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次成为母亲，因缘际会接触到儿童阅读这个领域，倏然已十年。十年前，我带着四岁的大儿子其乐在伦敦第一次看见五彩斑斓的儿童图书馆，心中充满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羡慕。那是2009年，我们一家搬到了伦敦。英国的孩子5周岁上一年级，所以四岁的其乐上的是学前班（Reception）。我们所住的社区里，出门向左走和向右走，步行十分钟都分别有一家社区图书馆。到伦敦的第一天，我就跑去图书馆办了卡，每个人一次性可以借50本书，借阅期限是三个月，给人以极大的阅读自由。那天我办完卡正要离开，图书管理员和我热情地介绍了英国公益机构Bookstart在社区中免费分发的小书袋，简单填个表格就能领到，里面有三本免费的新书和一些小文具，帮助家长更好地和孩子共读。那之后的十年我经历了七八次搬家，但当时领到的绿色小书袋我一直留着。一张伦敦社区图书卡，一个装着三本童书的公益书袋，我就这样开始了和阅读结缘的故事。
在其乐上学两周后，他的老师Tracy问我，有没有兴趣来学校的图书馆做义工？那时其乐还上不了全天课，他时不时要问我“妈妈，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其他小朋友为什么不会说中文？”我低估了一个四岁孩子在语言和文化发生巨变的环境中面临的挑战。于是我接受了成为图书馆义工的邀请，放弃了在伦敦的其他工作计划，每天陪其乐上学，他进教室上课，我进图书馆工作，中午我俩一起午餐，下午再一起回家。放学后我们也会顺路去社区图书馆坐一坐，读读书，然后各自借几本书。负责整个学校图书馆项目的S老师是在伦敦长大的印度人，也是学校里“阅读障碍组”的老师，同时兼职负责新图书馆的项目。这个项目所有的经费由家长和学校一起筹集，主要任务是把旧书整理归档，扫描进新的检索系统，同时预定新书，此外还有在假期时粉刷墙壁、订购新的书柜……这些工作都是由老师和家长义工们来完成的。图书馆虽然处于整修阶段，借书还书都已经停止，但仍然有一些公共的用途。每天都会有各个年级的学习小组来到馆里上课，最主要的是一对一的阅读辅导。每周有三天，已经退休的老师Catherine就会同我一起坐镇在图书馆，和一些有阅读困难的孩子一起读书，这是英国政府的一个阅读支持项目。Catherine已经有七十多岁了，非常健谈，在辅导学生的间隙她还可以不停地说话。那时快到圣诞节了，她向我推荐了无字书《The Snowman》，是每年圣诞她都会给孩子（后来是给孙女）读的一本书。她也大胆地和我预测，如果我每天都和其乐一起阅读，到第二年3月他的语言一定没问题。
Catherine每年圣诞都会和家人一起阅读的无字书
后来Catherine的话果然应验了，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其乐已经可以很愉快地上完全天的课，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说着一口漂亮的伦敦音。图书的整理工作非常繁重，不过也很有乐趣，我在那里迷上了童书，不知不觉就到了半年后图书馆重新开放的日子。
那天学校邀请了一位绘本作家来和孩子们交流，同时展出了孩子们自己创作的书。其中有一本是一群四岁孩子集体创作的故事，每个人画一页成为一本小书。作为全校唯一的中国家长，老师决定让我把这个故事翻译成中文。当看见这本书出现在学校图书馆的窗台上，我想到，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儿童绘本。可爱的小读者就在我眼前翻阅它，对陌生的文字感到好奇，他们专注的神态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学校图书馆建成后，我的“图书义工”生活仍在继续——我又去到社区里的乐施会书店Oxfam Bookstore，主要负责整理社区居民捐来的童书。在飘着音乐和咖啡香的小书店里，我有机会见到了许多和阅读有关的日常。拄着拐杖的绅士带着老花眼镜在看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历史，音乐发烧友在影碟区摇头晃脑地挖宝，跑步锻炼的人顺路放下一袋书，主妇推着婴儿车来捐书，顺便让小朋友自己挑了两本带回去。慈善书店是超级划算的淘宝地，可以用五分之一甚至更低的价格买到成色很新的二手书，大家在捐出自己不需要但是别人可能会需要的物资时，闲置的资源在社区内得到了自然的流转。我们社区里还有一家常去的很出名的独立儿童书店叫Children’s Bookstore 。这间四五十平方米的小书店开了已有近半个世纪，多次当选为伦敦最好的独立书店。很多著名的儿童作家都常来做客，我在那里曾经和近百个社区里的小朋友一起排队，购买我当年最喜爱的儿童绘本作家Anthony Browne的签名新书。
当年和Anthony Browne的合影，请忽略因为年代久远而模糊的画质
