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2016年政法舆情年度报告：年度特征 & 2017预警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全国各级政法机关同心协力完成了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任务。与此同时，面对众多网络热点涉法舆情事件，涉事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积极介入处置，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受到舆论肯定。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从2016年度收录的1769起涉事主体明确的政法舆情案例中，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364起事件进行编码统计和定性分析，归纳出2016年度政法舆情的六大总体特征，评估政法机关舆情应对整体情况，深入分析公、检、法、司各系统在舆情应对方面的突出特征，并对2017年政法舆情风险进行研判预警，希望对政法机关开展舆情工作有所助益。

2016 政法舆情总体特征

2016年，涉法网络舆情事件数量相比2015年（近2000起）有所减少，但部分重大政法舆情事件如“甘肃武威警方抓记者事件”、“周世锋等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判”、“聂树斌案无罪宣判”等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通过案例，结合网络治理和舆情处置方面的相关政策法规，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总结出2016年政法舆情的六大总体特征：

一、以顶层设计回应舆论关切

以顶层设计规范网络秩序是我国立法机关、网信部门等长期坚持和贯彻的网络治理原则。

网络舆论生态是现实社会环境的映射，失序的舆论环境既容易滋生网络谣言、侵犯隐私、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也容易给一小部分想要动摇社会稳定的别有用心之人以可乘之机。

2016年，《网络安全法》表决通过，《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政策法规出台，对规范网络舆论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以顶层设计回应舆论关切是2016年政法机关舆情应对处置中最为突出的特征。针对多发的警察执法不规范事件，公安部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举办全国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之后中办、国办还印发了《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针对备受关注的电信诈骗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舆论关注的律师执业问题，司法部修改、公布了《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范律师执业行为起到积极作用。

每一起舆情事件背后都有其深层指向，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这些事件反映出的实体问题进行规范，是从根源上减少舆情的治本之策，值得赞赏。

二、舆情处置要求不断提高

2016年，从“新闻宣传工作”到“新闻舆论工作”提法的转变、从习近平总书记对舆论引导工作提出的要求、从中办和国办多次印发文件规范政务公开和政务舆情回应工作都可以看出，舆论引导和舆情处置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相关文件中“重大舆情事件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5小时内发布权威回应”、“通过购买服务、完善大数据技术支撑等方式，用好专业力量，提高舆情分析处置的信息化水平”等具体规定，更说明党中央、国务院等部门对舆情工作的要求不断提高，反映出各级有关部门将进一步推动舆情应对处置工作朝着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在此背景下，政法机关的舆情处置工作也将受到严格考量。相比其他政府部门，政法机关的舆情处置经验相对丰富，但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政法机关处置水平仍有差距。面对不断提高的舆情处置要求，各级政法机关要继续通过开展舆情培训、舆情应对实战演练等方式实现自我提升，推动全国政法机关整体舆情应对水平迈上新台阶。

三、高层介入提升引导效果

在舆情工作重要性显著提升、处置要求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政法机关的舆情处置规格也随之升级，促使舆论引导效果“更上一层楼”。

在“周世锋等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等重大敏感案件审判过程中，中央政法机关积极制定舆论引导策略，有效利用政法新媒体矩阵，借助微视频等传播手段，成功推动舆论朝着法治、理性的方向发展。此外，在“北京昌平女法官被枪杀”、“甘肃武威警方抓记者”等舆情事件中，涉事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及时介入对遏制事态恶化起到显著作用。

在舆情处置中，高层介入向公众传递出官方高度重视的有利信号，减少后续应对的舆论阻力。同时，高层介入能更加有效地整合资源、统筹安排、协调媒体，让舆论引导工作更加有序。

四、全方位运用新媒体获赞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一直强调，政法机关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提升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努力为政法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据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发布的《2016年度“政法+新媒体”研究报告》，截至2016年12月初，全国政法新媒体官方账号共计6.34万个。其中，官方微博共计3.24万个，官方微信共计1.85万个。

在政法新媒体数量壮大的同时，其运用更加广泛、深入，舆情回应、借案普法、民生服务等功能已成为政法微博、微信的标配，借助新兴网络直播平台直播“查酒驾”、“抓老赖”等方式也日益受到网民追捧，获赞“阳光执法引领潮流”。

2016年，新媒体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从舆情回应来看，在“北京和颐酒店女子遇袭”事件中，“@平安北京”5天内4次发布通报成功平息舆情；在“北京昌平女法官马彩云被枪杀”事件中，最高人民法院、陕西省高院等通过官方微信发声，扭转了舆论揣测案情、抹黑当事法官的不良倾向。

