物，并给鲁迅寄去了一封信。该信如实地反映了托派对中国革命和和抗日战争的看法和他们拉鲁迅下水的意图。信中写道：

　　“鲁迅先生：

　　“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繆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写这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又为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谬尼斯脱又盲目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给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分子无不拥护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Reds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做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经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值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盘被的‘新政策’。但恰因为此，现在我们受到各投机分子和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沦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X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

　　“健康!

　　“陈XX  六月三日”(转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608页)

　　鲁迅是什么人?他的头脑有马克思主义的武装，看问题尖锐深刻，一眼就看清了陈其昌来信的恶毒用心，这封信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的痛斥。他在回信中写道：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骂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前面刚刚引过此内容，从略)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引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言，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吗?这绝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拿这一手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版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绝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鲁迅全集》第6卷，第609-610页)

　　鲁迅在回信里没有说托派是汉奸，但是他说托派的“最高超的理论”“不免要从天生掉下来，掉到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这个“最不干净的地方”也就是最肮脏的地方，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在这方面，鲁迅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陈其昌寄给鲁迅的托派所出版的《斗争》《火花》等刊物并不像唐研究员们所说的那样——“绝大部分都是油印的”，实际上，油印的只是一些传单，而他们的机关报刊和小册子却是很正规很整齐的铅印出版物，其经费究竟从何而来当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问题还在于，鲁迅指出他们的刊物所宣传的内容，是“受到日本侵略者所欢迎”而“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的，并且还是“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的;如果把这些加起来，这究竟是什么言论和行为呢?这不是汉奸言行又是什么呢?

　　这里还有必要说一说陈独秀在抗战开始以后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前面我在批驳唐研究员关于“陈独秀是提出‘持久战’第一人”的说法时就已指出，陈独秀在一些文章里大谈敌强我弱，散布失败主义的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亡国论。这明显是一种受日本侵略者欢迎而不受中国人欢迎的汉奸言论。问题是，他一直在宣传这种失败主义的主张。比如，他1938年写了一篇题为《准备战败后的抗战》。文章说，“我们不但现在要援助政府对日战争获得胜利，即令将来政府军一败涂地，我们还是要继续抗战，不应该因战败而灰心丧气。”文章还现身说法，说什么，“我半生所作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我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失败和最后的失败，我对于此次抗日战争也作如是观。在卢沟桥事件发生之时，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这一回做法真要抗战了。我说：这是应该的。他说：开战后胜败如何呢?我说：军事上会一败涂地。他说：你既然明知会败，又何以主张抗战呢?我说：明知必败而战，才能够战胜，若认为必胜而战，结果只有战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页)文章还说，“单靠政府手中所有的一点飞机、大炮、坦克车，不但非日本帝国主义全部力量之敌人、即比它在整个国防计划上所能够加于中国作战的一部分即其三分之一，也还相差很远，以此抗战，不啻以卵击石，不待开战，胜败已可逆睹。我们必须先见到这一胜败的必然性，然后才不妄自尊大，才会诚心诚意的结合与国(特别是苏联)，获得必要的军器，才会坚决的发动民众运动，宣传全国民众的抗日洪流，以补足我们致败的缺点，以达到持久战、消耗战之目的，使敌人知难而退。”(同上)这样的诡辩，正像鲁迅早在1936年时就说过的，真是一个“高超的理论”!应该说，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有客观的标准，并不是以个人承认或不承认为转移的。大革命失败了，你不承认行吗?抗日战争是胜利还是失败也必须用客观实际来衡量，而绝不能以主观的判断来衡量。日本在武器等方面固然有其优势，但是，根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的分析，如果全面地看，长期地看，它也有许多致命的弱点，我们虽然不能速胜，而必须经过持久的战争，但最后的胜利却肯定属于我们中国。问题是，个别战役的胜败并不能说明整个战争的胜败，但是它也会对整个战争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初战对以后的影响很大，所以毛泽东很注意这个“慎重初战”的原则。陈独秀用唯武器论的观点，坚持“战必败”的失败主义的立场，准备战败以后对日本继续抗战。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令人匪夷所思。在战败之后，中国已经“一败涂地”了，已经亡国了，哪里还有继续抗战的力量?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所谓“从与国”(特别是苏联)身上，但是，他又坚持反对斯大林，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甚至说苏联是法西斯国家，如此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态度，又怎么会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呢?也正如鲁迅早在1936年所说，他的这套高超的理论只能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而中国的老百姓是绝不会欢迎这些理论的，称其为汉奸理论又有何不可?唐研究员在这个问题上把批判的矛头集中于王明和康生身上，这当然是很方便的，因为王明在上世纪40年代的整风中曾经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来他又不愿认错，跑到苏联而不归国，早已成为一个反面人物的典型;而康生在生前和逝世时虽然受到高度评价，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却被重新评价，成为一个彻底被否定的人物，把罪名加到他们两人头上，当然是再方便不过了。但是，不要忘记，在当时，在30年代，他们曾经是共产国际的执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且在他们回国前夕，斯大林还曾在1937年 11月11日召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他们两人以及准备接替他们工作的王稼祥一道到到克里姆林宫谈话。斯大林曾十分强调地说，“‘要用一切手段加强对托派的斗争’(决定中的话)，这是不够的。托派必须要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是恶毒的法西斯走狗!”(《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而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的记载，就在四天前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时，斯大林还曾就包括肃清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内的苏联国家的敌人问题发表过重要意见。看来，所谓汉奸问题并不是如唐研究员所说的那样是王明和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而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要求。问题是，斯大林为什么对托派如此仇恨?这当然不能用两人的个人恩怨来解释。这只要看一看鲁迅对托派所取的态度就可以了然。关键在于，托洛茨基所做的一切正是世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所欢迎的，正如中国托派的所作的一切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一样。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苏联，指向各国共产党，指向共产国际，指向斯大林，而不是指向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反共产国际和反斯大林的一支别动队;对于这样的敌人，难道不应该与之坚决斗争吗?难道不应该将其肃清吗?我们革命的对象既然是世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那么，对他们的帮凶和走狗难道还要讲什么情面和客气吗?!

