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一片为农史：奠基与承启｜致敬西农奋斗者
——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农史专家群体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发展岁月里，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坚守中国农业圣地杨凌，开创中国农史学科并不断将其发扬光大，他们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史研究专家群体。说到中国农史学科，辛树帜、石声汉、夏玮瑛等先贤是永远都绕不过去的话题。他们不仅在中国传统农业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从构建学科之高度，提出了“古农学”的学科概念，开创了农史学科建设的先河。
辛树帜，我国著名教育家、生物学家和农史学家，毕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事业，具有强烈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先后两度执掌西农，为开拓西北高等农林教育、创立西北农学院、兰州大学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中国农史学科奠基者之一。
由于大半生从事农业教育，辛树帜深感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重要意义，因而他早就想集中全国研究农史的人才，用10年以上的时间，系统整理中国古代农学的辉煌成就。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农学，其伟大决不在中国医学之下。
1952年，辛树帜倡议在西北农学院成立古农学研究小组，组织有经验有基础的教授如石声汉、夏纬瑛、周尧、鄷裕恒、翟允褆等，积极开展古代农业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他曾三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分别就关于全国水土保持问题、整理古农书问题、开展古农学研究问题积极提出建议，引起农学界人士的响应。
1955年4月，农业部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辛树帜参加了座谈会。会后，在西北农学院正式成立“古农学研究室”，主持并参与研究整理工作。辛树帜国学功底深厚，广涉群籍、勤于探索，对整理研究我国丰富的古代农业科学遗产和农业史，有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他在这一领域亲自从事卓有成效的探索性研究，对农史学科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农业科学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在祖国农学遗产中，卷帙浩繁的古农书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从公元前3世纪到清末，共有376种。那么，整理工作应从何着手？辛树帜和石声汉研究后，认为农书的发展，成一定的波浪式起伏，曾有过高峰，出现一些大型整体农书，而在高峰之间，一般都比较沉寂，因此，应集中力量首先攻下几部代表一定发展阶段的大型整体农书，在完成这项开拓性工作之后，道路便将打开，其余困难当迎刃而解。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当时确定的课题有夏纬瑛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石声汉的《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校释等。辛树帜还亲赴华东、华南和东北，为联络全国的古农学知名学者，开展我国古代农业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奔走努力。
1957年，辛树帜应邀出席中央召开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作了有关古农学研究计划的发言。毛主席听了很高兴，笑着说：“讲得很好，辛树帜一生辛辛苦苦，在学术是独树一帜……”表示了对整理祖国农业文化遗产工作的支持和鼓励。
古农学研究室成立后，设立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一间土木结构的小房内，室内仅有2张办公桌和3个书架的图书资料。为了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辛树帜与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备处联系得到支持，每月补助经费160元，姜义安、康成懿受聘到办公室工作。
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由辛树帜亲自主持，古农研究室先后研究整理出版了数百万言的古农书专著和论文。辛树帜在古农学研究上首重“古为今用”。他本人在古农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禹贡新解》《易传分析》《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还有和王作宾整理出《农政全书一百五十九种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讨》和《救荒本草》各种植物学名表等。其中《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根据从西周到唐朝末期多种书籍中的有关记载，系统地分析比较了我国最早期果树栽培的成就，认真考证了这一时期果树的种类和名实关系，论述了这一时期我国的果树栽培技术，以充分的论据说明我国原产果树栽培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在世界果树栽培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部著作成功地考释了我国早期古籍中所记载的基本的果树资料，为后人从事果树史的研究理出了头绪，也为研究各类专业农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尚书·禹贡》是我国先秦典籍中一篇记述古代地理的著作，全文不过千八百字，文义事理却深奥难解。辛树帜站在现代科学高度，从水土和贡物入手，独出新解。关于《禹贡》成作年代，新解提出15条论据，考证为西周作品，并对近世盛行的“战国说”详加驳论；从现代农业科学的立场对《禹贡》重新发掘，提出土壤、田赋、农业地理等方面的历史问题；高度评价古人“平治水土”的历史功绩，并结合现代水土保持而开展研究，为他后来从事我国水土保持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顾颉刚评之为“体大思深”，竺可桢、史念海等均给予高度评价。