书店是一个让书成为礼物的地方。有的人目标明确，但大部分人进书店时需求是很模糊的，因为书籍是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这对店员的要求就很高了。有一个罗马尼亚籍的顾客走进来，说想给亲戚的孩子买一本书，因为是第二语言，所以希望书籍简单易懂，请店员推荐。有一次我在书架前逡巡了一会儿，店员踩着楼梯从最高层书架上拿出一本书，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猜你应该会喜欢这个故事”。我甚至曾听见一个店员花了近一个小时和一个10岁的孩子聊书，他们的谈话中大约谈到了至少20本书。店员对书籍的了解以及对孩子心理特征的把握令人叹为观止。大儿子其乐学校的图书馆、乐施会慈善书店、儿童独立书店Children’s Bookshop，这几个地方就是我最早的关于儿童阅读的启蒙地。2010年我们全家搬离伦敦的时候，我打包了160公斤的行李回国，去的最后一个地方就是社区的慈善商店，我把一些物品捐了过去，又买了几本童书带上飞机，我觉得自己带走了这个城市给我最宝贵的东西。在回上海的飞机上，我闭上眼睛，观想了一下自己的职业理想。是一间儿童社区图书馆。就像我最初很彷徨地来到伦敦时走进的第一间图书馆那样。我也想创造一个这样的地方，让它成为社区中给予家庭灵感与力量的福地。围绕着这座图书馆，懂书的出版社、有创意的作者、愿意陪伴共读的父母、关心每一个孩子的阅读进度的老师、学校图书馆、书店……都是在理想阅读文化上扮演着重要作用的方面。由此延展开去我想做的还有许许多多，我希望可以发现并帮助有才华的儿童文学作者和插画师，我想要做一个公益的阅读计划，我也想自己写书……但那时，以上想法都只是一些念头，没有找到一个着力点。
大儿子其乐回上海后，上了双语小学。在他二年级的时候，我发现中英双语的教育都有一些问题，特别体现在独立阅读能力这一点上，即使家庭共读一直在进行，但因为系统性不够，从家长的角度来说资源也很有限，无法看到教育的全局。2012年冬天，我得到一个奖励，在美国行游了近一个月。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Stephen. A.schwarzman大楼我偶遇了展览《The ABC of It：Why Children’s Books Matter》，策展人是儿童文学史专家和评论家Leonard S. Marcus。这个展览完整地介绍了儿童书籍的历史，用清晰又有艺术感的方式演示了儿童文学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纽约公共图书馆，展览的海报悬挂在外墙
展览入口的背景墙
现场展出了《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Alice's Advertures In the Wonderland》和《The Secret Garden》等经典作品的珍贵手稿， 以及1940年代纽约图书馆刚开放时，图书管理员给孩子们读书的照片，以及复古印刷推动阅读文化的海报。
展览上展出的1963年的Book Week海报
这是一个免费的展览。导览员年过六旬、微微驼背，听众从两岁的孩子到满头银发的老人都有。入口处，玛格丽特·怀兹·布朗的绘本《Good night Moon》书中的经典场景被还原成了实景，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孙辈同来看展，奶奶像小女孩一样坐在展厅里，和孙女说：“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看完展览后，我买了一本策展人Leonard写的书，叫做《Show Me a Story! 》，他采访了几十位著名的儿童书籍作者，他们大多经历过战争年代，所以他们的插图艺术与文字的背后是非常多元的人生智慧。我一路读着这本书从纽约到了华盛顿。《Show Me a Story! 》和其他从全球各地带回来的书一样，这本书不仅向我展示了许多好故事，更让我创造一座儿童图书馆的念头更加强烈了。于是回到上海后，我跑到喜欢的街区搜寻了一圈，在种满梧桐树的五原路上租了一个60平米的弄堂民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拆旧装修，买了500本英文书，邀请了20个家庭和我们一起来赴一个每周阅读的约定。我把这个地方叫做“故事公园”。后来因为一个商标注册过程中的乌龙，我们改名为Storyland故事星球。最开始叫“故事公园”这个名字时发给孩子们的棉布书袋
故事公园开始的地方
2014年我们联合栋梁DONGLIANG发起了家庭阅读公益书盒项目