　　这里，我觉得很有必要对于康生1937-1938年间发表于《解放》周刊第29-30期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一文作一些讨论。该文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党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的合作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方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派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双簧戏。”(转引自尼司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21页)

　　此书编者尼司对陈独秀是比较同情的，他引用康生文章的这些话时说它们“令人看了惊异的话”，但是他也承认，“陈独秀数月以来，逆来顺受，连起码的声辩也没有。有人去问他，他也不怎么表示，一般人也觉得奇怪。”(同上)这显然不符合陈独秀的性格。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他显然有难言之隐。因为，1931年时离他加入托派的时间还不久，对托洛茨基还相当崇拜，托的有关世界革命的理论对他还有很大影响，而那时的托派由于反对斯大林，和苏联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已经破裂，在经济上又十分拮据，活动经费根本没有着落，因此通过旧时相识、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高官的亲日派汉奸唐有壬(唐曾在1919年在北大任经济系教授，“九一八”时任交通部次长)从日特处获得每月300元津贴也不会嫌其少，况且还有“待有成效后在加之”的承诺在后呢。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看到唐研究员拿出什么事实来进行反驳。而另一位陈独秀的研究者任建树在其所写的《陈独秀大传》一书里对此则作了否定的分析：一说是康文没有指出时间地点人物，殊不可信;二说是300元津贴数额太少，也不可信;三说是“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不像日本人的语言，日本人是不会说自己“侵略中国”的。我认为任建树说的这三条理由都难以成立。第一，这里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谈判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时间是在1931年“九一八”日寇占领了东三省以后。地点是在上海。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托派中央正好就设在上海，而唐有壬也在上海与日特川岛芳子作了情报交易。至于人物，康文也明确指出了陈独秀、彭述之和罗汉代表托派中央，而唐有壬代表上海日特机关，都有名有姓。何言没有时间、地点、人物?第二，日特机关每月支付300元津贴，这数额看似很少，但是，在1932年时这300元大洋其实并不是一个小数字。1930年，北京社会调查所曾经对2000多户工薪收入家庭进行调查，其平均收入只有16块大洋。当然，作为活动经费来说，是偏少了一些，但是，陈独秀等托派当时已经十分穷愁潦倒，有文章说陈独秀在没有钱花时常常跑到东亚图书馆汪老板(汪孟邹及其侄子汪原放都是他在安徽办《俗话报》时的老熟人，后来办东亚图书馆陈独秀也是股东之一)处去磨磨蹭蹭，汪知道他没钱了，就拿些钱给他，当然这些钱后来陈独秀曾用重印《独秀文存》的稿费给还了。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就是津贴的钱不多他也是会接受的。实际上，任建树在其所著《陈独秀传》里也曾说过，“‘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印油印的费用，主要靠陈独秀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筹措的。(任建树：《陈独秀传》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我们知道，陈独秀曾在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唐有壬也是那时到北大任经济系教授的，他们之间既有同事之谊，陈当然也会利用这种关系去筹款的。第三，所谓“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并不是日本人谈判用的语言，而是托洛茨基对中国托派的指示和要求;实际上中国的托派即使没有这个津贴也是这样行动的。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都是针对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的。在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当机立断，主张不杀蒋介石，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抗日，而托洛茨基则与之相反，把中日战争说成是蒋介石与日本天皇之间的战争，因此提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这样极其错误的口号。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国托派对抗日根本不积极，他们的所谓抗日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搞的是假抗日，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陈独秀之所以在康生文章发表以后几个月都不出来讲话，他的朋友们之所以觉得他逆来顺受，感到很奇怪，其原因就在于，陈独秀要否定这些事实，也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因而只好选择“开口为银，闭口为金”之一途了。直到1938年的3月16日他的同乡、故旧和一些有亲日倾向的国民党政客才拼凑了一个只有九人参与的公开信，想助他一臂之力，但这个公开信也未能对康文所揭露的基本事实提供任何反驳的材料，说的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而已，因为他们并没有将康文提到的事实进行真正的辩驳。。

