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材难为楚用？易中天出走武汉大学真相曝光…
文|野夫
一
2000年，我写过《闲话易中天》一文，发在《解放日报》，后来又被《书与人》杂志转载。那时，知道先生的人不多，所以我开篇即牢骚――京官适合外放，便于捞银子。文人应该进京，容易名天下。――以下的议论，则多是为先生鸣不平的。那时先生和我，大抵皆未料到偏安一隅的他，还会真有一步如日中天的晚运。
其实，先生执教武汉大学时，已然是校园的一道风景。1986年，我插班进中文系，那时就已经开始实行必修课和选修课制度。选修嘛，学生挑老师，景况有点残酷――有的门庭若市，有的门可罗雀。高年级的师兄则跟我们参谋――易中天的课，不管他讲什么，都该是必听的。于是，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在他帐下做了记名弟子。那门课本身，我原无多大兴趣，叫着“《文心雕龙》美学研究”。
那时的插班生，是刘道玉校长首创的恩科拔贡，在学校有点天子门生的感觉。仗着都操过社会，小有薄名，不免腹笥中空却眼高于顶。待到走进先生的教室――那是武大最大的阶梯教室，先自吃了一吓。三百多的座位早被占满，讲台下的空地也已摆满了小凳，窗台上还挤着男生。这阵仗，在我从前的大学生活中却未有过。以后便也知道，要想亲聆謦咳，那是必须提前半小时去占座的。
先生那会儿初进不惑，条纹衬衣牛仔裤，背直腰挺，用今天的话说――酷。听了几回，确实觉得有味，我这个老逃课的也就被吸引进去，竟从此构成一生的缘分，这，也真是始料未及的。能把《文心雕龙》讲得好听，即使在我今天来看，仍然认为是种大本事。
该课结业有两个学分，先生的考试却也特别――各自回去写篇文章，只要与原著相关即可。我为了博先生的青睐，斗胆用文言写了篇论文，后面还卖弄地附了一首律诗，记得有“谭龙谅必屠龙手，说美岂非解美人”一联。许多年后，与先生戏谈当初的交往，果然他是从这回考试注意到我这个姓名的――他给了个最高分，95。只是现在想来，我仍为年轻时的轻浮孟浪深感汗颜。
二
80年代的大学，于今天来看，确实恍若隔世。那种自由浪漫和求知欲，在眼前这个商业时代，似乎已很难重现。
先生的课，一直是人满为患。他每个学期，又都开的新课。因为怕挤，后来我只断续听过他和邓小芒合讲的“中西比较美学”。邓是哲学系的才子，还是著名女作家残雪的哥哥。易邓当时在武大齐名，且都是78年以高中文凭直接考取武大的硕士。
真正走近先生，所谓入室，也是因为文字之缘。那时武大有个文学校刊，准备发我一篇习作。那正是一个时兴探索和实验的年代，我写的个小说，是把诗和叙事两条线并列而下的，形式上显得有点怪异。主编好意，专门拿去想请先生写个评论――那时老师在文学期刊开文评专栏的，只有他和于可训先生。先生似乎还对我略存印象，便要主编约我到他家去座谈。我未想到这竟成了敲门砖，自然，心底原是欣喜和忐忑的。他住在南三区，的确算是蜗居，主卧兼客厅，我们就在床前闲话。针对拙作，先生反倒没说几句，大意是好故事，这样就发表，有点可惜。我自然懂得先生的深意，至今也未敢贸然投出。
但自此之后，我则借梯上楼，与先生的过从渐密了。他在课堂上，原本对许多人事，都持皮里春秋的说法――这也正是他讲课的迷人之处。单独面对时，先生的嘻嘻哈哈之中，自然带着更多的机锋。那时，他还是副教授，曾经被刘校长赏识，一度做过系副主任。后来老校长下马，他也就洁身而退了。那阵子高校还比较正规，因而教授也难免捉襟见肘，先生忽然就说要戒烟了。我不忍看他连这点雅癖也要断交，故意送他一条烟一瓶酒一斤茶，并附赠了一首五古――人生有三害，俗号烟酒茶。持之呈君子，献芹复自夸。烟为百害首，灼灼芙蕖花。舶来非国粹，盛行推中华。一支燃在手，焚香熏白发。暗夜见明灭，清宵练吐纳。喷之驱蚊阵，如鹤舞云霞。个中观世相，何似雾中花。冉冉作云游，功效胜大麻。酒是万恶源，亦乃食精华。哲人千古醉，醒者皆堪杀。白眼夹醉眼，酒花掩泪花。一壶能遣闷，三杯聊解乏。飘然百病退，一梦登仙槎。谵呓皆珠玑，着书自有法。此亦属隐术，用之可避邪。茶本闲人趣，并称为一家。造化来指掌，无地入胸夹。荼蘼舌尖放，清泉齿上滑。清苦有回味，品味度生涯。三物皆有害，幸不违宪法。人不可无癖，嗜此非穷奢。劝公莫捐弃，悟道必无差。也许这首打油还真的起了点作用，以至于今天他还保有这些恶习。