从借案普法来看，在“王宝强离婚案”中，各级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等微信、微博自发开展一波声势浩大的普法讲座，从离婚财产分割、侵犯名誉权等方面逐一展开，有效引导舆论对明星涉法事件从“看热闹”到“看门道”的转变。

2017年，随着微信服务号（如广东监狱微信服务号）和手机APP（如北京交警、交警在线等）发展不断成熟，政法机关利用新媒体改善民生服务方面或将取得更多突破。而在网络直播平台的运用方面，政法机关走在了政府部门的最前列，积累了成功经验，但也要重视舆论对侵犯隐私权等话题的热议。

五、社会热点舆情波及政法机关

2016年，很多引发舆论风暴的社会热点事件起初并不涉及或直接指向政法机关，如“魏则西事件”、“王宝强离婚案”、“高考减招事件”、“和颐酒店女子遇袭事件”、“山东问题疫苗事件”等。但是，这些事件最终的处理都归口到政法机关（尤其是公安和法院），部分事件更得益于政法机关的雷霆处置才快速平息。

这类社会热点事件的共同特征是，舆情爆发之初大多以社会新闻、娱乐八卦、网络传言等形式进入舆论视野（尤其是微信朋友圈）。此类事件中，我们能清晰看到舆论传播“非理性”和“强自净”的双重属性。

政法机关需要思考，面对非理性、情绪化的舆论传播要如何应对和引导才能尽快启动舆论场的自净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及时介入处置、实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舆论关切三者并重。如此一方面遏制事态恶化，一方面向公众告知事件真相，以此对抗无序传播带来的复杂问题。

六、同类案频发催热专业化议题

同类案件接连曝光必然引发舆论对此类议题的高度关注，进而推动舆情朝着深入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增加了舆论引导的难度。此类舆情中，个案的妥善处置并不足以回应舆论对深层议题的关切。政法机关需要从完善实体工作和开展舆论引导两个层面同时入手。

2016年，诸多同类案件频频被曝光推动舆论聚焦其中反映出的专业化议题。例如，“LY死亡事件”、“深圳两女孩逛街遭警察强制传唤”、“兰州大学生拍摄警察执法被殴打”等事件，引发舆论深思警察执法规范化议题；“山东临沂徐玉玉案”以及之后被曝光的多起电信诈骗案件，直接推动政法机关加大打击电信诈骗的力度；“湖南法官文言文辞职信曝光”和“陕西省高院博士法官辞职”等则促使舆论聚焦法官权益保障议题；“陈满案”、“云南巧家幼儿园投毒案”、“聂树斌案”、“江西乐平奸杀案”等错案纠正后的国家赔偿、追责问题也引发舆论深度聚焦。

如前所述，类案频发催热的部分专业化议题如执法规范化、电信诈骗等，政法机关均以完善顶层设计作出回应，起到解决实际问题、修复受损形象的作用。而对错案纠正衍生出的国家赔偿尤其是精神赔偿标准、追责法律依据等议题，实体处置和舆论引导都存在较大难度，并且这些问题还会随着每一起纠正的错案被不断强化、扩散，此类专业化议题亟需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17  舆 情 预 警 

2016年，舆论场依然风云变幻，舆论的生成与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网络治理和监管制度更加严格，让互联网生态环境日趋风清气正。

政法机关网络舆情建设趋于制度化，基本形成运行有效的预警、应对、回应、处置机制。网民的法治意识更加强烈，舆论场自净作用更加显著。

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舆情发酵源头和传播渠道更加复杂多样，舆论分层现象有着撕裂社会共识的风险，部分信息管控方式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一些社会积压问题可能刺激舆情上扬，少数基层政法机关在舆情处置中还存在心态不够自信、程式化应对等问题。

2017年，政法机关身处新的舆论格局中，更要善于把握舆论规律，顺应时代大潮，砥砺前行。

舆论场规制更严

需重视“潜舆论”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深刻转型过程中，境内外舆论的碰撞和冲击，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都令舆论形势更显复杂严峻。有关部门对网络舆论的重视几乎到达前所未有的程度，网络舆论场受到更严格规制。

在一些重大敏感舆情事件中，有关部门及时进行信息管控起到了有效作用，防止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舆论裹挟，为官方发声提供了更顺畅的通道。

但也要看到，管控手段虽然在降低舆论数量方面有显著成效，但在部分事件中并未真正消解质疑情绪，可能导致民意下沉为“潜舆论”，形成一种表层杂音渐消、深层暗流涌动的状态。