　　在这方面，尽管唐研究员一再为之“辩诬”，但对于上述基本事实同样也没有拿出任何足以否定的证据来。这里还要说一说康文所说的唐有壬其人。唐有壬早年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回国后曾任北大教授，以后又于1924年创办《现代评论》，后进入国民党政府做官，先后任交通部和外交部次长。其亲日倾向十分明显。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唐有壬曾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上海中央银行业已濒于破产的情报及国民政府希望停战的迫切愿望。此类信息殊具战略意义，致使日本在优势条件下结束了“一二八”战争。事后，唐有壬受到追究，而他居然藏身于川岛芳子宅内，时间长达两周之久。他还与华北大汉奸殷汝耕一道搞汉奸外交，致使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造成了中国巨大损失。此人深为中国广大民众所痛恨，于1935年12月25日被中华抗日锄奸团击毙。托派与这样的汉奸进行谈判，收取其津贴，实可谓是狼狈为奸，乃一丘之貉，而为彼等进行所谓“辩诬”，则是完全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唐研究员还引用了新版《毛选》的注释作依据。注释说，“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毛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70页注释)请注意，这里是说“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不就清楚地揭露了托派的抗日只是“宣传上的抗日”或口头上的抗日，而不是行动上的抗日;而在行动上，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在行动上，充其量也就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连国民党也不如，因为他们也反对抗日的国民党。而唐研究员居然看不到《毛选》新版这个个注释的实质，说什么这个注释“第一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并指出了说托派是‘汉奸’‘反革命’的来源，实际上也是非正式地为托派平了反。”(《全传》，第012页)这样的解读真让人啼笑皆非。明明注释说的是托派只是“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但是到了唐研究员那里经过斩头去尾的手术后就面目全非，变成了“承认托派是‘抗日的’”。试问，这么一个只是“宣传上主张抗日”而在行动上“攻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托派，我们能够承认它是真正“抗日的”吗?当然，这个注释说“共产国际流行着中国托派和日本帝国主义 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这个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共产国际是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领导机关，而不是清谈馆，更不是街谈巷议之所在，它在世界范围搜集情报，为的是指导各国的革命斗争，而绝不只是在那里清谈一番而已，用“流行着”一语显然有欠准确，也是很不严肃的。当然，他们的情报也可能会出现不准确的问题，像在1930年初发布的毛泽东因患肺结核而病逝的讣闻就不确，但这绝不是什么诬陷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就是从陈独秀给托洛茨基写的一封汇报情况的信里也可以看到，中国托派言行的反动性质。他在1938年11月3日(另一处写为1939年X月，由于此信译自托洛茨基档案，后一个时间很可能是托洛茨基收到此信的时间——引者)写给托洛茨基的信里曾经谈到中国托派的现状，特别谈到了所谓“极左派”的种种问题。这里要顺便说一说，在陈独秀和托洛茨基的语言里，都把“极左派”和“极左主义”一词当作贬义词使用，现在一些人讲话写文章也有类似情况，开口闭口“极左派”如何如何，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用语里，“极左派”指的就是共产党，是一种很正面的说法。恩格斯在谈到社会党作为独立的政党与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参加同一运动时曾说，“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不能使我们满足，它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极左的、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进军的反对派。”(《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恩格斯的这些话不仅对于我们理解“极左”一词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无产阶级革命派愿意和其他阶级的革命派联合起来参加某一个革命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胜利并不是他们的最后胜利，作为极左派，一切胜利都是有阶段性的，在达到今天的胜利之后，它们还要继续不断地革命下去，直到消灭一切阶级，消灭......，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是有阶段的，共产党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就体现了革命的阶段性;但是，革命也是要不间断地进行的，是没有止境的。大家知道，毛泽东就说过，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也还是要继续革命。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原理的。在陈独秀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曾经讲到托派(他称作是“极左派”，即,不包括他在内的那些托派)的种种表现：“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释的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狭窄，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6-297页;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实际上，陈独秀指出的托派的这些表现，正是基于托洛茨基本人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看法和主张而产生的。因此上海的托派临时中央委员会在收到陈独秀的信后并没有把它及时转给托洛茨基，而是将其搁置了下来。几个月后，由于托洛茨基急于成立所谓“第四国际”，并且很想让陈独秀这样一个在中国和世界都有些名望的人物进入其“总理事会”，让他充当相当于片山潜(日共创始人和领导人)在第三国际里那样的角色，于是写信给上海托派临委，很关心地问起陈独秀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托派临委决定给托洛茨基写一份报告，和陈独秀的信一道寄给托洛茨基。这样，双方的观点就同时一起放到了托洛茨基面前。唐研究员在《全传》中说：

　　“一方面，托氏不得不承认，中国托派临委抗战路线基本上符合他的思想和指示，另一方面，因为他有了以上对陈独秀的观察和了解，对陈独秀信中的意见也不能不重视，于是他采取折中方法，调和两个极端，十分审慎地表示：‘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的老朋友(即陈独秀)对于他们严斥是否正确。’”(《全传》，第833页)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托洛茨基优柔寡断、慵弱无能的特点。同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陈独秀自己在给托洛茨基的信里批评了中国托派临委的不积极抗日的种种错误说法和做法，反映了群众骂他们是“托派汉奸”确实是事实，而且连陈独秀自己都看到了托派宣传的观点已经到了不敢与群众见面的程度;而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中国托派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按照他的指示行动的，甚至连他本人都不能确定这些指示是否正确。既然如此，那不正好证明，共产国际和王明与康生揭露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主张的确是事实而并非是“诬陷”吗?

　　必须强调的是，首先指出托派的所谓“高超理论”“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的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鲁迅;鲁迅还指出了他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并且对于他们印刷很整齐、很正规的机关报刊等出版物的经费来源提出了质疑。只是在一年半之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才指出了托派“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奸细，是恶毒的法西斯走狗!”并且发出了严厉的追捕、枪毙、消灭托派的指令，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回国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乃是理所当然的组织行为，是无可厚非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他们二人“诬陷”陈独秀的问题。实际上，《解放》、《群众》和《新华日报》等党的机关刊物和报纸批判托派是汉奸也都是组织行为，而绝不是王明和康生两人的个人行为。我们知道，延安的《解放》周刊是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康生当时在社会部工作并未担任重要职务，但那篇长文被置于《解放》第29期的第二篇(第一篇是洛甫即张闻天的文章)，并且还在上面连载到30期，肯定是经过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同意才发表的。毫无疑问，它代表的是中央的意见，而绝不是康生个人的意见。唐研究员对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批托的观点未敢公开完全否定，却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手段，大谈什么此信不是鲁迅亲笔写的，而是冯雪峰代笔的，说此信“与其说是鲁迅的答信，不如说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冯雪峰的答信。”这是对鲁迅的污蔑。鲁迅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只是由于自己生病才让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思想观点写成这封信。既然此信事先得到了鲁迅的授意，事后得到了鲁迅的点头同意，那当然就是代表了鲁迅的观点。而鲁迅生前把它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就更证明了此信表达是鲁迅的观点，唐研究员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显然是徒劳的。唐还说什么，鲁迅点头同意，“这与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一是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对已经形成社会共识‘谣言性的舆论’的无奈与勉强的认同;二是对对托派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否定。”(《全传》，第785-786页)唐说鲁迅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无奈和勉强认同了某个共识，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托派送去的的机关刊物《火花》和《斗争》里的文章就可以清楚地证明托派的政治倾向;而托派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实自然也遭到鲁迅和全国人民的否定也证明了这一点。唐研究员的两个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至于他把重点转移到王明和康生二人身上，是因为此二人在当今社会已经是被否定的人物，所谓“墙倒众人推”，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后来某些中央下属单位工作人员和读者的赞成，说得不好听，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学术投机行为罢了。不过他的这个目的并没有能够达到。实际上，无论是中央宣传部(它只是党中央的一个职能部门)，还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它只是党中央下属的一个研究单位)都不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都无权改变党的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所作出的历史结论;要改变历史上所做出的结论，必须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党的中央委员会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唐研究员还借机恶毒地攻击毛泽东，胡说什么“毛泽东不敢得罪斯大林，继承了王明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衣钵。”唐研究员是研究历史的，当然不会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和中共是一种上下级关系，下级服从上级是民主集中制这个组织原则中的一项原则，难道中国共产党可以不遵守?毛泽东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但是在他受到组织处理时，他从来都是按组织原则办事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敢不敢得罪人”的问题。应该说，“怕得罪人”或“不敢得罪人”本身就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心态，有这种心态的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这样一种极其恶毒的语言加之于毛泽东乃是对毛泽东的一种污蔑!而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事实上，托派的言论和行动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而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坚持抗日的人民大众的。这个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人们称托派是“托派汉奸”，这一点甚至连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里都写得很清楚，唐研究员又有什么理由去否定这个事实呢?

