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着眼于政法舆论生态，分析当前舆情处置的整体情况，总结正面形象塑造中的问题，及时指明五种舆论生态现象，剖析深层原因、提供改善思路，并在文末建立政法舆论生态的测量指标体系，值得有关部门收藏参考及学习交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政法工作面临着空前开放、高度透明、全时监督的舆论环境，政法舆论生态的改变有目共睹。同时，面对舆论生态多样化、复杂化、分层化的发展趋势以及错位、畸形的局部特征，政法舆论宣传工作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本文将详细解析政法舆论生态的现状与问题，为进一步改善舆论环境提供建议。
相比以往，当前政法领域的全国性重大舆情事件数量有所减少。类似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湖南临武瓜农死亡等致政法机关被“围攻”的事件并不多见。以2015年的数据为例，据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统计，65.7%的政法舆情获得了官方回应，最终得以平息的占比59.2%；在处置态度上，68.5%的涉事机关积极应对，相较2014年提升12个百分点。可见一方面，大多数政法机关都能在第一时间对热点事件作出回应，有的甚至在事件被媒体报道前就已经通过官微通报。另一方面，由于回应态度恶劣引发的舆情大大减少，强硬抵制、敷衍塞责、撒谎遮掩等方式已逐渐被政法机关摒弃。整体上看，政法舆论生态总体向好态势明显。此外，政法微博、微信的蓬勃发展也为舆论生态改变创造了条件。诸多政法机关借此搭建网络便民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多项线上便民服务，受到公众肯定，以服务促沟通、以沟通赢民心的运营模式在业内广受好评。在此背景下，官方与民间两种话语体系有所交流、融合，政法机关回答公众之所问，公众理解政法机关之所想，双方在信息的动态沟通下增加共识，减少误解，舆论主体间的摩擦随之减少。政法机关形象塑造的方式经历了由单个典型宣传到全方位公关建设的发展历程。在新媒体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下，很多政法机关顺势而为，借力进行形象宣传。以政法微博、微信发展为例，据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统计，当前全国政法双微总数超过25000个，但活跃度有限，真正通过这些渠道展开形象宣传的少之又少。这说明政法机关的形象塑造整体仍落后于新媒体发展形势，尤其大部分基层政法机关“恐媒、防媒”心理犹存，面对“网络围攻”“话语绑架”，仍然是“不敢说”“不会说”“说不过”。有的甚至官僚思想严重，习惯“高高在上”，不能容忍公众和媒体的监督议论，遇事就试图让舆论噤声。特别是对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认识不足，还处于“通稿走天下”的认知层面，不能借用新媒体信息快、多、全的特征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宣传，造成先进做法知晓度差，典型人物认可度低的现状。如今，新媒体传播格局日渐形成，而政法机关的形象建设尚在由传统方式向新媒体方式转变的过渡期，两者发展的不同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纵观当前的政法舆论生态，分层割裂、信息不对称等五类现象值得关注，而这些现象背后的问题更具现实意义。分层割裂现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舆论阵地的分层割据，二是舆论引导的分层错位。前者主要指，商业门户网站、双微平台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传统媒体地位日渐下降，在政法信息传播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有限，导致信息传播渠道的影响力出现分层。而政法机关等政府单位在传统媒体中具有天然优势，这种优势并未充分向商业网站等新兴渠道延伸，造成政法信息传播的跨平台障碍。后者主要指，舆情主体由于意识、能力等不足，以及在舆情回应速度、渠道运用、力量投入等方面的失误导致的处置错位，比如“小单位处置大事件”、“慢速度应对急情况”等，最终导致公众诉求与官方行为产生鸿沟、舆情在处置错位中爆发。 政法舆论生态中，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问题屡见不鲜。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冤假错案以及涉监狱、看守所舆情中表现最为突出。