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潘维：中共正在闯这条新路，信仰人民！

与中国政治不同，美欧实行“现代”政党政治，不要求官员“知识化”，没有学历要求，无须每天加班及周末无休，无须为职务升迁进党校“培训”，更谈不上追求“理论创新”。

而且，西方社会的管理水平并不低于中国。既然西式政治普遍被称为“先进”，那为什么中国依然延续职业治国集团的老办法？

可以用两点结论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由于社会缺少清晰、稳定的利益集团分际，也缺少法律主义传统，中国出现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是必然的，也在中国拥有政治文化上的“正当性”。

在中国，声称代表社会某个部分的“党”反而缺少执政的正当性——西方概念中的“合法性”。因此，中共身系国家治乱兴衰，如同传统的职业治国集团。

第二，如同传统的职业治国集团，中共之兴衰取决于其“先进性”的兴衰。党兴则国兴，党衰则国衰。

治国集团丧失“先进性”体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思想堕落，不再为人民负责，为公的“民本主义”信仰必被形形色色的为谋私利辩护的“主义”所取代。

其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贪污腐败，“绩优选拔”的人才原则必被“结党营私”所取代，分工制衡机制也就不复起作用了。

其三，脱离群众，害怕群众，拒绝群众监督，拒绝群众批评，“政绩和政策竞争”必被阿谀奉承和欺上瞒下所取代。如此之治国集团，就会退化成缺少生命力的、脆弱的、“尚黑”的特权集团。

所有国家都有兴衰，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主要朝代的寿命相当长，平均约三百年，秦汉、隋唐、宋明清就能概括中国近80% 的王朝史。但二三十年的短命“朝代”也不鲜见。一旦职业治国集团无力强调责任和道义，就进入衰败期，就只能靠“执法”和“问责”的激素来苟延残喘了，如同1948—1949年的国民党。那时，“执法”演变成抗暴，“问责”演变成下台、换班、大分裂的闹剧，接下来就是民不聊生和兵败如山倒。

中国共产党虽已成立九十年，但执政方过一甲子，仅及中国主要朝代平均寿命的五分之一。其近期前景取决于解决好下述新的基本政治矛盾。

作为执政党及双行政系统之一，共产党必然“变质”，从“扁平组织”变为“科层组织”，用全国统一的法治来管理国家。如此“变质”是建设事业“办大事”的需要，理性化、知识化、专业化、法治化，层层相连。但科层体系“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必然脱离千家万户的群众，再也无法像扁平组织时期那样为百姓“挑水扫院子”，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于是，一方面，由于科层化和法治化，党政体系“办小事”的能力严重退化，有心无力，无法解决群众五花八门的生活中的矛盾，而“国法”也无力满足社区内部关于“公正”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人民的自组织坍塌了，科层体系无法“对接”亿万无组织的个人和家庭，于是，亿万个体的“人”去找一个统一的、依法办事的科层系统寻求“公正”，使得“潜规则”盛行，“维稳”与“维权”成了一对大矛盾。

西方分裂的社会结构导致强大的宗教传统和法律主义传统，使之可以轻易通过法院、教会和公民自组织“办小事”。小国寡民也比较容易解决这类问题。

新形势下，领导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共产党，欲坚持群众路线，保持执政活力，就只能闯出条新路。

这条新路的可能前景是：共产党领导人民重建扁平的“社区自组织”，以社区人民的“自组织”为“人民当家作主”的“至上”机构。

《周易》称，阳上阴下即为“否”，因为阳气上升，阴气下降，阴阳背道而驰就无法相交。所以，“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周易·彖辞上传·否卦》）。又曰，阴上阳下，乾坤倒置为“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周易·彖辞上传·泰卦》）如果所有的科层领导都有在扁平的社区自组织服务的经历，在升迁之前重回社区参加组织工作，在退休之后还去担任社区的“乡绅”，人民“办小事”的需求就能解决，中国共产党也就能接上“地气”。

当然，天下本无绝对的新鲜事。中国的传统治国集团是依靠这类非科层的扁平组织而获取“天下平”的。这类扁平组织是获得政权大力支持的，在“乡绅”领导下的宗法、宗庙组织。

那时，“乡绅”们一只脚在社区里，另一只脚在政府里。而且，宗法、宗庙的信仰，天然与职业治国集团的治国理念相契合，即家国一体、一以贯之的“以孝治天下”的为政之道。

授权转载自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