　　唐研究员还在书中大谈中共批评“托派汉奸”的负面作用是如何大，其实站出来为陈独秀辩护的人少得可怜。所谓九人联名信，这九人的知名度其实并不高，其中知名度最高的竟然是汪精卫在南京组织的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周佛海、陶希圣这样两个大汉奸。由这样一些早就准备投敌的大汉奸出面为陈独秀辩护，只会使被辩护的托派陈独秀蒙羞，怎么会“在道德上对中共伤害最大”呢?当然，写九人联名信中也有像张西曼这样赞成中苏友好、思想比较开明的人，但是，一来他对托派和陈独秀的了解很有限，二来他没有像鲁迅那样的火眼金睛，没有看穿托陈的本质，《新华日报》批评他“不容含糊小心上当”其实是对他的爱护;如果像唐研究员所说使他“气得生病一场”，那就太没有政治家的风度了。参加九人信为托陈辩护的还有一些人，有的是同乡，有的是故旧，只是出于“友谊”的考虑;还有的是国民党的政客，还有的是从共产党里出来的的脱党分子，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本来就不怎么样，写这样一个联名信又能有多大影响?更有意思的是，九人中有一位林庚白，《全传》说他是在“遭到《新华日报》的一个无理反驳后竟然公开动摇”，“特郑重声明，本人于该函之内容，完全不能同意，应不负责任。”(载《新华日报》1938年3月16日，转引自《全传》，第827页)《全传》的这一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林的声明是在九人信见报的当天写的，原因是他见了信的草稿后曾经提出修改意见，但后来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这才写信声明不对此信负责。我们知道，这位林庚白，乃福建闽侯人氏，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早年曾参加南社，与柳亚子过从甚密。柳亚子是国民党的著名左派，一贯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且崇拜毛泽东。林也受其影响，对毛泽东很崇拜，认为毛泽东必将是未来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柳亚子曾被郭沫若誉为“今屈原”，而柳对林的诗也很欣赏，认为其诗可比肩于清代的龚自珍。因为同乡的关系，又同为诗人，林与郑孝胥的关系也很密切，20年代时曾称郑诗为中国第一，而他自己的诗为中国第二，但10年后，郑孝胥当了伪满洲国溥仪的总理兼文教大臣，成为汉奸，他即看清了郑诗感情的虚伪;当他在1933年创办《长风》诗刊时再次比论中国古今诗人，说，“我第一，杜甫第二，孝胥还谈不上”。他虽然自视甚高，自诩“诗狂”，评价未必精当，但他一生爱国，追求进步，1941年在香港死于日本人的枪弹之下。这表明，林庚白是一个很有思想、很讲原则的人。他发表声明退出九人公开信，正说明此联名信的基础很脆弱，而其产生过程也过于匆忙欠周，并没有什么价值。说得不好听，发表这封信，其实不过是一场闹剧。《全传》借此事批评《新华日报》的反驳是“无理的”，批评林庚白的退出是什么“公开动摇”，则是对言论自由原则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这位爱国诗人的极大的不尊重，不过是给这场闹剧又多续了一个狗尾巴而已。

　　还需要指出的是，刊登该九人(实为八人)联名信的《大公报》、《武汉日报》和《扫荡报》当时都是受到周佛海所主持的“艺文研究会”控制的报纸，实际上名声都不太好。1926年改组后的《大公报》虽是一家大报，但它对国民党一直是“小骂大帮忙”;该报的“三架马车”即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三人都是所谓“知日派”，周佛海曾经通过胡适、张季鸾、陶希圣、高宗武等以他们特有的身份在庐山谈话会期间，向蒋介石建言，要蒋介石不要放弃外交的努力，胡适也向蒋介石推荐了高宗武。实际上，三家报纸在抗日问题上态度都表现暧昧，它们刊登此信又能产生多大影响?《新华日报》自然未登此信，就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未登此信。《全传》说该信的发表影响如何如何之大，其实不过是夸大其词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人公开辩护启事发表一年之后，投靠蒋介石并在军统任中将衔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张国焘曾向蒋介石“建言”，派国民党的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并且将陈独秀的有关抗日的言论编辑成册，扩大对延安的反共宣传。蒋介石经过研究，决定派他的两个“好学生”——胡宗南和戴笠带着那个为陈独秀辩护的启事剪报到陈独秀在江津的住处拜访陈独秀，请教他对国事的看法。戴笠曾将此事跟他的部下文强说过。戴笠说，“这则启事的剪报曾送给校长(蒋介石)看过，校长批示，要特别慎重保密，只许宗南与我知道此事，以私人身份前往问计。如果陈问到是不是奉命来的，则可说报告过就是了。我和宗南得到指示后，原打算要张国焘一起去，张却坚决拒绝，理由是会引起陈的怀疑，见了面反而不好说话，陈的身边有高语罕夫妇在，容易泄密，一旦被延安抓到把柄，以后在宣传战线就有顾虑。......陈对我们之去是出乎意外的。他慢吞吞地表示，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问来意为何?胡将一年前的那则启事剪报给陈看，并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日特来求教陈老对国事的看法。值此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陈默想久之，眼睛看看接在手中的剪报，又看看高语罕，慢慢地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的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而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另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之要求。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殊出预料。斯大林之极权政治初败于希墨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绝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陈老头所言，胡要我呈报校长。校长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共产党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了。”(文强：《戴笠其人》，载沈醉、文强著《戴笠其人》一书，文史资料出版社版，第209、210页)

