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农解放记忆（四）｜解放前夜的反迁校斗争
西农
解放记忆
解放前夜的反迁校斗争
在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当局为保存实力，再次图谋裹胁将陕西国立高等院校南迁。一时，学院内暗流涌动，陷入混乱。为应付局面，1948年12月15日，时任西北农学院院长唐得源致电教育部，请求拨给西农迁校费1 300万元，以备迁。是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汇金元券32万元，作为西农迁校费用。西农也曾派人去四川等地寻找迁校新址。
西安绥靖公署饬西农学生集中训练的电文
1949年春，风雨飘摇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将西农等院校委托给西安的胡宗南绥靖公署指挥管理。2月26日，教育部给西北农学院发布命令：“案准国防部代电配合军事进行，西安绥靖公署辖所有中央机关应归胡宗南指挥。”
5月3日，西安绥靖公署训令：“一、清查各校共党嫌疑分子一律捕办；二、举办戡乱干训团，集中教授、教员及高中以上学生参加受训；三、配合战地服务团，各地师生担任战地后勤。”面对西安绥靖公署以集训名义，扣发学校经费，胁迫学生教师加入胡宗南军队的压力，学校师生更是人心惶惶。
西农应变委员会借给学校校警队小麦
“以资维持”的记录
得到以上消息的西农地下党组织，随即安排地下党员、水利系学生李峰山前往边区马栏镇，向中共陕西省工委汇报学校当局准备把西农迁往四川等地的企图，并听取省委指示。
当时，从武功经三原县北上陕甘边区的交通线已经中断。李峰山冒着生命危险，从武功途经富平、蒲城、白水、宜君到旬邑，每日步行百里以上，一个星期后到达设在马栏镇的中共陕西省委，接上关系后向省委作了汇报。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赵伯平及时指示：华北野战军未进陕西前，关中战事会有反复，地方也未稳定，西农地下党不要公开露面，待解放军到达后，地下党立即和解放军秘密联系。省委还要求，西农地下党组织要动员教职工和学生开展反对迁校并开展护校活动，一定要把这所农业院校保存下来。省委特别指出，国民党迁校就是毁校，要粉碎国民党政府阴谋。回校后，李峰山向西农地下党组织传达了省委指示，西农地下党组织按照中共陕西省工委指示进行了新的工作安排。
李峰山
这时西农院务委员会也接连开会，研究如何应对时局变化。地下党组织特别安排有关地下党员，对倾向进步、爱校的委员和参会教授代表做好感情联络、关心团结工作。参加院务会议的教授代表、水利系董杰，公共课董建平，农经系邵敬勋及学生代表李树勤等在会上对迁校提出质询，参会代表及有关委员还提出迁校应变费应作应变之用，不应与学校正常费用混在一起，应成立专管应变费用的学校应变委员会。
虽然主持院务的西农院长唐得源长住西安，不在学校，但由于地下党组织提前做通了多数委员的工作，因此在代理院务的教务长王正教授主持下，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西北农学院应变委员会。王正任主任委员，委员有董建平、邵敬勋、董杰、李树勤等。经应变委员会多数委员同意，学校使用应变费购买了两万多斤小麦、大豆、木炭和几个加工粮食用的石磨，买了一万多斤的油料供抽水机使用，32万金元券应变费基本花完，迁校应变费此时成为空头支票，迁校之举也就无法再进行。
期间，西农地下党还组织进步学生发起反对迁校的签名活动。地下党负责人梁得柱指定地下党员、农艺学系学生王忠温作为与解放军的联系人。地下党员杨笃担任应变委员会联络组副组长。学生自治会中的地下党员和团员也接到指示，坚守岗位，加强治安保卫，迎接解放。1949年5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发起陕中战役，直逼西安。由于战事影响，是年，西农未进行任何校庆活动。但此时又有胡宗南部队驻入校内，在大楼4层凿枪眼，两边挖战壕，晚上还将教师员工集中在大楼内图书馆和几个教室，学校呈现一派决战阵势。
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击快速，胡宗南部队很快撤离学校，但师生仍然疑虑重重。
5月18日，咸阳一带激战消息传到西农。为避免战事中学校贵重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及文档等的损失，西农地下党负责人梁得柱决定由地下党组织促成学校将相关校产搬到防空洞保护。但在当时形势下，只能由学校公开通告，才能组织师生员工进行。多方考虑后，西农地下党组织决定选择合适学生，公开以地下党代表身份与学校当局谈判。
在对学校当时各方面负责人政治倾向、为人品德认真分析后，地下党组织认为，总务长杜燮昌可以争取，于是派既是陕北同乡、又是学生地下党员的农经系1946级学生赵学用与其商谈，事前地下党组织向赵学用详细交代了谈判内容与方法，以及谈判遇阻时的隐蔽转移等问题。
赵学用
赵学用信心十足来到杜燮昌住处，简短问候后，开门见山地说：“西农地下党组织派我来与杜先生商量一件事。”一听是共产党派来的，杜燮昌有些紧张，让座、倒茶后问：“谁派你来的？”赵学用回答：“中共地下党组织派我来的，因为国民党特务要杀害学校的共产党员，我不好说出具体人。”对地下党在西农的存在与活动，杜燮昌虽不明言，但内心是知晓的。赵学用说，西安很快要解放，西农也要解放，如果打起仗来，学校校产会受到损失。保护好这些校产，教职工、学生，特别是主管总务的总务长都有责任，杜先生更是责任重大。对此，杜有同感。对于如何保护，赵学用接着说：“西农地下党负责人反复考虑，认为唯有放到学校防空洞内才比较安全。” 杜燮昌听后为难地说：“这个办法虽好，但财物量大，如何才能转运放下去？”这时，赵学用说：“只要杜先生以学校名义出一个通告，说明为防止打仗造成校产损失，号召全校教职员工、同学转运校产放入校内防空洞即可。”赵学用接着说，只要杜先生办成这件事，就是为革命立功，共产党不会忘记杜先生。杜燮昌听后，立即回答说：“是应该的，应该的。”他担心只出一个通告，会有人搬送吗？赵学用表示，只要出通告，地下党会组织。杜燮昌态度诚恳地表示，一定办，马上去办。
杜燮昌
告别杜燮昌后，赵学用立即向梁得柱汇报。出于安全考虑，地下党安排赵学用暂时离校，到家在武功农村的同学祝三友（地下党员，负责与校警联络）家中回避，等待时机，再出来工作。
5月18日下午，学校组织搬迁物品的通知公布后，不少教职员工和学生聚集在大楼前忙碌起来，装箱、搬运，杜燮昌也一直在搬运的人群中跑来跑去，晚上还提着马灯到处查看。
5月19日，人民解放军直逼西安并西进抵达武功的消息在学校传开。天未明，大楼里外又挤满了搬运转移校产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装有仪器、图书、文档资料的箱子，一个接一个从楼内转送到楼前地下室和防空洞内。下午，500多箱财物分别安全地存放在保险库、防空洞和地下室。
此时，学校应变委员会联络组人员通过收听收音机探寻解放军消息，记录新闻、编印简报；警卫组人员不分昼夜，加强巡逻，维持校内秩序，整个学校都在为迎接解放做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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