三
先生和我，应该论得上谊兼师友。这种关系在我毕业之后，似乎更渐深浓。那时我分到琼岛，彼此尺素往还，说些非关家国的闲话。再以后，我又突然辞职回了武汉，之后是比较漫长的闭关索居生活。而此阶段的先生，在武大则也过得比较压抑。虽然着书几册，讲课最受欢迎，却由于众所周知的诸般人事，竟连正高职称也被卡着不评，住所则依旧是蜗居。于是，先生渐萌去意。
楚材难为楚用，这大抵是自古而然的可悲潜规则。好在天下尚大，自不乏人犹能于风尘中辨物色，很快厦大就来了调函。从当日的频繁通信来看，初迁海崖，风俗尽殊，不免有去国怀乡之叹。我在禁中，无以相慰，尝遥寄过一首词――念奴娇 赠易师――燃烟枯坐，想先生何在？黑云遮月。望处霜风吹泪眼，又到团年时节。海岸无涯，仙踪难觅，应悔曾轻别。几回提笔，苦衷难以重说。 犹记忝列门墙，谆谆垂教，常使心肝热。当年门生今孰往，护侍师尊身侧。随俗红尘，争逐蝇利，多是江湖客。夜深东望，但看云水千叠。
在那个特殊岁月，先生对我鱼雁殷勤，鼓励甚多。每次返汉省亲，也必弯到起义街55号来探视。难中相见，他给我推荐当年有哪些小说文章可以一读，说起刘震云的《新闻》，他竟能随口背出原文，并分析其中笔法的机智。师生相与禁中论文，确实每让陪侍之人跌破眼镜。至今想来，那样的画面实在温馨。
那时在厦门有个陌生女孩，经朋友介绍，与我时相笺候，有点近似今天的网恋。我托她去看望先生，一来二往，先生便多了一些了解。后来先生又来探我，很郑重地规劝，说彼此并不适合。他认为人在困境中不必盲目急于选择，来日方长，先欠人情则势必背负道义的十字架，最后使自己进退失据。想想人生所谓良师益友，云天高谊，也就莫此为过了。
四
先生学的是美学，讲的是文学，到厦大后执教的却是艺术，晚年得名的反而是史学和杂学。作为学者，他自有《艺术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高头讲章摆在那里，如今更是世人皆知。但他还是作家，写得一手好小说，这却是大众不晓的。
那时先生初到厦门，心中耿然还有一些孤愤。他把高校制度的弊端及知识分子在一个变革时代的失态，写成了一个中篇小说《文火慢熬》，甫一发表，就被《中篇小说选刊》拔为头条。我是深为先生的才气折服的，那种老到的文笔，犀利的解剖，冷冷的幽默，说实话，远远胜过许多专业作家。我们今天的教授，多不如民国时代那些学者，能把创作和治学都弄得非常像样。而先生，正是具备了如此的大器。但辞章小道，于他看来，雕虫而已，偶尔玩玩，只是聊遣雅兴。任我如何进言蛊惑，他都只肯稍展鳞爪。后来，他还写过一个中篇，名叫《高高的树上》，也是讽刺当下的学术腐败，看罢无不拊掌大笑。其实，即使先生今天已经名闻天下，私心里我还是有些扼腕而惜――倘他玩创作，也必将给这个无趣的世界，留下一批足以传世的经典。
大约从94年开始，先生感于商业时代对学术出版的冲击，开始跳出专业来写一些平民化的学术随笔。95年穷愁潦倒的我开始要自谋生路准备当书商，他听说后，马上把已经签约给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部书稿【即后来畅销不衰的《闲话中国人》】，又要了回来给我，说你拿去做，赚了就给点稿费，赔了就给点样书。这种古道热肠，在这个日渐势利的世界，实在是不复多见。
可是，那时的我于出版还是菜鸟，加上几个朋友资助的一点钱，捉襟见肘不敢多花。结果为便宜找了个烂印厂，印出来完全是残次品。印费搭了进去，书却难于销售，一本非常好读的书，却被我砸在手里。我深感有负先生美意，他却没有半句责言。就是这本当时名为《中国，掀起你的盖头来》的书，使我懂得了出版之道。我想，这部仅仅流传了几千册的书，今天也该是人们玩收藏的珍本了。96年，一个有心的编辑读了这本书，决定重新包装，我让出版权，该书当即成为畅销书而让别人赚得盆满钵满。
先生为了帮我，见我做书也基本上道，又把他的第二部畅销书授权给我，这就是眼前还在热销的《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也正是从这两部书开始，先生成为了当代最具人气的思想学术随笔作家之一。
五
先生是我见过的最博闻强记的人之一，因而谈锋甚健。和他对话，寻章引句，信手拈来，你多半只有听的份。关键是他本性情中人，不古板，不装深沉，无论荤素都可以开谈。在酒桌上侃段子，那是他的一绝，满座人都会为之前仰后合。“百家讲坛”因是央视栏目，大众传媒难免诸多讲究――个人演讲的真正风采原是不易展现的。即便如此，他仍在其中异军突起，小露锋芒便赢得粉丝无数。