在过去六年，我和几十位同事一起在上海的市中心陆续建了三个故事星球的实体空间。这三个阅读与创意的空间，体现了我在不同阶段的想法，但有一个共同点是：其中一半以上的面积都是图书馆。我们拜访纽约、华盛顿、东京、伦敦、西雅图、爱丁堡、意大利，洛杉矶，旧金山等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书店来挑选好书。好书是需要肉眼一本本看的。看到的越多，就越感到我们目前阅读教育的不足。因为好书难得，精力有限，我们从来没有把“卖书”当做一个运营模式，反而是花在买书上的钱，累计起来约摸可以在这座城市买下一套小公寓了。这些书中，有一些是团队自用的研发书籍，有一些进入了图书馆，有一些进入了我们的家庭阅读书盒，为全国理念先进的数千个家庭提供跨越地域限制的阅读补给。我们聚拢了一群热爱教育、愿意投身于创新实践的年轻人，在孩子们的启发和驱动下原创设计了自己的课程体系，同时开发了戏剧、电影等培养创意表达能力的教育形式，提倡对Integrated Learning融合学习能力的重视。但原创的课程的开发永无止境，也仍有太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知道要真正将阅读文化扎扎实实地做活，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专注地把当下的事做好吧。常常有人说，故事星球的图书馆好看得可以成为网红拍照打卡点
今年3月，我和同事们到伦敦参加伦敦国际书展，这一届书展的主题标语是“Taking words further”。
这句话很难准确翻译成中文。文字有深意，这是阅读和创作带给人类的礼物，向外文字可以把我们带到远方，向内文字可以带我们走进心灵深处。书展上有人读诗，有人谈生意，有人表演，有人欣赏。我在做什么？在吸氧。入场后的第一观感不是书多，而是年纪大的人很多。不管他们是作者插画家，还是工作人员，还是来看展的，平均年龄50+。搬箱子、布展位、戴着老花眼镜看密密麻麻的Catalog书单、随地坐在地上听讲座记笔记，活力十足。当社区图书馆的这座建筑再次出现在眼前，走上二楼看见在记忆中闪回过很多次的空间，好喜悦呀！虽然街道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但在十年不变的阳光下，一切都还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也许不只是10年吧，也许再过二三十年也都是如此。书籍还是当年的经典分类，中心区域的舒适阅读区进行了一些调整，显得稍宽敞了些。图书馆里有着例行的活动，我看见一位外婆读书给孙女听。社区图书馆的预算可能一直在减少，但是经年累月，它仍然是一个能量的供给地，是一个将阅读和社区活动结合在一起的综合空间。
重返社区图书馆，那里还是当年的模样
在另外两条相邻的马路上，我还去了当时做义工的Oxfam乐施会慈善书店和Children’s Bookshop。同样地，变化也不大。
今年3月在伦敦，回到Children's Bookshop
Children's Bookshop里地方虽然不大，
但图书推荐一点都不含糊
再次回到Oxfam慈善书店逛了逛
我曾牵着的那个四岁小男孩已经长得比我还高了，我们家又多了一个小妹妹，很快也要到四岁了。相隔十年再次成为母亲，在谈到孩子的教育问题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不再是10年前那个站在图书馆里欣赏别人国家的阅读文明的四岁孩子的妈妈，而是在自己生活的社区里推行阅读文化的行业实践者，可以带着不同的视角从另一个维度来观察这个看起来变化不太大的行业。在故事星球创立之初，我们就把帮助家庭建立阅读习惯看做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时我和我的搭档，来自加拿大的Keith老师在探讨我们的这个伟大项目的终极使命，他对我说：“我们应该激励和帮助家长陪孩子在家阅读，把我们在做的事情帮助他们在家里完成。”我开玩笑地问：“所以我们这个组织设立的目的，就是有一天可以消灭我们自己是吗？”Keith说：“我相信我们那时不会闲着的。”我在心里默默地盘算了一下，估摸阅读推广这事还能做20年。因为在伦敦街头坐公车和地铁，都会看见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在看书或者做报纸上的填字游戏。在伦敦书店里，你会发现成年人的阅读世界非常丰富，因为阅读是一种常态，各类图书都能或多或少找到自己的人群和市场。反观国内的书店里出现的大多数是文艺青年，成家后还坚持去图书馆书店的可以说是很少了。可是不懂阅读的大人，如何培养会阅读的孩子？更不要提，我们这里讨论的是非母语的阅读。