除主持和亲自参加研究课题外，辛树帜还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于研究工作的组织协调、研究论著的发表出版等“杂务”上，常常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研究工作和休息时间，去为人写信、改稿等，体现了他“甘为人梯”的可贵精神。特别是对石声汉留下的遗稿《辑校徐衷南方草物状》《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以及《农政全书校注》等的加工整理，更体现出他认真负责、严谨的治学精神。当整理工作刚开始不久，八十高龄的辛树帜刚从南方学术考察回来，正值盛夏，他风尘仆仆，不顾酷热，没有休息就投入整理工作。将六十卷原作拿回家中，特别对石声汉先生的“校”“注”及“案”等部分加以审阅，并在某些部分用红蓝铅笔标出，尽量使精华部分得到保留，使整理不失作者原意。在那样炎热的天气中，辛树帜用三十多天的时间，将全书审了一遍。作为石声汉先生的老师，在自己的学生去世后，为了使遗著能符合当时出版单位的要求，而早日付梓问世，辛树帜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最后，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77年10月24日，辛树帜因病逝世，终年83岁。他认真负责、甘为人梯、严谨治学、乐当配角的高尚品德，不愧为“辛辛苦苦、独树一帜”的精神，永远是中国学术界、科教界的榜样。
石声汉，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植物生理学家和古农学家。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致力于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遗产工作，先后完成《齐民要术今释》《农政全书校注》等14部巨著，是中国农史学科重要奠基人之一。
古农学是我们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整理古农书既要求有广博的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又要求有深厚的古文学和文字学修养，能承担的人很少。1955年西北农学院成立古农学研究室后，石声汉在繁重的教学科研之外，毅然开始了艰苦的古农学研究。他认为：“溯往知来，研究古农学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农业所根据的优良传统，为促进祖国农业生产发展寻找更广阔的道路。”
整理古农书既是石声汉的个人愿望，也出自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年轻时翻看《齐民要术》，被一些古奥的文词和奇字所阻，未敢通读。几年后硬读一遍，更觉这部书的可贵，当时便希望能有对古农学有素养的有志之士，把这部奇书好好整理一番，让大家都能读懂。同时这部书也是世界人类文化的共同财富，在国际上被称为“贾学”。当时几个国家的学者都在动手研究，而且讥笑中国人不研究“贾学”是一件憾事。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对此根本置之不理。石声汉愤慨那些鄙视农圃，看不起自己祖国，自甘于“数典忘祖”而关于高谈阔论的“鸿儒”，于是依然投入到“古农学”这门“冷门”的学科上。
石声汉研究古农学的第一个主攻目标便是校释《齐民要术》。该书由后魏贾思勰所著，这是我国现存一部最古最完整的农书，有“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之谓，其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农业专著之一。该书印证经、史、子、集等书近200种，内容精湛丰富，但一千年来由于转抄传刻，混进了许多错、讹之字，成了一部难读的书。
石声汉的工作效率非常惊人，只用三年工夫，就写了《齐民要术今释》97万字，《氾胜之书今释》5.8万字，《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农业科学知识》7.3万字，同时把后两书翻译成英文本，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外发行，再版四次，影响极大。此外他还写了8篇论文。
石声汉研究《齐民要术》的一些文章陆续发表后，引起了许多外国学者的重视。日本著名汉学家和中国农业科学史专家西山武一、天野元之助等六七位专家，都先后主动和石声汉建立了联系。日本研究《齐民要术》的权威西山武一教授看了《齐民要术今释》一、二分册后，赞叹为“贾学之幸”。他写信给石声汉，告知他已在和熊代幸雄共同翻译的日译本《齐民要术》上册的结尾处郑重声明“取消从前所说中国没有人研究《齐民要术》的话。”西山武一还提出成立“中日研究《齐民要术》委员会”，地址设在西北农学院，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来中国的愿望，来信表示莫大遗憾。熊代幸雄在来信中写道：“当我拿到盼望的贵著之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昨天，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初略地拜读了贵著，激动地我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给我的印象使我终生难忘。”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很早就和石声汉相识，信件往来更为密切，对《齐民要术今释》也极其肯定和重视。他认为：“由于他（石声汉）的两本著作——一本是关于前汉的农书作者氾胜之，另一本是关于六朝时期北魏贾思勰的不朽名著《齐民要术》的，他在西方世界已经很出名。”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史”“生物史”两卷的扉页上写着“献给陕西武功张家岗西北农学院的石声汉教授”，并在后来的一封信中说“中国科学史农业卷的工作，极大地得益于石（声汉）先生的帮助。”