先生是重情重义之人，所以走到哪里都有朋友。95年他回汉，要我陪他去看看老校长刘道玉，这时的刘老已经去职多年，许多旧部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只为若干年前的一段知遇之恩，他却不敢或忘。想想尘世中的种种缘分，总还是有些仿佛古风的东西，值得我们在心底温存和珍惜。也正是那回，我们出校时邂逅了中文系的一位领导，那位爷半真半假地说：你走了，我们还是很惋惜的，还是调回来吧。先生笑着答曰：那我确实有病。
善与人处的人，不一定没有脾气。前年我知道，他是大怒过一回的――要把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一个作者海默告到法庭，起因是该社出了该作者的一本书，其中一些文字，则直接取自先生前几年的旧着《读城记》。好玩的是，社里的法人周百易是我师兄，那也就是他的学生。而作者海默是湖北写诗的青年，与我则也算旧交。媒体生怕他们打不起来，希望这个世界多点茶余饭后的谈资，遂几面拨火，先在舆论上掰扯。冤家宜解不宜结，后来大家知道我与先生的交情，便托我私下调解。百易兄不用说，本乃他的高足，无辜成了被告，话到礼到即可。海默兄则因在媒体撺掇下，原先说过些伤人的气话，先生难免不快。我知道劝他莫过于情，他是深谙情理的，于是只在电话里说――海默跟我一样，外省人到北京，拖着老婆孩子卖文为生，您要索赔，那就是逼人讨饭了。只此一句，先生就动了恻隐。最后只象征性地要海默付了110元稿酬，我问为什么要这个数字，他说代表报警而已。就这样，官司化解，我想这就算是古人所说的恕道了。
六
其实早在央视主讲汉代风云人物之前，先生就已经是畅销书大家了。除开前面提到过的那几本，他还连续出了《品人录》《艰难的一跃》《你好，伟哥》《帝国的终结》等。在整个书业皆现萧条的现在，他这种独具个性风格的随笔体学术书，却很奇怪地一路蹿红，成为各个出版社追抢的对象。即便如此，以我对他的了解，仍认为那时的他，还是未被这个世界足够认识，依然有其寂寞不爽之处。
不可否认，电视这种强势传媒确有其巨大能量。而他这样深怀利器的人，早晚也必将要被镜头发现。一旦崭露头角，则肯定要成为公共人物，要面对无数大刊小报的评头论足。这是人生的一个两难困境，毋庸讳言，每个囊中藏锥的人，都渴望舞台，都愿意有朝一日脱颖而出小试锋芒。正如林语堂所说，即便做和尚，也愿到都市大庙去对万千僧尼讲经，而不想就在深山孤寺对一个小沙弥说法。这是因为热衷思想的人，多愿把自己的寸心所得传播给社会。人类文化的薪火相承，也正有赖于此。
但大众传媒往往也是双刃剑，能成就人也能损害人。做公众人物，没有从容面对毁誉的气度显然不行。名高则谤生，这是自古而然的。连你的收入也成为市民话题时，你就别想还有什么隐私了。更何况许多同行文人，内心难问，交相攻伐，也在事理之中。于是，许多朋友看着现在的先生，就想起前些年的余秋雨，不免为先生捏把冷汗。但我知道，以他的智慧，游走于这根钢丝绳上，应该还是优裕自如的。
我知道我在此际来写先生，难免私淑之嫌。况且以其盛名，原也无须在下的锦上添花。只是因为见到一些流言，想到二十年来与先生的交谊，自觉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先生，让世人了解一下这个性情男人。而我所述的他那些为人品格，我相信，在如此世风的今天，肯定仍旧是许多人所稀缺和景仰的。
作者介绍
从警察到囚徒，到商人，再到自由撰稿人，传奇的经历赋予了野夫与众不同的回首看沧桑，落笔写悲悯的气质。野夫又名土家野夫，本名郑世平。著有《乡关何处》、《尘世挽歌》、《身边的江湖》、《1980年代的爱情》、《活着为了见证》。电影《玉观音》制片策划，《父亲的战争》编剧。2010年1月，《江上的母亲》获2010台北国际书展非小说类大奖，是中国首位作家获得此奖项。
链接：易中天在武汉大学的十五年