故事星球即将进入第七年，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比起10年前来说，有变得更好吗？我不敢说。在妈妈们的屏幕时间中有至少30%贡献给微信朋友圈的时代，中产阶级有了空前的育儿焦虑，因为全世界的“牛娃”和各显神通的“虎妈”“狼爸”都同步在你的手机屏幕上。我们自己育儿的方法和成果也自然被放在朋友圈里，被你的小学同学和公司同事有意无意地“检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作为家长，有着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大人实在是不多。互联网让很多信息变得充足但廉价。公众号上飘着各种碎片信息谣言，这样的信息环境和被动思考的惯性，家长确实无法理性分析，大多数只能随波逐流——上什么样的双语小学，所以就要住什么样的房子，上什么样的海外夏令营，人们都按照该有的标准配置来提供自己认为孩子需要的东西。因此分级阅读系统瞬间就有了市场，因为中国家长在分级和考试中可以找到安全感。有了标杆，我们就可以努力，而我们自诩是世界上最擅长考试的民族。所以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专门以提高分级阅读考试分数为目标的学习方法和培训机构，用可见的成果宽慰“老母亲”们的心。（PS：我对“老母亲”这个称呼一直不太能理解，童颜逆龄一直是亚洲女性的终极追求，但一夜之间这些人都用这个称呼来调侃自己，“老母亲”和“熊孩子”成了主旋律。母亲和孩子应当是这样的关系吗？我们说养孩子，包括滋养、抚养、培养……在养孩子之前或同时，要养自己。如果你自身无法独立思考和生活，这一生恐怕就只能寄望被孩子养了。）
所以我说与十年前相比，阅读的大环境是更差劲了。这样说显得有点像忧心的老人家，但的确是这样。在都柏林的印刷博物馆里，我触摸着六七百年前的印刷机器，用活字来排一页书的版面，看到1916年爱尔兰独立宣言的原版，想象当时出版一本书的道道复杂工序。我们如今的阅读生活已被科技大大改变，但是阅读质量不一定提高了：信息泛滥找到好书不易，时间碎片使人无法专注阅读，也无暇“停滞”在一本书中反复体会，流行的是屯书、拆书、刷书单.....这些动词都比“阅读”听起来更有动感和生产力，这仿佛是新时代的审美。人们认同阅读教育的同时，走向了技术性提高阅读分数的诉求，把阅读转换成了另一个应试的赛道。就好比明明一杯可口健康的果汁，被压缩成了一粒粒难咽的浓缩药丸，人们喊着“药不能停”，不管药丸大小软硬是否可以消化，给孩子填塞进去再说。然而我还是希望孩子们能有安静地看一本书的时间，不介意什么时候看完的时间自由，不发朋友圈只留给自己共鸣。
过去一年我面试了一两百人。在面试的时候，我总是犀利地问应聘者：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可以教孩子？被我问这个问题的人，或者是学校体制里的英语老师，或者是英语培训学校的教学甚至研发主管，或者是海外留学回来的年轻人。他们的英文程度评估下来，大多数没有超过北美的孩子五年级程度，可是他们都很自信，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基础教育阶段的师资配置。大多数的教育模式去掉了个体的创造力，进入职场后进行一些安全操作就可以达标，所以TA们无法给予家长工具和科学方法。三岁的孩子可以怎样进行阅读启蒙？给四岁的孩子读书是不是可以勒令他不要总是看图？五岁半的孩子去应考幼升小，一个健康的读写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双语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这些问题，第一次甚至第二次做家长的父母们不太可能知道。但是，作为教育者，必须知道并且懂得啊。在过去半年里，我和同事们重新梳理了”社区图书馆“这个单纯有力的教育模型，改动了现有的图书馆空间布局，并取了一个新的英文名字Story Forest。
它与Storyland故事星球的关系，我不想着急去定义。这座每天都在生长着的故事公园会带来怎样的奇幻旅程，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这里，有一群热爱阅读的教育者，TA们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理解阅读应该是自由的，为了”帮助孩子们成为独立的自由的阅读者“这个教育目标而努力。TA们有能力来传递阅读的意义与热情，会开足脑洞去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帮助孩子们学会如何”去读真正的书“（To Read Real Books）。”儿童图书馆“这个在词典中已经被命名的词，我想要用接下来的七年来重新描述它。每个孩子都会有个性化的进度跟进，因为我们生而不同；原创是这个地方的基因，渗透在一直在精益求精的内容设计里。分级阅读系统是基本必备的参考工具，但更关键的帮助来自于阅读导师。他们会为孩子们提供引导式阅读的帮助，也会给家长提供一个循序渐进的支持系统。因为阅读教育必须充分地调动家长的力量，不能把家长愚化成只知道跟风买书的追随者，诱惑TA们把这件事“外包”以彰显教育提供方的价值。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阅读的教育服务，也是阅读的时间与空间，一个对童年的生活提案，一个用故事给人带来疗愈和灵感的地方。没有人可以在这个国家做得比我们更好。故事公园的故事从今天开始，我们一起来讲好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