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 | 百年的文化压抑与无处安放的民族精神
作者 | 半糖、吉利蛋
编辑 |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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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好物不坚牢
彩云易散琉璃碎
2019年4月15日，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巴黎圣母院起火，凌晨四点，消防部门发言人称“火势得到控制“，并且巴黎圣母院中最珍贵的文物“荆棘王冠”完好无损，“玫瑰花窗”也得以保留。但巴黎圣母院塔尖在大火中拦腰折断的瞬间，也意味着屹立800年的世界瑰宝再也无法完好无损的保存。即使它的基因被永久保存在电脑程序之中，也终究无法抹平人类文明一角逝去之殇。
巴黎圣母院着火的同时，中国的网络空间在在星火燎原。这把历史之火让国人想起159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体会到圆明园被夷为平地时中国所承受的痛楚，也唤醒那份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羞辱。
于是，网络上幸灾乐祸的负面声音不断螺旋扩大，带着“苍天绕过谁”的心态，在“圆明园事件”与“巴黎圣母院火灾”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并打着爱国的旗号，以同样悲剧的方式让法国人民体会永失我爱的悲痛。这不得不被视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与阶层间的符号斗争，而这种狭隘与斗争也不得不追溯到我国历史文化的压抑背景之下。
英国的哲学家赛亚·柏林认为，“强烈的民族主义不过是耻辱心理的表现，高度发达的民族不会产生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对伤害的反应。”
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产生的条件源于一个民族的自卑与反抗，而民族主义的存在也更是人们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种努力。回归中国语境来看，只要中国还不够强大与自信，近代历史上受伤害的记忆加上新的危机，民族主义的情绪也必然会出现。
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对国家民族所受屈辱的愤怒，也是对低人一等的抵抗，正是为了打破这种歧视与不平等，民族主义才有其存在的价值。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也曾指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由此可见，民族主义主张各民族应当平等与自由。但民族主义自身缺乏统一的行事标准，且只能依靠价值体系、行为规范与社会制度对其进行约束，所以一旦偏离势必带来非理性的狂欢，也由此形成狭隘的民族主义。
回归“巴黎圣母院火灾”事件，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公众叫好巴黎圣母院被烧便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典型代表之一，狭隘民族主义非理性的言论和行为一旦与“爱国”挂上钩就变得有恃无恐。
公众在“伪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下，经由媒介所传播的“远处的苦难”只是与“我们”不相干的事情，我们完全以“他者”的姿态去观看“他人”的苦难，无法以共情的方式去体会法国人民的心痛，反倒以剑走偏锋的方式要求法国人民体会我们当年的痛苦，实在不是此次事件中国人应有的心态。
狭隘的民族主义只会增加网络环境中的非理性，破坏网络环境中言论应有的平衡，并且造成社会共识的撕裂。
”我们经常看到的国内情况是：一方宣泄激烈的排外情绪，一方迷恋西方世界；一方砸日系汽车，一方是东京街头疯狂抢购的中国游客……“巴黎圣母院火灾”国内网络空间中同情与叫好形成对立局面，极端化看待西方事件并不会给西方增加实质性的伤害，反倒增加国内言论场域的不稳定因素，也使国内的社会秩序面临挑战。
同时，狭隘的民族主义并不利于全球化发展，我们一直指责西方对我国“他者化”与“污名化”，但当我们以他国文化遗产被毁为快，我们自身又与其有何区别？我们本身也只会深陷另一种鄙视链而不自知，形成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隔，造成全球化的分裂。
