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机关舆情应对能力摘星榜(2016年第三季度)TOP1-5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筛选出10个与政法机关密切相关的热点舆情案例,依据舆情应对能力模型进行评估,并由舆情分析师及专家顾问团队分析点评,形成2016年第三季度舆情应对能力摘星榜。
8月份以来,准大学生徐玉玉遭电信诈骗离世等多起“诈骗血案”被媒体密集报道,引发公众对电信诈骗惩治的讨论和反思。对此,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掀起打击电信诈骗的热潮。8月25日,公安部刑侦局官微紧急提醒公众,接到170、171号段的陌生来电和短信要提高警惕。
9月20日,公安部成立首个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查控中心。9月23日,公安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9月26日,公安部集中发布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10名特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9月30日,最高检、公安部联合下发通知,对21起社会影响恶劣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进行挂牌督办。此外,山东、海南规定电信诈骗初查后一律立为刑事案件侦办,广东、贵州、湖南警方开展打击电信诈骗的专项行动,陕西、湖北等地警方设立反诈骗中心,各地公安机关专项打击行动获得舆论点赞。
公众由对极端个案的关注上升为对一类现象的讨论,进而倒逼执法部门解决现实难题,这在很多社会类舆情事件中较为常见。类似电信诈骗等社会难题如长期未能解决,将导致公众普遍存在隐而未发的积怨,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在舆论场上爆发。而政法机关面对舆论声潮,能够快速反应接连通过有力的组合拳,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击犯罪,正是“群众有所需,我们有所帮;群众有所求,我们有所为”工作理念的践行,密切对接了公众严惩犯罪的期许。由此可见,政法机关顺应社会舆论的洪流,让执法举措与民意高度契合,能够促使舆情与司法、执法、普法产生交相辉映的效果。
8月2日至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相继审理了翟岩民、胡石根、周世锋、勾洪国等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法院认定4人颠覆国家政权犯罪事实成立,并处以相应刑罚,被告人表示服从判决。
公众对法院的审判结果表示认可,纷纷谴责少数律师和境外媒体恶意炒作相关案件。此外,由此系列案件衍生的“警惕颜色革命”等话题也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案件的警示意义得以彰显。
面对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等重大敏感案件,舆论引导的第一要义是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无论是检察院提起公诉,还是法院依法公开审理,都应建立在规范的法律程序之上,才能确保舆论场“不跑偏”。而在舆论引导中,不论是前期的预热造势、事中的针对性回应质疑,还是事后的总结宣传,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在宣传手段上,相关部门应积极创新,除利用“新老媒体”等常规渠道外,还可利用自制视频讲述案件细节、邀请境外媒体旁听庭审,使相关信息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播,令案件更具启发和警示之功效。
8月19日,山东省临沂市准大学生徐玉玉遭遇电信诈骗,9900元学费被骗走,其在报案回家途中心脏骤停不幸离世。该事件一经曝光,迅速引爆舆论场,当地警方在媒体报道次日即成立专案组。随后,多家媒体接连报道类似电信诈骗事件,在全社会掀起一场关于信息治理的讨论。8月26日,临沂市政府通报该案成功侦破,3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另有3人被公安部悬赏追捕。
警方破案信息的公布招致部分网民质疑,一些网民关联自身被骗报警后遭敷衍的经历,质疑警方打击电信诈骗不作为,舆情热度持续升温。随着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舆论关注由追问信息泄露延伸至信息安全保障的制度性反思。9月30日,7名犯罪嫌疑人被罗庄区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批捕。期间,公安部、工信部等部门纷纷采取措施严厉打击电信诈骗,构建网络信息安全机制。
在当地政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和努力作为下,此次徐玉玉案得以迅速侦破和依法处置,同时国家高层也借此契机完善强化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障机制,正如舆论期待的那样,该案在电信诈骗黑幕中“炸出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公众对公安机关的办案过程缺乏了解,看不到公安机关围剿电信诈骗工作的努力和困难,不满声音犹存。政法机关一方面需要依法侦办案件,在实体处置方面缓释舆论压力;另一方面还需有针对性地释放正面信息对冲负面情绪,主动利用主流媒体进行宣传引导,让公众看到政法机关在打击电信诈骗方面取得的成效,争取理解和支持。
5月21日,澎湃新闻网报道称,从2014年10月开始,湖南雁北监狱部分监区犯人聚众赌博,赌资动辄数万元。报道还曝光狱警参与提供“魔术牌”、赌资牵涉“高利贷”等细节,并引用雁北监狱2015年9月作出的两份通报以佐证。该报道一出迅速引发舆论哗然,网民呼吁涉事机关予以回应。22日,湖南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通过媒体表示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
当日20时许,湖南省检察院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衡阳市检察院已成立专门调查组介入。当地高层机关的接连表态对稳定舆情起到了积极效果。7月20日,衡阳检方公布调查结果,核实了报道中关于赌博的相关细节,并决定逮捕两名涉案干警。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相关处置信息进行推介。
总体而言,此次舆情应对是一次成功范例,湖南政法机关准确预判、快速介入,并通过有效的联合处置,为舆情的顺利化解提供先决条件。由此说明,在重大敏感的舆情事件中,政法机关越能尽早发声,适当提高回应层级,调动不同部门共同参与处置,形成上级机关主导的应对格局,就越能更快速消解负面舆情。舆情应对讲究趁热打铁,政法机关应在严格依法、真实客观的前提下,尽量加快调查、问责的速度,从始至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清除危机“死角”,铲除舆情复燃的“病灶”,彻底化解舆情。
9月24日凌晨2时许,湖北省蔡甸监狱在押犯人雷军从武汉汉阳医院就医时脱逃,引发舆论关注。25日,多家媒体曝光“雷军并非初犯,曾因盗窃被网上追逃”等细节。当日,湖北省监狱管理局发布官方通报称,公安、武警等部门已展开全力追捕,省监狱管理局牵头成立联合工作组进驻蔡甸监狱,并提请法律监督机关介入。26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陆续爆料雷军“脱逃时有4名狱警看管”、“有越狱前科,其父母曾先后两次向监狱‘送钱’看病”等。
对此,监狱管理局工作人员称已展开调查。27日,省监狱管理局再发通报,称已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在省监狱系统部署开展监管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全面加强监管安全。29日凌晨,雷军在赤壁被抓获,舆情回落。
作为主要的涉事主体,湖北省蔡甸监狱及其主管部门在第一时间迅速介入、积极表态,并针对舆论质疑焦点进行回应,为舆情降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类舆情中,服刑人员脱逃,势必牵涉公安机关追捕、看管狱警是否存在渎职等一系列问题,这就要求涉事部门不仅要有单兵作战的“本领”,还要有统一作战的舆情应对机制。只有各部门之间做到信息联动、互相配合,才能协力度过舆情危机。当然,涉事机关还需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涉及的关键问题向公众作出明确交代,有始有终的舆情应对方能赢得公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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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佳慧 李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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