1962年开始，石声汉的第二个主攻目标是校释《农政全书》。该书由明代杰出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编著，是17世纪前我国农业遗产的总汇。石声汉在得知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十来年的情况下，更是日以继夜地拼命工作，除了授课和培养研究生外，还完成了200余万字的《农政全书校注》《农桑辑要校注》《中国农业遗产要略》和《中国古代农书评介》等。在整个校勘过程中，石声汉呕心沥血，表现了高度负责的精神。有时为了一个疑难句或字，他往往要花费四五天时间，甚至查阅上百本书。
石声汉研究古农学的过程曲折而艰辛。1958年《齐民要术今释》完稿时，石声汉遇上“反厚古薄今、反复辟倒退”的极左思潮，受到了错误批判，古农学研究室停开，研究工作受挫。然而批判过后，石声汉并没有因此裹足不前，而是又立刻投入《农政全书》的研究工作。世事无常，《农政全书校注》刚刚完成，石声汉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被无故打成“牛鬼蛇神”。但他白天被轮流批斗，晚上仍笔耕不辍。工作成了他的习惯，是他的第一生命。
石声汉的古农学研究过程中还需与疾病作斗争。哮喘病、肺气肿和心脏病时时折磨着他，尤其到了冬季，他只能伏在桌上或床上拼命喘气。但是只要呼吸稍微舒畅些，他马上又伏案工作，经常一写就是几个小时，每天晚上都要熬到午夜两三点，一个月中还要熬几个通宵。
“文革”开始时，石声汉仅59岁，正是学术上出成果的黄金时代，但运动剥夺了他工作的权利，健康受到严重摧残。1971年春，石声汉腹痛发作，诊断为晚期胰腺癌。众所周知，胰腺癌是极其痛苦的，但石声汉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病痛，即使痛得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冒，也从不哼一声。甚至在弥留之际，他仍惦记着工作。他说：“希望手术后再有两三年时间把《农政全书校注》重校一遍，争取出版，还计划再搞两部古农书。”1971年6月28日，石声汉病逝于天津韶山医院，终年64岁。
石声汉学识渊博、刚毅正直，豁达幽默、待人诚挚，用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数百万字的古农学研究著作和论文，对祖国的科学、教育，特别对农学的振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有力促进了中外科技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永远值得大家怀念和尊重。
李凤岐1915年生于河南荥阳。1940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园艺系。解放后长期从事农业科研和管理工作，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与技术经验，对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之博大精深有了比较真切的感受。同时因科研管理的关系而与辛树帜、石声汉过往颇多，深受教益。
在主持古农学研究室工作以后，他认为，古农学由遗产整理向农史研究发展乃学术发展大势，西农古农室应该在保持既有优势的前提下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把农史研究推进到更高发展阶段。为此，他在承担室务管理的同时，积极参与或主持国家、省部组织的大型农业史著作编撰工程。他是《中国农业科技史稿·明清卷》的主要负责、撰稿人，是《农业百科全书·农史卷·中国农业发展史分支》的主编并承担了历代农业发展的全部撰稿工作，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农史分支》副主编及有关条目的撰写与审定工作。
李凤岐的科研管理经历使他对中国农业科技史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见解与认识。他在深入研究周人农业的基础上，最先提出了西周时期我国传统农业科技要素大致已经具备的观点，高度评价了周人农业成就。他敏锐地感受到农业历史发展阶段间的过渡或中介特征，并在周秦、明清农业历史研究中对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转化、传统农业向近现代农业发展等问题作了深入探索。
李凤岐也是农史界最早注意到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强调西农古农室要立足西北，面向全国，要注重西北农牧史选题，根据农业生产的地域性特点加强地区农业史研究。他尤其重视关中农区在中国农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发表《有邰与后稷》《西周关中农业》等论文十数篇。1992年由李凤岐作为第一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陕西古代农业科技》一书，则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古代陕西农业科技成就的学术著作。该著以对陇中砂田的实地考察为依据，第一次从农史角度审视了这一奇特的农作方式的起源、发展过程。他从现代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看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充分肯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生物循环的优良传统。李凤岐以六十高龄转入农史研究，对年轻一代农史工作者不无鼓舞、激励作用。
马宗申1917年生于山东微山县，1945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专业。解放后曾在农经系、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1960年调图书馆工作。西农图书馆丰富的古籍珍藏，使马宗申受益匪浅。1971年古农学研究室建制恢复，马宗申成为辛树帜助手，得其言传身教，迅速登堂入室，在农业历史文献整理方面大显身手。
1984年，马宗申校释出版了清人黄辅辰的《营田辑要》一书。《营田辑要》是两千年来我国农垦经验的总结，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论述屯田的最系统、完整的著作。马宗申之校释得到了梁家勉、胡道静、刘潇然、李长年等先生的充分肯定，认为校注精审，征引宏富，文字通俗。1985年马宗申出版《商君书论农政四篇注释》。在完成以上二书之后，马宗申即将主要精力投入另一部大型农书《授时通考》的校注工作中去，“并且不惜旷日持久的坚持到底”。校注《授时通考》是辛树帜、石声汉夙愿之一。石声汉生前所绘农书系统图将该书置于传统农书集大成位置，并于1957年要姜义安先生开始进行该书的基础文献探源工作。1972年由辛树帜主持制订的《古农学研究室工作计划》亦将《授时通考》列入极重要的位置，但因故未能如愿。马宗申以古稀之年完成了这一浩大工程。由马宗申校注、姜义安参校的《授时通考校注》四大册全部出齐，全书百余万言，深受学术界好评。