此外，2016年部分重大舆情案例表明，初期信息管制容易引发公众的逆反情绪，成为放大危机程度的导火索。因此，这些现象都应引发政法机关的高度重视，提前采取措施规避信息管控的负面影响。

“圈层”现象凸显

分层引导成主流

2016年，舆论分层现象更加突出，公众因地缘、业缘、趣缘、学缘等关系缔结起不同圈子，由于同一“圈层”具有相近的价值观、审美趣味，其关注话题、观点倾向非常接近。

但是，不同圈层之间却容易产生意见摩擦和隔阂，各方处于自身立场各执一词甚至互相攻讦的现象并不罕见，如在律师吴良述“撕裤门”事件中，律师群体与法官群体互不相让的争执，凸显出不同舆论圈层缺乏足够社会共识。

新的一年，专家式引导将成主流，政法机关根据不同舆论“圈层”特征，制定有针对性、分众化的引导策略将变得尤其重要。唯如此，才能充分争取各个舆论圈中的意见领袖，畅通制度化的利益观点诉求渠道，形成平等、包容、多元的舆论场氛围。

“亚场域”表达渠道增加

应对内容更宽泛

2016年，新媒体场域表现活跃，成为政法舆情的主要发酵渠道之一。其中，微博、微信两大渠道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新型的亚文化媒体场域不断分流舆论。例如，爱奇艺、秒视频等短视频网站，知乎、分答等知识分享型社区，A站、B站等弹幕视频网站，还有最火的网络直播网站。这种外围地带的小众文化集散地也可能成为舆情发源地。2016年，主要以客户端、视频为发酵源头的舆情事件开始出现，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2017年，网络舆论将继续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令舆论引导工作外延被拓展，在监测范围、预测评估、应对渠道和发布方式等方面都对舆情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警惕旧问题累积效应

坚持“以实情带舆情”

在2016年舆论场中，不少旧议题如电信诈骗现象、信息泄露现象等，因为典型个案再次激起舆情浪潮。因此，预防部分旧问题引发新话题，在2017年的处置工作中理应成为重点。

这类事件通常是现实存在又未得到良好解决的社会问题，成因复杂、牵涉领域广泛，需要多部门协调治理。同时又因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往往容易积聚社会不满情绪，一旦遇到时机就会迅速发酵，呈现“新账旧账一起算”的舆论观感。

因此，政法机关在新的一年中应警惕旧问题的累积效应，坚持以实情带动舆情的思路，从舆情反映的社会实情出发，查找机制欠缺，及时弥补不足，排查可能存在的舆情隐患，努力从源头上预防负面舆情的发生。

慎防程式化应对

以诚换诚乃王道

近几年尤其是2016年，各级党政机关将舆情工作置于重要位置，通过讲座培训、经验交流等各种方式，不断提升舆情应对素养，令整体工作向常态化机制转变，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但是，也要警惕部分涉事机关将工作异化为程式化应对的倾向，舆情发生了看似快速介入和回应，向公众通报“将进一步调查”，但是调查结果却遥遥无期，试图以传播的自然衰退规律来达到舆情平息的目的；但是事实不断证明，一旦舆情复燃将会掀起更大风波。

各级政法机关要深刻明白“道”和“术”的关系，脱离了初衷和本心，再高超的应对技巧也只能是表面功夫，并不能令公众心悦诚服。因此，在舆情处置最关键的是要“走心”，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去解决合理诉求，这才是真正牵住了舆情工作的“牛鼻子”。

破除不自信心态

解除思想包袱

纵观2016全年舆情，既存在害怕舆论监督急于掩饰的情况，面对公众或记者的镜头，个别执法人员以粗暴方式阻止拍摄却引发了舆情；也有“舆论爆发期”集体失声的案例，面对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多个部门反复协商方案并报送上级层层审批，反而错过了最佳回应时机；还有官方自媒体主动发声失范的案例，面对公众质询来势汹汹，匆忙抛出官方处罚通报却触发另一重危机。

这些高度重视或过度敏感背后，都折射出部分政法机关对舆情应对处置的不自信。面对舆论，保持平和、豁达的心态是首要原则，政法机关应先做到谋定而后动，以政治自信、司法自信为公众提神打气。

此外，针对基层仍然存在的害怕、担心、遮丑心理，政法机关宜进一步理顺回应机制，以“宽容失误”的态度解除思想包袱，鼓励相关人员大胆、主动地回应舆情。

《2016年政法舆情年度报告》已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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