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私的沙滩上建不成权利的大厦
文 风灵
常州外国语学校校园污染一事，因其名校光环而备受瞩目，据说该校学生的家长非富即贵，颇有能量，却也束手无策。于是，网上又有人痛心疾首地大声疾呼，中国的中产阶级该醒醒了！
类似的呼吁在去年天津港爆炸后也喧嚣过一阵，不过似乎都没什么作用。大伙还是该干嘛干嘛，努力挣钱，买天价学区房，报课外辅导班拼娃，送孩子读名校然后出国留学，或者自己早发早移。雾霾来了戴口罩，奶粉有毒找代购，万一摊上常州、天津这种事，可能会抗议，可能会下跪，也可能去找关系，希望能解决问题，但不会争取普遍的权利。比如，常州封锁消息，学生家长不辞艰难去找上层关系曝光，但没有人争取普遍的言论自由。他们只是希望在有切身利害的这一具体事件中获得有利解决，其他都无所谓。
不仅是中产阶级，以访民为主体的所谓维权阶层，虽然人数众多，但所作所为其实不是维权，而是维利。其中不乏将生死置之度外而做出种种激烈行为者，但目的仍然是具体事务中的私利，而与争取普遍权利无关，与建立保障权利的制度无关。至于上层的富豪土豪呢，他们多相信花钱消灾，有事靠送钱、靠行贿、靠关系搞定，不行就想办法跑路，把钱把人弄出去就行。所以，上中下其实都一样地苟且，也不用单拎出中产阶级来说事了。
这种状况与恐惧关系不大，与觉醒关系不大，启蒙话语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用。对每个人而言，其实这都是自然而明智的选择。具体事务中的私利实实在在，得失与共，休戚相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权利、制度什么的，又不能当饭吃，风险还特别高，为此出头，何苦来哉？
一些自由主义者天天打着权利的旗号鼓吹自私，鼓吹关你X事，关我X事，认为自私是权利的基础，实在是大错特错。人人自私的社会恰恰多有暴君的肆虐和眼前的苟且，而少有权利什么事。
权利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穆勒所说“当我们称某种东西为一个人的权利时，我们的意思便是他有正当的理由要求社会保护他拥有这种东西。”个人权利要得以存在，必须要有他人的合作。不仅要求他人不侵犯你的权利，而且暗含着当你的权利被侵犯时，会另有人来保护你的权利，不是只有你个人的抵抗。保障权利的制度是靠人、靠人的行动来建立和维护的，而非从天而降便臻完备的。如果人们没有权利意识，不愿意尊重和保护普遍的权利，权利要么不存在，要么只是一纸空文。
动物都是自私的，于是只能形成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形成不了保障权利的制度。自私的人也是同样。他人的权利关自私的人X事？为什么要尊重？要保护？更不用说为普遍的权利而斗争了。如果自私且强大，对个人最有利的方式是剥削、掠夺和利用他人，而不是尊重他人、和平交换；如果自私但不够强大，当权利受到侵犯时，除非迫不得已，最好是忍气吞声，以避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并尽力讨好强者，或许还能分到一杯羹；如果自私的人与和实力相当的人打交道，他也许与之交换而不是强占，但盘算的是如何尽可能占便宜，甚至不择手段地坑蒙拐骗。这便是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或者冉云飞所称的“互害社会”。
有人或许会说，保障权利有利于每个人长久的利益，所以自私的人就会选择尊重权利、争取权利。前半句话对整个社会而言是正确的，但后半句话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却大谬不然。争取权利如果成功，则全社会每个人都会受益，但失败的风险却由个人承担。在权力肆虐的社会，这种风险极大，如阿Q那般“同去！同去！”，混在队伍中打个酱油都可能遭到杀身之祸！
照经济学的说法，确定和保障权利的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依照其定义便是人人皆平等享有的，无法将不付出（搭便车）的人排除在外。因此，争取权利的行为（公共物品的生产）的成本、风险与收益不对等，正外部性极强。有多少人愿意火中取栗，为他人做嫁衣？
何况，人是短视动物，是在边际上做决策的，个人很难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长久利益，乃至于牺牲短期利益来维护这种利益。你说我侵犯了你的权利，有一天我也会倒霉而自食其果。但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这种因果报应最多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我现在欺压你就能得到实在的好处，为什么不？正如凯恩斯的名言：长久来看，我们都死了。再说，我夺取了你的财产，就增强了我的实力，我实力强大，甚至可以消灭你的生命，或者炮制出许多理论，让你自己都认为受剥削受奴役是天经地义，你又怎么能轻易翻身？又如，我不为你受迫害而努力抗争，便可立即避免被连累的风险，我为什么要看那么长远呢？
有人或许还会说，争取和保障权利就算不利于行为人自身，就算他自己付出了代价甚至牺牲了，也有利于他的子孙后代。真是这样吗？犹记得我们当初都学过的林觉民《与妻书》，满纸深情沉痛。林觉民赴难之时，长子尚幼，爱妻有孕在身，林死后她诞下了遗腹子。林觉民留下孤儿寡母三人，便是有利于子孙后代？林妻不久即郁郁而终。后来革命虽然成功，子孙仍不愿提及伤痛往事。如果林觉民不去争权利、当烈士，说不定还可与爱妻岁月静好，白头偕老。林所言“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其妻儿可能谅解？普遍而言，一个人如果决心要争取权利，子孙同样也承担风险和损失，而他最担心的最歉疚的恐怕也正是妻儿家人。现实中，“明白事理”的人也往往以此利害关系来劝说放弃权利斗争。为子孙后代？那也只能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罢了。
