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政法机关舆情应对9大案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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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年，多起政法舆情事件引发舆论聚焦，部分案件在国内外引发广泛讨论。从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全年收录的1769起典型案例可见，舆情类型多元、舆论关注焦点多样、舆情引导成效良莠不齐。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从中筛选出舆情热度高、舆情处置特点鲜明、极具代表性的9起舆情事件（详见下表），根据应对速度、专业认可度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估，以期对政法机关有所助益。

（点击查看大图）

6 北京昌平女法官遭枪杀事件

2016年2月26日晚间，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女法官马彩云被两名持枪歹徒袭击，不幸殉职。

该恶性事件一经传播迅速受到舆论聚焦。27日，以微信公号“陕西高院”高调发文谴责枪杀暴行为开端，法官、律师等群体纷纷进入舆论场发声。28日凌晨，“@最高人民法院”深夜连发两条微博谴责暴行，被视为官方的首度表态。同日，“@平安北京”发布通报，还原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随后，最高法与北京警方的微博内容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29日，中央政法委、最高法、公安部等高层部门针对这起事件予以表态。之后，最高法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分别追授马彩云荣誉称号。

该事件的恶劣程度极大震动舆论，更令法律工作者群情沸腾。事件初期，北京警方未能第一时间发声不能不说是遗憾。以“@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号“陕西高院”等为代表的法院系统高调发声，令公众更清醒地认识到暴行本质，在舆论场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定调作用。

之后，中政委、最高法、公安部等多部门相继在司法人员履职保障机制方面积极表态，相关部门也对遇难法官追授荣誉称号，一系列高规格行动传递出坚决维护法官合法权益的决心，有助于稳固树立政法群体的职业信心。

舆论引导的根本之道在“疏”不在“堵”。越是在重大敏感案事件中，政法机关越要公开、透明、及时地发布信息，向公众呈现全面客观的事实。

目前，政法机关队伍本身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舆论力量，在面对舆论认知偏差和非理性质疑时，更应当充当行业群体的“好声音”，主动进入舆论场，通过真切的交流互动以正视听，促进公众理性看待问题，消弭情感隔阂，减少对立情绪，以促建立平等顺畅的对话机制。

7 快播涉黄案两次庭审直播

2016年1月7日至8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公开审理深圳市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一案，庭审通过官微进行文字和视频直播。首次庭审中“快播”赢得舆论同情和支持。

在此案首次庭审8个月后，海淀区法院于9月9日再度开庭，庭审中涉事法院和检方对首次开庭中的关键问题展开了调查、鉴定，王欣当庭认罪，获刑3年6个月。虽然舆论关注度依然较高，但网民讨论较首次庭审趋于理性。

该案一审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吴铭不服，提出上诉。12月15日，北京市一中院对该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法庭裁定驳回上诉人吴铭的上诉，维持原判。

纵观这起舆情事件，虽然涉事政法机关在两次庭审期间遭到不少质疑，如被指前期对舆论场的预判不足、案件关键证据存在瑕疵等，但在主流媒体以及法学专家、业内人士的合力引导下，公众逐渐意识到王欣等快播高管涉嫌犯罪的客观事实，同时政法机关针对庭审中引发争议的焦点问题所表现的积极努力应对态度，使得舆论场逐渐达成共识。

值得肯定的是，涉事政法机关在舆论高压下，始终秉持司法公开，通过视频直播庭审，充分展现了政法机关力求个案公正的积极一面，终获赢得舆论肯定。

2016年以来，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多次对运用新媒体做好政法宣传舆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在快播案第一次庭审后，孟建柱谈及此案时，对庭审直播的公开透明予以充分肯定。可以说，当前依托互联网进行司法公开的方式已逐步被舆论所认可，公众对这种“看得见的正义”反响良好。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采取视频直播庭审，将案件全部置于公众的“放大镜”下，舆情热度往往会居高不下。其中，政法机关所暴露的瑕疵容易成为舆论质疑焦点。因此，研判舆情风险点、厘清关键问题、压缩质疑空间成为政法机关引导此类案件的关键。