　　蒋介石接受张国焘的建议，派其心腹胡宗南和戴笠带着辩护启事的剪报去造访陈独秀这件事却又不敢公开，这本身就说明他是心怀鬼胎的。我们知道，蒋介石在整个抗战期间实际上都是脚踩两条船的，他一方面主张抗战，另一方面又想与日本议和，与汪精卫合作。此时，汪精卫已经投降日本，他也在考虑自己的前途，偷偷问计于陈独秀。带着那份剪报去的目的仍是为了反共，掀起反共高潮，好与日伪合作。陈对此也是心领神会，在谈话中骂共产党是“坐井观天”、“谬论横生”，同时又不敢见之于报刊。至于胡宗南大讲苏联前途不妙。陈独秀也大讲苏联是“烂冬瓜”，“苏败，则延安绝无前途”。对这种错误的估计，蒋介石还称赞他“见解深湛，眼光远大”，真是可笑之极!关于所谓污蔑，实际上，《解放》周刊早在1937年12月即已经发表康生的文章，但是陈独秀一连几个月都没有任何反映，哪里有什么“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的意思?!在这个问题上，连前面引述过的《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一书的编者尼司也都认为陈独秀是逆来顺受而感到不能理解和十分奇怪的。

　　唐研究员说，托洛茨基一案已经在1988年被苏联当局平反，在他看来，既然苏联都对托洛茨基平了反，中国也理所当然地应该为中国的托派平反，用他的话说，这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错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共产党的附属品，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党，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斯大林逝世后，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后又两度换人，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很短命，一直到到戈尔巴乔夫，已经一步一步地把苏共演变成一个修正主义的党，这样一个已经变了质的党所作出的所谓“平反决定”我们难道还应该跟在它后面跑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上世纪50年代发表了著名的“两论”(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六十年代又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两党由意识形态的分歧，进而发展为两国国家关系的对立，后来中苏关系虽然实现了正常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是十分清楚的，怎么可以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看作是“皮”，而把中国看作是附在这张“皮”上的“毛”呢?苏联在80年代后期对托洛茨基进行了“平反”，难道中国也应该亦步亦趋地跟在它后面对托洛茨基问题进行“平反”吗?当然不应该这样。实际上，中国在1991年出版的《毛选》中有关“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注释根本就没有接受苏联在80年代后期的有关“平反”的说法，注释虽然在文字上有些修改，如前所说，某些说法也有些不妥，但是根本不存在所谓“平反”的问题，哪里有什么所谓“皮之不存，毛讲焉附”之说!(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162页之注30和《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之注33)

　　写到这里，我还想补充讲一件事。大家知道，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出了一个最大的汉奸汪精卫。此人早就是一个亲日派和主和派，他希望国民党和日本人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对于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一直心存不满。但是，他在七七事变后也发表过不少所谓抗日言论，由周佛海主持的艺文研究会下属的独立出版社还将其汇集成册，出了一本《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这件事很令人奇怪：大汉奸居然还大讲抗日!但是只要读过他的这本书，就不难发现，他的所谓“抗日言论”和共产党的抗日言论，甚至和国民党的抗日言论是大不相同的。其中有一篇叫《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是他1937年8月3日在南京发表的一个广播讲话。此讲话大谈什么“不讲老实话只有亡国”。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为例说，“德国败于协约国，几乎亡了。然，足能保存，且能复兴，这都是于垂亡之时，人人下了救亡图存之决心，人人肯说老实话。和呢是要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14页)他的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呢?是说给主张抗战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主战派听的。在他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主张抗战是唱高调，他的所谓“老实话”和“负责任”就是针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唱高调”而说的。他还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所谓“低调俱乐部”，专门给主战派泼冷水。参加者有顾祝同、熊式辉、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胡适等人，据说，陈独秀出狱后也常光顾那里。后来武将们走了，胡适也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当大使去了，其他的后来差不多都跟汪精卫一起投敌去了，实际上都成了汉奸。这个所谓“低调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汉奸俱乐部，只不过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到日本后又回到了重庆，没有以汉奸治罪，而且还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据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就是陶希圣帮他写的。