经济史学家诺斯在考察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历史上有些社会结构不合理却能长期存在，正是因为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对等，外部性过强，大多数人都指望他人去奋斗，自己“搭便车”坐享其成，社会便没有足够的动力产生变革。
哈耶克和米塞斯相信，社会的发展是基于观念的变革。要享有权利，要建立保障权利的制度，先得有权利意识。权利意识是如何产生的呢？
首先是基于人类感受他人（或其他的生命）的喜怒哀乐，将自己代入到他人的境况中的本能。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亚当·斯密称之为“同情”，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正是以“同情”为基础，建构了整个伦理体系。穆勒也谈到“人能够产生同情，不仅会同情后代，或是像某些高等动物一样会同情对自己友善的长者，而是会同情凡是有感知能力的一切生灵。”他认为这是人有别于动物的特点之一，也是正义感的来源之一。
同情是权利意识的起点。基于同情，我们能够理解他人，并尊重他人，便如尊重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便出现了权利意识的萌芽。
但是，如前所述，同情固然是本能，自私也是本能，趋利避害也是本能，是个体生存所必须的本能。“搭便车”的强大动机如何克服？形成保障权利的制度如何可能？要求人人只是出于同情，就宁愿冒着风险为全社会争取权利，显然不太现实。
虽然基于人类的本性，古代几大文明或多或少都萌生过权利的思想，然而，保障个人权利的政治制度却是现代的事，其成因可能有多种解读，但历史上宗教，主要是基督教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对强化权利意识和形成制度保障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宗教建立在信仰之上，内心深处的信仰是克服自私的功利计算的强大力量。
宗教改革之后，加强了对权力的制约，不仅是对世俗权力的制约，也包括对教会的制约。令强者有所忌惮而不能为所欲为。这一点最为重要，强者有所节制，有所忌惮，社会变革才能以较小的代价进行，不易陷入暴君和暴民的恶性循环。可以说，几乎所有成功的和平转型都离不开强者的克制。
另一方面，基督教也激励弱者，令弱者勇敢无畏而挺身斗争。权利因上帝之名，获得了神圣的地位，不容任何人侵犯亵渎。保护权利，就是尊奉上帝的旨意；争取权利，就是为了实现上帝的荣耀。最初的斗争主要就是打破宗教特权，争取信仰自由的权利。
现代政治哲学的先驱洛克在《政府论》中便是以上帝的名义阐释了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正当性。美国《独立宣言》继承了这一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即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独立宣言》明文确认了保障权利是政治制度的目的所在，而美国宪法以具体的制度建构来实现这一目的。其背后，则是深入人心的“权利神圣而不可剥夺”的意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述，常常令人误解。“不是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善行给我们送来了晚餐，他们只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他们不是出于仁慈而是出于自利，绝不要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什么，而要告诉他们，他们能有什么好处。”人们多认为这段话是强调了人的自利性自私性，但斯密其实强调的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机制要能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功能，须以尊重权利、保障权利为其伦理和制度基础。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了这种伦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经济学家斯密和伦理学家斯密，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同样，马克思·韦伯在探讨资本主义精神时，也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兴起时，资本家并非是出于自利而努力赚钱做生意，而是“因信称义”，是基于道义，是为了履行上帝所赋予的天职，这才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
自由主义者可能认为，不大张旗鼓地鼓吹自私自利，就会落入集体主义的泥潭。但自私同样也可导向集体主义，或者说，集体主义同样可成为实现自私目的的有力工具，实际上也往往如此。要抵抗集体主义，须弘扬的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在于，认为只有个人才是权利的主体、行动的主体，个人才有独立的意志，集体则没有超越其成员之上的意志和权利。至于个人是自私或无私，则在所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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