正确的民族主义要求我们在好的层次上追求同等好，而非在坏的层次上追求同样坏。圆明园被毁是战争不幸，巴黎圣母院被毁是和平时代的不幸，当文明与历史在我们面前被摧毁时，不论它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我们都应当保持应有的惋惜与警醒.因为文化遗产本身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她们本身并无国籍，而对待“巴黎圣母院事件”我们国内也不应当有如此消极的嫌疑。
趣味与价值判断反映了大众所处阶级的价值观与地位，这是布尔迪厄在《区分：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的核心论点，正如工人阶级注重摄影的功能，小资产阶级将摄影视为艺术而非留念，上层阶级则将其视为次等的艺术等。
布尔迪厄认为，生成趣味判断力的机制并非如康德所说的，源自人类先验的综合判断。相反，趣味判断力是后天决定的，是社会区隔的标志。社会等级是社会历史构建的，对趣味判断力具有规范和等级形塑的作用。
当下对事件评论中的对立情绪便折射着中国社会各阶层间的巨大差异。中国的主流媒体始终在不遗余力的推行历史教育与爱国精神，以此强化深植于民族集体记忆中的爱国情感，但这种爱国精神在最终抵达大众时，却会由于所处的阶层呈现不同的面向。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拥有高等教育的理性人士将爱国转化为自强的动力，如华为5G在欧洲各国的通行无阻，一带一路建设的世界认可，都被视为中国力量的再崛起。
但另一部分群体，或由于时代带来的文化差异，或是互联网面具下的随意释放，常会将其转化为简单无脑的原始快感，崇尚以暴制暴、以血还血，将任何事件转变为简单的二元对立问题，恰如暴力打砸外国货，或是圣母院损毁事件中的一句活该，此时的爱国反而成为宣泄的口子。这种不同面向背后所暗含的，中国不同阶层思想的重度撕裂着实令人担忧。
这种对事物感知的不同，实质上显示了某种特定趣味在同类事件中的位置和差异，同时也是对群体边界的维系，大众正是通过审美趣味的对比来界定阶级属性。
在《区分》一书中，布尔迪厄形成了符号斗争这一观点，他认为——
多年了，你一直在我的伤口中幽居，我放下过天地，却从未放下过你，我生命中的千山万水，任你一一告别。
在巴黎圣母院火灾的讨论中，也无刻不充斥着符号斗争。一部分群体对灾难的同理情绪中，不仅包含着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痛惜，也隐约流露出其标榜的高雅文化对于文化资产稀缺性的占有。
更是通过将对立的情绪归类为狭隘民族主义，借此界定自身博爱，包容，艺术，关爱世界等正面群体属性。在这场符号斗争中，民族情感失效致使对立的情绪失去了话语地位，但在下一次斗争中，情势却可发生逆转。这种符号斗争始终贯穿着每一次的舆论与社会讨论，它虽促进了公共领域在当下的昙花一现，却也可能加剧群体对立，撕裂社会共识。
中国阶层间的不同属性，与不断的符号斗争都在破坏中华民族的认同基础。民族认同的核心在于对共有记忆的相似认知与相同的情感朝向，但在现今，网络群体极化撕裂公共事件的共识，碎片化事件感动取代长时间重大事件的记忆，多元民族情感共生取代原本同仇敌忾式的传统民族思维方式，这或许能被称为话语权下放带来的讨论优势，却也在消解着新时代青年对中华民族定义的基础共同性，时至今日，民族认同或成为新的隐忧。
在“巴黎圣母院火灾”狭义的民族主义和的符号斗争背后，归根结底都无法跳脱“中国文化压抑”的底层逻辑。
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含蓄而又压抑的文化，从历时层面来看，中国从孔子时代就行君臣之礼，谋士、大臣对于君王的建议也只能称之为谏言，而大臣谏言时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话语是在迂回中进行的，具有压抑的特性。
中国人在看待事件时往往更倾向找最坏的方面，比如，中国家长教育重比较，家长会询问为什么只考了第三名而不是第一名，而国外教育则更重鼓励，家长会对考第三名的小孩说你真棒。
而在此次事件中，压抑色彩也尤为凸显，在对待“巴黎圣母院火灾”时，直接唤醒公众认知的便是“圆明园事件”，圆明园被毁比巴黎圣母院被烧带给公众的压抑程度更深，并且公众也更注重的是中国失去什么，而非人类文明失去什么。
从历史层面来看，我国两百年来，中国从具有绝对优势地位的“中央王国”沦落为任人宰割的边缘国家，历史地位的巨大反差带来巨大的屈辱感，尽快摆脱任人宰割的历史境遇成为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必然选择。
长期地文化压抑与历史压抑交汇处，形成的是部分公众对此次事件的幸灾乐祸，“圆明园事件”一直是国人压抑所在，能以一种别样的方式泄私愤对于非理性的公众而言是最好不过的情绪端口。