　　当然，汪精卫的书里也有一些高调。比如有一篇文章叫《最后关头》，里面大讲什么呢?是宣传战争恐怖，实际上也是要人们走他的和平妥协之路。这篇《最后关头》也是一篇广播讲话，讲得更早些，是1937年7月29日在南京讲。讲话一开头，就引用了蒋介石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大说的两句“名言”：“和平未至完全断望，绝不轻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本来蒋介石此话是为了对付当时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而采取的缓兵之计，现在，发生了七七事变，蒋介石已经声言到了“最后关头”了，汪精卫又为什么把第一句话重提出来呢?这说明，他想的还是他那个所谓“和平运动”，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那个和平谈判的主张。当然，作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已经讲了“最后关头”，他也不能不言“牺牲”。他对所谓“牺牲”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牺牲两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起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尚有更严酷的随在后头，质言之，那就只有做傀儡了。”他还说什么，“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就达到了。我们高呼一句‘最后关头’，我们更高呼一句‘牺牲’。”(《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12页)此话看起来很壮烈，他准备和全国同胞一起牺牲，但是这种牺牲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最后只是“每一个人每一块土地都成为灰烬”!他的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抵抗是没有出路的，牺牲不过是送死而已。原来他说的是反话。他所宣传的仍然是一条妥协投降的路线。在这里，他甚至已经说到了“只有做傀儡”这样的话。

　　这哪里是什么抗战言论?这分明是汉奸言论!全中国一切爱国的人们都不欢迎这种言论，只有日本侵略者才欢迎这种言论。

　　当然，中国也有人为汪精卫的这种汉奸言论喝彩的。

　　那是谁?

　　托派是也，陈独秀是也。

　　在汪精卫的《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发表后一年稍为不到一点，即1938年7月27日，陈写了一篇题目也差不多的文章，叫做《说老实话》，对汪精卫一年前写的那篇《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大加赞扬。他说，“‘负责任，说老实话’，汪精卫先生这两句话，特别是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汪精卫先生和我当然都在内)，真实逆耳的良言!”他还进一步发挥道，“我以为这两句话实在是一句话，不说老实的人，绝不会负责任，话既然不老实，根本便无责任可负。说老实话，可以说是负责任的基本条件。”再下去，他就联系实际批评“抗战八股”了。他说，“在抗战八股大流行的今天，把宗教般的感情带替了科学，说老实话更是不合时宜了。后方的英勇战士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在开会发言和通电的时候，全民抗战，各党合作，全国精诚团结，全民奋起，歼灭敌人，最后胜利，如此等等，似乎都已经不成问题，事事结果圆满，处处印象极佳，即有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持久战状况究竟能够支持几天呢?个人不说老实话其事还小;政府使人不敢说老实话，事情已经够严重了;社会不容许人说老实话，则更糟。至于纯洁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那便是无药可救了。”(《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0-261页)

　　那么，什么是汪精卫和陈独秀所谓的老实话呢?从以上所引用的陈独秀的话语来看，他所谓的不老实、不负责任的话，其实就是一些抗日的口号，是用来宣传抗日、鼓动群众抗日的语言，他把这些话贬低成是“抗战八股”和所谓“套话”，是“把宗教般的感情代替了科学”，是“不老实的话”;而他自己所谓的老实话就是他说的“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的话，是不利于抗日、不利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话，也就是心里想说而嘴里不敢说的话。这样的话，汪精卫有，他陈独秀也有。他们俩真想到一块去了。

　　或者有人要为陈独秀辩护，说他反对的是一些国民党官僚政客借着抗日口号达到美化自己欺骗群众的目的。当然这样的人是有的，像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那样的政客在现实生活中的确也有，讽刺一下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但是，陈独秀所反对的绝不只是这种人。你看，他对“纯洁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似乎表现了更大的不满。不仅如此，他甚至对于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行的抗日歌曲也大加讽刺。比如他在同一时期写的《民族野心》一文里居然说什么：“如果经过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致今日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还不能唤醒我们的痴人迷梦，还死守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跟着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页)这样的冷嘲热讽显然是针对共产党的。因为毛泽东在此前两个月写的《论持久战》里曾经讲到了“能动性”的问题，讲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批判了所谓“唯武器论”。这又有什么不对?实际上，红军的战争史已经把这种“唯武器论”早就批倒了。至于在全国城乡大唱特唱的《大刀进行曲》，更是极大地鼓励了全国军民抗日救亡的斗志，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产生了巨大的精神作用;以致这首歌久唱不衰，直到今天，还为许多人所传唱。不知陈独秀为什么要反对这首著名的深受全国居民喜爱的抗日歌曲?他内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陈独秀还有一篇写于1937年11月9日的文章，题目叫做《言和即为汉奸》，只要看题目就可知道他是主战派而绝非主和派。问题是，他又为什么与主和派的大汉奸汪精卫那么亲密无间呢?汪精卫一年前讲“说老实话”，他一年后还要来撰文响应，还要为之吹喇叭、抬轿子，这究竟是这么回事呢?读了文章的内容才知道，他其实是想两面讨好。一方面，他是向汪精卫讨好，说他“讲老实话”讲得如何好;另一方面是向蒋介石讨好，说他讲“言和即为汉奸”讲得又如何好，“从此以后，我们要确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并且要“人民不要再怀疑政府了”。实际上，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的诱降活动没有停止过，而汪、蒋的求和活动也没有停止过，真不知陈独秀的上述两种表态究竟有什么价值?