马宗申还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约，完成《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工作，为我国传统农业科技文献通俗、普及化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马宗申校注、译释古农书累计近二百万言，这其中凝聚了他的半生心血。他发表的学术论文，大致是缘农业历史文献整理和中国水利史研究而展开，在诸多问题上皆有精到的见解。有关水利史的有《关于我国古代洪水和大禹治水的探讨》《我国历史上的水土保持》等。马宗申还承担了《中国农业科技史稿》中有关农田水利部分的撰稿任务。在有关农业历史文献整理方面，有《齐民要术征引农谚注释并序》《齐民要术农谚辩疑》《论先秦农史资料的整理和注释问题》《中国古代农学百科全书一授时通考》《关于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几个问题的商榷》《徐衷南方草物状与稽含南方草木状之真伪》等。马宗申还以其精深的农经专业知识，研究历史上的田制、税法，发表《西周农业税法考》《井田说剖析》《历史时期我国农业税制的演进》等论文。
冯有权1918年生于河南叶县，1944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园艺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1954年返校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从此由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研究。1958年发表《农业八字宪法的辩证关系》的哲学文章，得到学术界好评。文革后期调任图书馆馆长，古农学研究室恢复初期的组织工作主要由他主持。他是《中国水土保持概论》编写组成员之一，任《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编审委员会委员，多次参加编写会议。在讨论中国农业科技史分期、内容诸问题时，他根据自己的理解撰写了《农业科技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一文，发表于《中国农史》创刊号上，显示了作为理论工作者的长处。冯有权的主要研究领域仍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方面，但他能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农史研究，对于西农古农室发展方向之确定、学术新人之培养大有裨益。
继承遗志 早迎新春
辛树帜逝世后，冯有权、李凤岐出任古农学研究室正、副主任。他们继承辛树帜、石声汉遗志，继续致力于辛树帜、石声汉遗著的整理出版工作，使《农政全书校注》《中国农学遗产要略》《两汉农书选读》《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中国水土保持概论》《农桑辑要校注》《辑徐衷南方草物状》等遗著相继得以出版发行。上世纪80年代以后，辛树帜、石声汉遗著整理工作基本结束，李凤岐、马宗申、冯有权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农史后继人才的培养工作。
李凤岐在主持古农学研究室工作期间，牺牲了宝贵的研究时间，而对农史新人之搜求、培养则处处留心，深寄厚望。邹德秀在六十年代曾向学校建议，希望给辛树帜、石声汉配助手、以协助工作，继承事业。后因文革开始，此事搁浅。但是邹德秀出于对古农学的兴趣，始终是古农学研究室的亲密合作者。李凤岐和冯有权注意发挥邹德秀这一特长，主动选定有关农史研究项目交邹德秀进行，并合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1979年，冯有权独具慧眼，将张波从陕北调回古农室工作。李凤岐、冯有权对张波的培养、提高十分关注。李凤岐不顾高龄，多次带领张波外出考察。在室里人员紧张、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冯有权、李凤岐毅然派遣张波赴北师大进修音韵、训话、古文字学，为张波以后的农史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李凤岐、马宗申、冯有权嘱学校人事部门赴兰州大学挑选樊志民到古农室工作。樊志民基础好，又肯钻研，经他们点拨，迅速成长起来。1982年，冯风被调到古农室从事文献管理工作。她是冯有权长女，在冯有权的熏陶教海下，经过进修和工作实践，很快熟悉了文献，并且承担起农史专业研究生的农业历史文献教学任务。冯有权父女二人共同致力于中国农史事业，一时在农史界传为佳话。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凤岐、马宗申、冯有权不仅招收农史硕士研究生，还在研究生培养方案制订、课程开设、论文指导方面都做了艰苦细致的起步工作他们根据自己所侧重的研究领域，分别由李凤岐主授“中国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发展史”课程，由马宗申主授“中国传统农业历史文献整理研究”课程，由冯有权主授“科技史”“自然辩证法”课程。通过招收研究生也带动了古农室的学术发展，拓宽了研究领域，壮大了农史队伍，扩大了学术影响。在他们的带动下，古农室又先后申报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专门史等博、硕士学位点，农史研究生培养在全国诸农史机构中是公认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单位之一。
1979年，国家在郑州召开会议，召集全国农史界专家共商《中国农业史稿》编写工作，被誉为中国农业历史研究春天的来临。但大家惊讶地发现，西农的农史研究事业在文革后起步早、成绩大。辛树帜、石声汉创建的古农学研究室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但保留了下来，而且有李凤岐、马宗申、冯有权仍致力于辛树帜、石声汉的未竟之业。他们早迎农史之春，为农史研究的再度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周报】喜讯！西农附中晋升省级示范学校（11.17-11.23西农大事件）
来 源：新闻网
文 字：王学锋
网络编辑：刘泽华
责任编辑：王 婷
终 审：郭建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