公元1978年，这一年的夏天，武汉的气候惯如以往地炎热，珞珈山脚下的武汉大学虽绿树成荫，却也不是户外活动的好地方。但是高温并未减少校园里来回奔走的人头——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中断十二年的研究生招生在全国部分重点高校首度恢复，报考年龄界限从原定35岁放宽至40岁，无数中断多年的梦想被再次点燃，仅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就达300人之多。
复试在7月举行，报名地点是武汉大学校内的宋卿体育馆。在这里，来自汉阳中学的青年教师何念龙见到了分别十年的大学同学周光庆。历经4月份的初试淘汰，唐宋文学专业的报考者仅仅剩下十六人，等到9月份正式录取时，他们中又将淘汰掉一半。
1978年，武汉大学总计招收了170名研究生，他们被安排住进了桂园食堂边的研究生楼。这栋四层平顶小楼后来被重新粉刷成黄色，重新命名为桂园一舍，时至今日，已被安排做女生宿舍。
1978年武汉大学新生入住的时候，唐宋文学专业的三名学生，何念龙，毛庆，易中天，和古代汉语的丁忱，被分在了研究生楼一楼的一间寝室。在这一届的同学录上，除了易中天之外，剩下三人的籍贯均为武汉。但实际上，籍贯湖南的易中天，早在6岁就随父母到了武汉，在武汉度过了中小学时期，1965年高中毕业以后才去了新疆。在他临行前送给妹妹的笔记本上，还写着一首豪情万丈的七律，最后两句是：如何借得东湖水，洗砚调朱写未来。少年时意气风发，挥别武汉奔赴新疆的易中天恐怕无法想到，十三年后，他又会再次回到这个伴他学习成长的地方，和众多师兄弟一起，在东湖之滨洗砚调朱，开始自己的研究生岁月。
这一年，他三十一岁
那几年入学的研究生学习都很努力，很珍惜。十多年的青春被白白放逐，很有点“向四人帮讨还青春”的激情。但是不同于今天追求效率压缩学制，除了大师兄唐异明在81年2月因赴美而提前半年毕业之外，多数人还是按部就班，更广泛，深入地学习。
七八级哲学系研究生邓晓芒回忆说，“当时的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可说是学术荟萃之地，除了各个专业的学生之间来往以外，影响力更向外辐射，外校的很多学生也被这里的学术环境所吸引，以武汉大学为中心聚拢过来”，除了正式的会议之外，还有大量的小聚会，所聊话题未必和自己的专业有关，但涵盖范围却甚广，更能收到开阔眼界之效。易中天在做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文学作品研究，而是选了文论《文心雕龙》，研究其中的美学思想。选择这个题目，除了 吴林伯先生给学生们在讲了一年文心雕龙，引起了易中天的兴趣之外，对于美学的爱好，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种跨专业的沟通。
很多人能从易中天身上感受到他的骄傲——“易中天极其聪明，但是人很高傲，不太讨人喜欢。如果你肚子里没有货，他就会看不起你，有时候，一句话顶死你”，邓晓芒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在我家里，有个学马哲专业的小年轻和我聊天，说他也对美学有兴趣，想研究美学。易中天在一边听见了，当面就对这个小年轻说：‘就你？还想研究美学’？”
即使是当了老师以后，易中天的骄傲的锋芒也时有显现。现在通过央视收看易中天在《百家讲坛》的观众恐怕不会想到，二十年前，易中天在武汉大学开授两门公选课，讲《文心雕龙》和《中西比较美学》时，课堂的场面火爆，丝毫不亚于今天观众的热情。不过今天的观众不必担心迟到的危险，而在当年，易中天的课尽管场场爆满，但是如果有学生迟到，还是会遭到他狠狠地批评。
今天的多数观众无缘面对面欣赏易中天讲课的风采，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大家对二十年前，武汉大学讲台上的那个易中天的想象——“现在他在百家讲坛远没有他当初讲课讲的好，在电视上讲，限制太多，一点都不能讲错，太紧张了，会影响发挥”，邓晓芒至今仍对当初的易中天评价非凡。
和邓晓芒一样，易中天留给身边同学的印象，也远远不止骄傲一样。相比同级的研究生师兄弟，易中天的年龄是较小的，因性格活泼，同学之间也乐于打趣。但就是这个年级最小的室友，到了每年的寒暑假期，却比其他三位武汉同学都要忙——七八级的研究生，几乎每个人都成了家，别人从学校到家不过一段公交车程，而易中天却得计算时间收拾行李，坐上几天的火车赶回新疆，和妻女团聚。