　　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那就是，即使在他的所谓抗日言论里，他也没有忘记对共产党进行攻击。甚至在他写于1938年7月21日的一篇题为《论游击队》的文章里，他也没有忘记贬低和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过去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国民党诬共产党“游而不击”，陈独秀也紧随其后不指名地骂所谓“‘不正当的’游击队”是“游而不击”。他还重谈托派理论的老调，说什么：“近代国家已经是工业支配了农业、城市支配了乡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敌人首先要占据的是我们的沿海沿江沿铁路的大城市，他们占据这些城市，便可以支配全中国，别的比较不重要的地方，即令我们的军队或游击队闹的天翻地覆，他们都可以暂时不管;因为他们懂得大城市中近代国家之重要。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过去的所谓的‘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地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地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仍然算是亡了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8页)陈独秀这套所谓的“理论”还是他过去的“城市中心论”和“农民落后论”那些陈旧货色，不仅毫不新鲜，而且早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和毛泽东不同，陈独秀没有打过仗，没有上过山，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没有实践的经验，却要摆出一副行家里手的架势胡吹一通，其实不过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罢了，在毛泽东面前其实是地地道道的班门弄斧!如果用他的这一套来指导抗战，那不打败仗才怪呢。实际上，在他发表此等“高论”之前两个月，毛泽东就写过一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相关问题做了科学的论述，而成的下的“高论”也正是为了攻击毛泽东而发的。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一个战术问题，但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中，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弱国，同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日本是一个发达的强国，同时又是人口不多、兵员不足的小国，游击战争对于中国就不仅有战术的意义，而且有战略的意义。毛泽东还指出，在中国，在敌人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和边区政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还有十年内战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甚至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这方面的经验。我们知道，蒋介石曾在湖南南岳山办过游击战的训练班，请叶剑英给国民党的军官们上课。陈独秀居然把十年内战时期的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足见其思想的狭隘和僵化!十年内战期间出现的失败，不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失败，而是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的结果。毛泽东在他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还结合当时的实际，论述了建立根据地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不仅山区可以建立根据地(这是比较理想的)，而且在平原地区(这是比较困难的)，河港湖汊地区(这也是比较理想的)也可以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太行山、五台山、沂蒙山、茅山、四明山以及皖南山区建立了根据地，而且在华北平原、苏北平原，在白洋淀、微山湖、阳澄湖等湖港河汊地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解放后拍的许多反映抗日题材的电影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沙家浜》等都是有原型的。抗日战争当然要有打阵地战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是，“兵民乃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对于整个抗日战争所起的巨大的作用也是不能抹杀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中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陈独秀的种种攻击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关于什么是汉奸的标准问题。对于什么是汉奸问题，陈独秀心中其实是有自己的标准的。他在南京出狱后来到武汉，曾经在武昌华中大学作了一次题为《抗日战争之意义》的演讲，其中就讲到了汉奸问题。他说，“如果此次战败，只有亡国为奴。所以此次战争，乃是中国人或为自由民或为奴隶之关键，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战怠工，不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即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陈独秀此言说得很好，他如果用此言来衡量托派，衡量自己，那么托派的言行——当然也包括他陈独秀自己的言行在内，是不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他们的言行——包括他陈独秀自己的言行在内，是不是属于“对抗战的怠工”?是不是“事实上帮助了敌人”?能不能说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人们是不难得出结论来的。

　　后来在重庆刮起了一阵风，说政府正在与日本谈和，弄得人心惶惶，经过外电辟谣和国民党政府表态：“言和即为汉奸”，陈独秀又专门写了一篇《言和即为汉奸》的文章，积极加以宣传。应该说，在中国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这样说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不过，作为“汉奸”的一般定义来说，此说却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知道，苏俄十月革命后曾经与德国帝国主义进行单独媾和的谈判，准备签署“布列斯特和约”，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你能够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俄奸吗?当然不能。是不是可以言和，要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列宁曾写过一篇《论妥协》的文章，他说，“一切都要看达成的是什么协议，是在什么情况下达成的。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才可以而且应当去寻找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看来是正当的协议和从同样的观点看来是叛卖、变节的协议之间的区别。”(《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19页)对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和妥协，他还举过这样两个不同的例子：一个是，“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假定你就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让他们把汽车开走。”另一个是，“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而目的是为了入伙，和这些匪徒一起抢劫和平的公民。”(《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30页)这两者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和敌人进行了和平谈判，而在于是不是和敌人同流合污一起干了坏事。

　　康生写那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所揭露的事实，当然还不止前面所引的内容，该文还披露了这样的事实：“当时，陈独秀等托匪说：日本占领东三省，并不是为了侵略中国的领土，而是为了解决东三省悬案问题。这一方面掩护了日寇灭亡中国的阴谋，而同时托洛茨基在欧洲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其《日本的侵略中国与苏联》一文上加紧挑拨日寇进攻苏联的战争，但同时又为日寇施放烟幕弹说，‘从远东加之苏联的危险，直接的或尖锐的威胁，无论如何是没有的。’(见托匪机关报《斗争》第6期)这另一方面，又为日寇准备进攻苏联的阴谋作掩护。同时，托洛茨基匪徒，当日寇开始了向中国人民进攻之时，不去破坏日本的进攻，而去破坏中国的各种反日团体，不去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而去专门反对反日最坚决的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便是‘九一八’后帮助日寇的铁的事实。

　　”1932年——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时间是上海战争。十九路军和上海的工人、市民，为了保卫上海英勇抗日。但是托洛茨基匪徒，无论是在中国的‘托匪中央’，无论是在苏联和中国的托匪匪徒，陈独秀最好的干部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都异口同声的说：上海的战争并不是民族革命战争，而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当时托匪破坏上海战争，破坏反日罢工的事实，乃是尽人皆知的，每个上海和沪西的工友不会忘记托匪华文魁、龚麟书用一切方法破坏沪西的大罢工，甚至勾结侦探，要用绑票的手段来绑架领导罢工的杨善坤同志。

　　“1933年——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事件是：冯玉祥先生和中共党员吉鸿昌同志在张北抗日。可是托匪张慕陶假借共产党的名义破坏张北抗战，甚至无耻提出‘联日反蒋’的口号，以至勾结侦探向侦探告密，将英勇抗日的共产党员吉鸿昌同志逮捕枪毙。

　　以上事实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姓名，由于情况复杂，个别的人和事容或有误，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特别是托派对抗日的消极态度，这在托派的机关刊物《斗争》与《火花》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的痕迹，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尼司在1938年编的那本《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一书里有“局外人的评议”一节，其中刊登了一位读者的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从他们的机关刊物《斗争》上看，一手打斯大林派，一手打中国国民党。这是无可宽恕的罪恶。我们对于中国的‘托派’，如同宽恕其他造过孽的党派一样，如果是自新悔过，服从三民主义，也为我们所允许，反之，他假三民主义之名，而行反三民主义之实，不论是托派也好，反托派也好，从中国抗战的立场上说，都可以叫他为汉奸，固不必叫他为‘托派汉奸’。”(尼斯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版，第59页)看得出，发表这个意见的读者，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一个两党之外的所谓“局外人”，他的意见代表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意见。在当时情况下，国共联合抗日，而托派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这样一来，托派就成了日本人的帮凶，你说他们不是汉奸又是什么呢?