此外，政法机关还需缩短舆论引导“空窗期”，消除干扰案件的杂音，使讨论和争议都归于法治框架之中，最终形成共识。

8 广西律师吴良述“撕裤门”事件

6月3日，广西律师吴良述在南宁青秀区法院因立案问题信访，被法警采取强制措施，过程中导致半条裤子被撕烂，随后其“半裸”照片在网络疯传而被调侃为“撕裤门”。

当日，涉事法院通过官微通报事件原委。同时，广西、南宁两级律协双双表示将依法维护律师合法权益。之后，全国律协表示已就事件调查提出意见。

期间，以微博大V为代表的律师群体纷纷“抱团”声援，千名律师联署签名维权，令舆情持续高热。6日，南宁市政法委牵头多方组成联合调查组，并于次日公布了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随后，调查组邀请吴良述观看监控录像并听取了其意见和诉求，涉事法院院长致歉。

调查结果的公布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舆论情绪，同时引发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等深层次问题的讨论。

该事件在法律行业内持续掀起波澜，尤其是律师群体抱团发声维权，针对官方两次通报中“外力致裤子撕裂”等措辞不断发难，将法治痛点暴露给公众，成为舆情处置的不利因素。

不过面对危机，多个涉事机关反应迅速：事发当日涉事法院通过官微发布了事实通报，随后当地政法委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并及时通报结果，对涉事律师也做到有礼有节对待，为官方危机应对工作赢得加分。期间，从中央到地方三级律协主动介入纠纷，积极引导律师理性维权，为稳定舆情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今年涉律师舆情事件呈高发态势，在多个社会热点事件、重大敏感案件中，律师群体不断在自媒体抱团发声、联名维权，甚至一度产生风向性推动作用，具有鲜明的舆情特征。

对此，政法机关应警惕此类行为异化成一种舆论施压方式，应善于区分维权行为是否僭越法律红线。当然，政法机关在坚持对不法行为严厉惩戒的基础上，也要注意律师合法权益的保护，尤其重视法律行业内的舆情动态，将争端纠纷纳入法治轨道予以解决，避免事态恶化升级。

9 甘肃武威警方抓记者事件

2016年1月15日，甘肃武威3名记者失联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18日，武威警方发布通报，确认失联记者被刑拘。25日，凉州区检察院依法决定，3名记者涉嫌敲诈勒索罪，其中张永生被执行逮捕，雒某某、张某某被取保候审。

随后，一封疑似涉事报社“未发表的公开信”在网络流传，引发公众质疑警方执法正当性。1月底，甘肃省检方介入审查，并于2月6日发布核查通报，建议对张永生取保候审。之后，武威警方撤销对记者的处罚决定，并启动国家赔偿。

12月27日，3名记者再度接受采访，称被释放时和相关方达成了私下封口协议，答应不翻供，不串供，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不发表任何言论，而官方公开承诺的国家行政赔偿并追究执法过错责任，至今没有通报处理结果。

这起舆情事件一波三折，上演多重“反转”，主要归因于武威政法机关的舆情敏感意识不足，在事发后3天始作出通报，且关键性信息偏少。

就仅有的一次官方通报来看，罪名由先前的“涉嫌嫖娼”转为“涉嫌敲诈勒索”，模糊的措辞难免会引发公众对侦查合理性、涉案原因等一再追问。之后，甘肃省检方宣布介入案件核查，危机响应层级的提升和第三方的中立身份，在程序上有效保证了结果的公正性。

同时，甘肃省检方的核查速战速决，为舆情降温发挥关键作用。但是，调查结果缺少对部分疑点的充分说明，为年底的舆情风波埋下隐患。

2016年，甘肃武威抓记者、黑龙江甘南记者暗访被打、山东德州公安打记者等多起舆情事件，令警媒关系议题受到审视。

可以看到，多数舆情源于部分地方公安机关的舆论监督意识不足，个别警务人员的一些过激反应容易成为舆情事件的导火索，从而人为制造并加剧警媒对立情绪。

在新的传播形式下，政法机关要从根本上转变舆情应对思维，主动适应“镜头下执法”，勇于面对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一旦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冲突，须以大局意识为主导，多一些自我克制和理解互动，依法切实保障公众知情权，这才是避免类似舆情再发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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