因为这些舆情中，核心信息掌握在官方手中，而这些信息恰是舆论的关注点，信息掌控方对信息的截流往往成为舆情发酵的重要原因。突发事件中，公众获知信息的意愿强烈，如果信息发布不及时或公布信息不准确，很容易遭到质疑，甚至为谣言提供传播空间。天津港爆炸事件中舆论对爆炸原因的持续猜测即为典型案例。冤假错案中，公众对受冤的一方具有天然同情，舆论态势对政法机关较为不利。一些与纠正案件有关又受到广泛关注的信息，如案件原始卷宗、鉴定结论等多掌握在政法机关手里，而出于各种原因，政法机关多不愿意或不主动公开这些信息，形成“政法机关有话不说，普通公众好奇乱猜”的局面。双方在你进我退的“打太极”中，消耗了相互的信任与尊重。涉“监狱、看守所”舆情与之类似，这两类场所因与公众日常生活相隔离，神秘色彩较浓，因而发生舆情尤其是非正常死亡事件时，舆论无法自发行使监督权，从监狱或看守所官 方获取信息就成为主要途径。如果此时政法机关“捂盖子”，势必加剧公众的不信任感并刺激其好奇心，舆情发展将更难掌控。敌对分子恶意操控舆论的现象在一些敏感案件中原形毕露，甚至成为其瓦解国家凝聚力的手段。一些案件中，境外敌对势力借助国内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力量将案件走向引至他们想要的结局，对舆论的恶意操控就成为重要手段。微博、微信由于其自组织特性，往往成为“另一种声音”的发源地，并逐步扩散至特定群体。同时，敌对势力借助境外媒体及推特、脸书等国际化社交媒体的传播，对某些案件集中发声以向我国政府施压，已逐渐成为恶意操控舆论的一种惯常手段。这种里应外合的方式在敏感案件“黑龙江庆安枪击案”、涉律师事件“公安部依法打击违法维权律师”以及涉上访、维权、民族、宗教案事件中表现明显。有用信息真空，可能源于媒体选择性报道致议程失衡，也可能因为涉事机关偏误性判断致信息失衡。前者因为部分媒体一味追求吸引眼球的花边元素，对案件发展有实质性影响的内容置之不理，导致舆情进一步恶化，这在一些涉名人案件中较为常见。如释永信被举报事件中，媒体对其私生活的挖掘力度明显强于对案情的报道强度。后者主要是因为政法机关对舆论场中具有建设性、指导性的言论进行主观屏蔽、盲目处置，最终造成“两眼一抹黑”的被动局面。不论是媒体偏颇报道造成的公众信息获取困难，还是政法机关“闭眼走路”造成的参考信息真空，都不利于舆论生态的良性发展。现有的舆论组成中，网民成为主要力量，而网络虚拟性、隐匿性的特征极易导致群体的情绪化和极端化，进而出现大规模的非理性评论，站队式思维、标签化评论等是主要体现。站队式思维，指的是公众在评论某一事件时，不顾事件真相，一味按照自己的思维“先站队、再评论”，如认为某一事件就是政法机关单方的错误，即使权威发声也难以扭转。标签化评论，即把某人或某物定型化，比如近年较为流行的“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等标签。公众在评论时因对标签所代表的同类事物具有刻板印象，进而评论内容呈现简单化、片面化、绝对化、极端化的特点。这些非理性心理对整体舆论态势的影响不可小觑，如果放任这些现象，将对网络环境的有序发展造成阻碍。舆论生态作为社会学名词，其测量指标的确立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随着社会精细化管理等新型管理思维的诞生，政法舆论工作也需日趋精细化、准确化。为进一步改善政法舆论生态，促使政法工作环境持续向好，建立一套完善的舆论生态指标体系，定期测量舆论情况，动态把握社情民意十分必要。现阶段的舆论生态研究中，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经验性总结成为主要的分析方法。但现在的舆论规模以及舆论场的复杂程度达到空前规模，仅凭定性的经验性分析已经难以达到理想效果。所以定量式、模型化的舆论测量思想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测量是指把舆论生态拆解为不同的维度，如活跃度、共识度等，再把这些维度转化为各种可测量的指标，如测量活跃度的指标可能包括政法机关的信息发布数、普通网民的发帖数等，最后用一定的数学算法将其耦合，形成测量模型。根据学界研究以及政法舆论生态特征，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提出舆论主体、舆论环境、舆论规则的舆论生态“三要素”测量法，具体见上表。在此测量体系下，如果能达到正面宣传好评度明显提升、政法机关舆论扭转力增强、政法正负面信息动态平衡、公众自由活跃表达并形成客观评价、商业媒体为己所用、网络大V焕发生气、舆论规则明晰最终达到理性传播，政法舆论生态才能真正称之为良好有序。
法制网舆情中心原创
编辑：李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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