公众在此次事件中情绪宣泄式的言论，也足见我们无法从历史的压抑中真正走出来，而这也折射出国人文化自信的缺失。在巴黎圣母院失火的悲剧后，历史留给我们的创伤我们也不应再次给予他人，牢记历史本身是为了不再为人所迫、是为了发愤图强，以文化自信代替历史自卑，尊重并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才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应有的价值观。
04这场符号斗争中民族主义的失败，也显示出其在全球化时代的无所适从。民族精神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虽不算不合时宜，却也有些难以自处的尴尬。商品的外销伴随着文化的输出交流，在国际传播与跨国贸易中，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多元价值观不断冲撞，在解构现有价值体系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何为普世价值观。
全球化时代，频发的全球性事件中，之于保护全人类文明，保障全人类利益的价值观排序使得更具有地域色彩，国家性质的民族精神退居二线。在更长久的人类历史舞台上，全人类的文明如何不断发展与延续始终是唯一且最重要的物种使命。
“在这个互联网吞噬一切旧有秩序的时代，民族精神必须发生转变，不仅是重新思索过往与他国交往历史下的爱恨情仇，还必须思考何为国家，何为世界。
”若想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实现，无法逃避的问题还在于：新时代的人们怎样看待过往的争议，怎样在新的交往方式下找到民族的定位。这既要阻止某一国家价值观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形成，也应当避免如伊斯兰教那般假借民族口号的冲突加剧。
不仅在国际交往中，民族精神在当下的无所适从也体现在国内传承时的认知变化，它在一定程度上为技术发展所离散，互联网一方面培育了国内更加生动形象的集体记忆建构，如南京大屠杀虚拟纪念馆，重走长征路的虚拟VR体验，但也会将更远方的民族故事与价值观娓娓道来。这种交织式的历史故事讲述，华盛顿的苹果树与乾隆的后花园共存，牛顿与康熙同处一时的错乱感让民族故事难以如往常一般单方面讲述。
正如吉登斯最早指出了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时空分离”正导致“脱域”，网络社会的技术特征不仅会帮助大众进一步跨越了对事物感知的时空局限，也能通过无限扩展感知空间，来消除连续的历史故事对稳固价值观社会的控制。时空的不断延展与压缩，使大众的感知不仅脱离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一定程度上也在超越象征符号与统治，过去为专家与精英所垄断的话语系统将难以续存。
诚如当对巴黎圣母院的哀悼唤起了对圆明园的回忆，讨论中同时包含着对二者建设历史与国家象征的回顾，这种回忆方式不仅体现了当下大众感知现实时，他国与我国民族历史情感的混杂体验，也在通过无法遏制的对比思考，解构了大众传媒所塑造的单一国家形象与传统的历史解读方式，为民族与民族间的交流互通提供了更大的意义空间。由此观之，民族文化的对内传承，对外传播问题，或许可以成为这次事件背后更深的追问。
然回望当下，即便大众有能力对历史，民族与符号重新思考，却并非总是产生积极正向的讨论结果。讨论中的“烧了活该，最好其他国家也烧了”一类的言辞，也体现着中国网民在网络空间讨论中理性思维的缺位。
草根化与民粹化成为流行而省力的表达方式，公共事件往往被离散的网民通过情绪化的动员方式，构建为新的“弱者的武器”，并最终产生新的网络狂欢。
网络游民何时才能普及媒介素养，成为合格的网络公民，不仅影响着中国的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建构，或许也关乎着国家的未来，这不仅是网信办的他律责任，更应该是每一个手持新传圣火的我们，应当传递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批判与反思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再认识》，张淑娟
2.《离散的认同：网络社会中现代认同重构的技术逻辑》，吴志远
3.《区分：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布尔迪厄
作者：
半糖，拖鞋哥19全程班学员F296，现已被苏州大学录取
吉利蛋，拖鞋哥19全程班学员F749，现已被厦门大学录取
主编：
希希，中国传媒大学硕士
图片：
来源于网络
本周课程
4月16日 19:00~21:00 第六讲 小甜甜
《新闻事业基本规律与功能效果》
（录播已生成）
4月18日 19:00~21:00 第四讲 多福
《新闻客观性及发展》
（录播已生成）
4月20日 19:00~21:00 第五讲 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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