多年以后，易中天自嘲“一流父亲，二流丈夫，三流作家，四流教授”，同学丁忱说后两条是过谦了，但是前两条，却是在很早就留下过深刻印象——“那时候，易中天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不知道是没发出还是给退信了，被我们看到了，大家互相传阅，一致评价是‘感情强烈，使人心动’，成一时话题。”
1981年夏，武汉大学七八级研究生毕业。那是一个研究生供不应求的年代，每一个毕业生都可以在诸多等待的单位中尽情选择。但是易中天却面临回新疆——早在他考来武汉大学读研之前，他就已是新疆有名的诗人，现在又读了研究生，人才难得，兵团自然不愿意放，再加上妻女均在新疆，回去，成了必然的选择。1981年的年底，当应届的同学各自找到新的学术岗位时，只有易中天踏上了西进的火车，默默返回了新疆。
易中天早在新疆干农活的时候，诗人杨牧就送给他两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船到桥头自会直。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事情仅仅隔了一年，就开始有了转机。大概是学校也感觉人才难得，通过努力，又把他要了回来。
在新疆的短短一年时间，往往被人忽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从知道易中天从1981年的毕业研究生到1982年的武汉大学青年教师，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但是这一年，仅仅是易中天在武汉大学一个新的身份的开始。
1982年，青年教师易中天初到武汉大学，面临的景况并不算好。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十年浩劫耽误的人，远远不止七八级的研究生一代，太多的老先生排在前面，要尊重老同志，要论资排辈，入校最晚、资历最浅的第一批研究生被压在了最后。一年以后，转为讲师，但是情况却显得更加渺茫——直到十年后离开武汉大学前夕，他还是一名讲师。
24年后的2006年8月，已经名满天下的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谈起了当时的压力和凄凉——同班同学付生文英年早逝，追悼会上，易中天抑止不住凄凉写了一副挽联：“富五车，才高八斗，叹人间从此惜年少；计九流，家徒四壁，问天意何时纵斯文”。
这副挽联，在今天看来，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凄凉景况缩影。但是因为感情的悲怆，却往往让具体的细节和应有的变化，为人们所忽视。
1981年付生文面临毕业，因为家在农村，要解决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户口成了首要问题。多数高校和科研单位无力解决，最后经人介绍，他来到了市公安学校任教。新单位顺利解决了付生文一家的户口问题，还分给了他三室一厅的住房——“三室一厅的住房条件在当时看，是非常好了，户口，煤气这些生活上的问题，市公校都给了最大的照顾，应该说，还是尊重知识分子的。总体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景况是很苦，但还是在逐渐改善”，何念龙和付生文是本科同年，研究生同班，对他的情况较为熟悉。
尽管在各种生活条件上，都为知识分子创造了最大的便利，但是学问的失落和家庭的压力，还是让付生文感到了巨大的不适。
1984年，付生文重新回到武汉大学，进入《写作》杂志工作，1985年11月，突然倒在讲台上，当夜去世。
1985年的年底，武汉大学青年讲师付生文去世，易中天看见他家徒四壁，第一次深深感到了学术的凄凉——此时，距离他的第一本专著《〈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出版还有三年；距离他出版第一批面向大众的文化随笔（《品人录》等）“生产自救”，还有十五年；距离他登上央视百家讲坛声名大噪，还有整整二十年。这一年里，易中天同那个时代留校的大多数青年教师一样，和妻女蜗居在一套狭小的住房里。