　　事实证明，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说得是何等之好：托派之所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而“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成了这样的人而说他们是汉奸并不违背陈独秀关于汉奸所下的定义，称他们为汉奸又有什么错?又有什么理由说是“莫须有”呢?

　　对于王明和康生，他们在历史上曾经犯过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把一切错误的东西都加在他们两人身上。不能说，他们一生做的事情，全都是坏事和错事，也不能认为他们从未做过好事和正确的事情。前南京大学校长，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匡亚明曾经做过康生的秘书，他对康生当然是了解的，他就不赞成这种绝对的看法。但是，在唐研究员看来，因为《铲除》一文是王明和康生在回国以后写的，它的全部观点和全部论据都是错的，没有一点是正确的。例如《全传》说，“据当时人回忆，外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是驻共产国际代表绝大多数也被杀害，但是中共的代表王明、康生却活了下来，是因为他们诬陷别人有功。

　　“王明、康生为了自保，不仅诬告在苏联的中共党员，而且诬陷已经回国的著名中共党员，如初建党时的俞秀松等，致使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杀死了俞秀松、毛泽民、何叔衡等一大批中共骨干。同时，他们又在陈独秀和托派汉奸问题上大做文章。”(《全传》，第782页)

　　在这里，与其说唐研究员把矛头指向了王明和康生，不如说，他首先指向的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他看来，苏共也好，共产国际也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都成了杀人的魔窟，而斯大林就成了杀人的魔王。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我们知道，先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的，除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来自日本的片山潜、野板参三，来自英国的波立特，来自法国的多列士，来自德国的乌布利希，来自捷克斯拉伐克的哥特瓦尔德，来自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还有来自中国的瞿秋白、王明、康生、王稼祥、任弼时等，他们或为各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或代表团团长，或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或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成员，或为共产国际的总书记。他们都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人物或著名活动家，如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遭到了杀害，那么世界各国的共产党还能派他们的代表到共产国际去工作吗?共产国际还能够领导世界各国的革命事业吗?这种谎言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唐研究员如果认为他所说的是有根据的，是“据当时人回忆”的，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根据”和“出处”说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呢?如果他不能说出这个“根据”和“出处”，我们只能认为这是一个捏造的假证据，是属于诬陷。

　　而且，在唐研究员笔下，王、康二人只要进行诬告就可以“自保”，那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和共产国际成了什么样的组织了呢?还有什么原则和公正可言呢?这样说显然也是对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污蔑。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事实上，王明、康生回国以后虽然积极反托，但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什么特别的支持。王明自以为他的马列水平比毛泽东高，他显然想当党的领袖，而且反托有功，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因此而支持他，而是支持了毛泽东。这说明，共产国际办事是讲原则的，是公正的，唐研究员的那些污蔑的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再说，唐说俞秀松、毛泽民、何叔衡都是由于王明“为了自保”进行诬告，由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杀害的，显然这些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不错，盛世才曾经主张反帝、亲苏，主张民族团结和联合共产党，但他后来又投靠蒋介石，在新疆杀害了一些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其中最著名的是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三人，那是在1943年，而不是在王明和康生回国的1937年11月。新疆在1956年曾在乌鲁木齐的燕儿窝为三位烈士建立了陵园，以纪念他们。俞秀松虽然也曾在新疆工作，他曾任省立一中校长和新疆学员院长，他办事公正，工作也很有成就，并且还在那里与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结了婚。应该说，他在历史上与王明也有过矛盾，主要是在中山大学时，王明曾认为俞是所谓“江浙同乡会”这个小组织的头子，并且说他是“托派”，不过在历史上审查时已经被否定。王明、康生回国途经新疆，又向盛世才提出历史上的事，致使俞秀松于1938年3月被捕入狱，后来被押解到苏联，在苏联被判刑致死。很明显，俞秀松并不是如唐研究员所说是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被杀害的。

　　至于何叔衡，他是一大代表，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举行六大时 ，他和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等几位年龄较大的共产党人一道出席了大会，后又一道参加了中山大学特别班的学习，被称为“五老”。五老中，何是1976年生人，年龄最大，他居然在苏联学会了俄语，可见其学习的勤奋。由于何在党内资格最老，又敢于担当，徐特立说，我们在政治上是跟何叔衡走的。回国后，他先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后去中央苏区，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苏区临时法庭主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与瞿秋白、陈潭秋等被留了下来，没有参加长征。1935年初，他们在邓子恢的带领下从江西瑞金向福建长汀转移，2月26日，在长汀水口镇附近被国民党36师宋希濂师长管辖下的福建地方保安团发现，由于寡不敌众，无法突围，他感到自己有时还要用担架抬，这样会拖累大家，而且还很可能会落入敌人之手，就对邓子恢说，“子恢，我走不动了，我要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当时就向警卫员要枪，正在争夺时，邓说，“你千万不能这样”，他顺势从山崖上跳了下去，邓子恢要去拉他已经来不及了。(《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他牺牲得十分壮烈。在跳崖过程中又连中机关枪数发，而敌人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他还未死，且语言倔强，又向他补了一枪。1964年1月长汀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他牺牲的地方树立了纪念碑，以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很明显，何叔衡既没有到新疆工作过，当然也不可能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所杀害，唐研究员所说显然与事实不符。

　　像这样在一句话里就有两三处与事实根本相背离的论断，竟然出自以历史为终身职业的唐研究员身上，我认为是很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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