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科研实力增强，科研环境不断优化，中国科研的国际吸引力也越来越强。据日本《朝日新闻》10月14日报道，中国的学术影响力日益强大，宽松稳定的学术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一代学者选择来中国发展。
以下为报道摘编：
服部素之是一位杰出的日本青年学者，曾在日本最顶尖的大学任职，其职业前景远比同龄人更有前途。但是，七年前服部离开了日本，前往中国一所大学任教，他从未想过回头。
现年40岁的服部专攻膜转运蛋白的结构和功能研究，他希望尽快建立个人实验室。在上海复旦大学，他的期望可以化为现实。
在日本学术界中，博士后研究员通常需要10年左右才能完成所谓的教授‘学徒期’，此后才能建立个人实验室。我思考了自己30多岁的人生，那时的身心条件允许我从事高强度工作。因此我的结论是出国。
服部并不是个例。许多日本学者之所以选择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主要是因为这里可以为大多数年轻学者提供他们想要的：工作稳定性。批评人士称，日本仍在采用的资助体系正在迫使青年科研人员出走。为了支付人员和研究经费，日本国立大学和研究机构长期依赖政府拨款和“竞争性研究基金”，这些资金仅用于科学家提交并经政府审批的计划项目。自2004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缩减大学拨款，增加竞争性基金。但竞争性基金仅资助持续三至十年左右的项目，这就导致没有保障的聘用期。该体系的支持者表示，固定期项目合同有助于资金流动和竞争，从而振兴科研。然而，批评人士认为，在没有资金保障的情况下，有抱负的研究人员，尤其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员，可能不愿意在长远的个人生活规划中选择应对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服部说，中国大学提供了更多稳定的机会，这是日本学者涌入的主要原因。据我所知，很多中青年日本科学家正在中国开展科研工作。他们离开日本是因为大部分任职机会都是固定期合同。
他说，其中大多数人从事基础研究，如理论物理、天文学和生命科学。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发现，日本大学和公共资助研究机构67.6%的博士后研究员在2018财年的合同期限不到三年。服部32岁在东京大学任生命科学系助理教授，签订了固定期合同。他还获得了日本政府下属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提供给优秀青年学者的资助。尽管如此，服部还是从几所海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中选择了复旦大学。根据最新的英国QS世界大学排名，复旦大学在亚洲排名第八，比京都大学高一名。对于服部来说，上海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的妻子就来自这里。但是，正是中国快速变化的学术环境吸引服部走出国门。服部表示，与他同时获得复旦大学教授职称的中国同事都是他的同龄人。服部的年薪约为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0万元），与终身聘用的同龄日本科学家相当。然而，最大的区别在于，六年内，服部刚组建的实验室获得了丰厚的科研资金。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开始招录更多大学生。在过去20年里，大学生的数量增长了10倍。教师队伍也在扩大。以服部所在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为例，在过去十年里，该学院的教授人数翻了一倍多。34岁的岛袋隼士在名古屋大学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巴黎天文台进行研究，于2018年来到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2019年末，他获得了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天文学副教授职位。岛袋在三年内的年薪约为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9万元），研究基金约为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5万元）。80岁的化学家藤岛昭因其在光催化领域的研究而被视为有潜力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学者，去年他和研究团队迁至中国，此举震惊日本科学界。藤岛曾任东京理科大学校长，现在他接受了上海理工大学提供的全职职位。评论人士称，藤岛和他的团队正在寻找一个可以继续研究的高校环境，而这所学校就在中国。日本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2》报告显示，2018年至2020年，中国在全球科学与工程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同期，中国在此类出版物中的论文引用数量也位居全球前列。日本的排名则呈下滑趋势。此外，中国的科研投入是日本的三倍。美国高校授予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中，中国人占比最多。中国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是日本人的50倍。服部指出，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地方大学的支持力度，以提高全国的学术水平。为此，服部在复旦的一些同事已从上海迁至地方学校工作。拥有大量的学者，并且让学者们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研究，这对于科学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就好比一座山，山越高，山底的基石越庞大。
来源：中国日报网（编辑：董静 刘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