当时的易中天，住在武汉大学南面的一栋一室一厅的小楼内，这幢小楼原是给单身教室和新婚夫妇住家用的，因而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鸳鸯楼。1988年的冬天，因为条件简陋，易中天的妻子在鸳鸯楼内煤气中毒了：“当时是冬天，我们在家里烧蜂窝煤炉子来取暖。结果走的前一天，妻子中了煤气，只好把她用大棉袄、大棉裤、棉被包好，抬到阳台上，坐在阳台上透气。”
此时，易中天已年逾四十，早已不再是鸳鸯楼最初的目标住户了。
上世纪90年代初，仍是讲师的易中天选择了离开武汉大学。此时，他刚从武汉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职务上卸任不久。新的工作地点选在了千里之遥的厦门大学。
2006年的8月，在中央电视台的访谈上，面对主持人的步步逼问，易中天仍然把离开武汉、南投厦大的原因归咎为武汉的天气不好。此时他已经离开武汉十三年了，也许对于他来说，这十五年显得特别漫长，因为无数平凡的岁月和冷遇被他对付过去。在厦门大学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没有课可以安排。当年为他送行的邓晓芒谈起这点，语气之中充满了惋惜——“他又是一个那么喜欢讲课的老师”。
2004年，在成名的前夜，易中天曾经在武汉大学有一次短暂的停留，此时的他已经出版了数本学术随笔，并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上初露头角，得到了为数不少的读者青睐。此刻，时隔十年，重登武大讲台，身份却由本校老师变成了外校学者——但是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一年，丁忱旅居日本，未能在武汉大学遇见易中天。但当他在海外的中文频道里看见易中天时，竟然生出几许悲凉的感慨——“我看见他在电视上的样子，第一当然是欣喜，替他高兴；第二就是感觉到，他明显老了。当年的易中天，差不多是我们同学里最小的一个，但是后来看见电视上的他，比印象里苍老了十岁”。
从一个学者，变成一个传播者，十年岁月所改变的，不仅是人，技术的进步，制度的突破，知识分子身份的流动，给了易中天机会的同时，也改变了时代和社会本身。“易中天探索了一条学术和市场结合，知识普及传播的成功之路”，这是何念龙对他的评价。
81年唐异明赴美前，黄焯先生题字为念：“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志之所在，气亦随之，”二十年后回顾易中天为达到目标所走过的道路，总能看到这句话的影子。
并不是所有的岁月磨砺，都能通向成功，能抓住机会的，永远只有少数人。就像易中天离开武汉大学的时候，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来得及送他一程一样，恐怕任何一个熟悉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不会预见到他的将来——2004年是他成名的前夜，距离声名大噪，仅有一步之遥。
1993年易中天临走前，邓晓芒受易中天父亲之托，来婉劝他留下。那是在他临行的前一天，邓晓芒一边帮助他收拾行李，一边劝他留下。说了很久，易中天只是轻轻叹息，现在是箭在弦上，不走也不行了。
当时的厦门大学，除了自然环境之外，并不是一个比武汉大学更好的选择。在一个以闽南语主导的人事环境中，一个外来的教师要打开局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哪怕这个人是聪明热情、善于交际的易中天。
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难道真的因为环境原因？还是这句话已经表明他当时微妙复杂的思绪？
1993年易中天坐火车离开武汉，南下福建，他一定从车窗里眺望荆楚大地。列车驶过武汉的街道和河流，他在这座城市里，渡过了他全部的学生时代，在这里产生了他早期的雄心和对世界最初的幻想。
这将是一种永远无法忘记的怀念。
究竟什么原因使易中天离开武汉大学?
自老易成名以来，这就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今天之所以再度提及，缘于近日武汉的记者就此问题再次对老易进行了穷追猛问。10月29日，老易在武汉崇文书城签售，好事的记者又开问 “有读者让我代问您，当年您离开武汉去厦门，是因为武汉的气候恶劣。这是不是伤害了武汉人的感情呢？”
之前，曾经多次面对为什么要离开武汉这一话题，易中天的回答总是：武汉太热了，想找个气候宜人的地方养老。今天，总想“惹事生非”的记者再次“挑衅”，老易依然从容不迫，滴水不露：“武汉的天气不好，是实际情况，冬冷夏热。但是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武汉人民依然创造了美好的事业，这难道不更值得尊敬么？”到底是精研历史、品透人心、洞悉人性的易中天，如此回答，真是聪明。
但是要真正探究当年易中天为什么要离开武大，好象也并不是一件难事。从网络曝料和媒体采访中，我们不难得出答案。
1978年，没有大专文凭，也没有参加什么研究生补习班学习的易中天完全赁自身实力考取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成为全国恢复研究生学位制度的第一批幸运儿（今天，没有本科文凭好象是不让考研究生的）。1981年，按照当时“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毕业分配政策，易中天理当回到原所在地新疆。然而，易中天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武大年过古稀的胡国瑞教授对易中天十分赏识，执意要求学校将易中天留校任教。当年以办学开明著称的武大校长、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刘道玉也感觉人才难得，为此，以学校的名义积极与新疆联系，请新疆方面支持学校的学术梯队建设，允许易中天留校。但新疆的答复是：新疆地广人稀，人才奇缺，易中天是定向培养的研究生，他所在学校已给他发了三年的工资，不同意易中天留校。
刘道玉并未这此罢休，他找到了当时的教育部长，提出以“在今后的武大毕业分配时优先考虑新疆所需人才”的承诺换得新疆对易留校的同意。这一想法得到了部长的支持，在教育部的干预下，易中天终于留在了武汉大学。要知道，在当时要改变定向培养计划分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为此，教育部为易中天留校的事还单独发了文件。
谈起易中天当年离开武大时向自己辞行，刘道玉向记者坦言到：“中天虽然没有向我说明他为何要离开他的母校，但个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心想：他肯定是在心情不愉快下作出这样的决定，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学术称职上压了他，他直到1991年才提升副教授，而与他情况相同且成果不如他的人，却提升了教授；二是在学术思想上受到了压抑。鉴于此，对于中天的离开，我是支持的，尽管我为他留校花费了心血。”
易中天在武汉大学教书10年，一直都是讲师，要调到厦门大学武大才给了一个副教授的待遇，对此，易中天当年的同学、现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解释说：这在当时叫“提调”，就是你要走了才给你提职称，你不走就不给你提。武大的学术研究体制竟如此叫人尴尬！
多年以后，成名的易中天在回答为什么离开武大时总抱以“武汉太热”作答，这里，环境的因素是否有更深的含义？
如今，易中天著书、宣传大众文化，刘道玉是极其赞赏的，并认定只要学术环境宽松、学术评价实事求是，易中天就会有更大成就。
今天，回首14年前的那个初春，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个性张扬、不为主流学术界所认同的中年教师以怎样的心情离开了他学习、生活和工作了15年的城市，那列徐徐南下的火车载走了一个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中年男人怎样的雄心、幻想抑或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