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论与经济学

文  黄春兴

门格尔认为知识在经济学里有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物品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这些知识并不因人而异。第二，物品与人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人的主观偏好与判断。注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属于第一类的知识，因为他并不在发觉各个人的主观判断。第一种知识的发现与累积与第二类的主观知识是息息相关的。缺乏对人的喜好的认识，发明家又如何决定发明何种物品呢？企业家又如何知道该生产什么呢？商人又如何知道要销售什么呢？

除了门格尔的分类外，我们的讨论已隐约显露出第三类的知识。如果我们将人与物分开，则除了物与物以及人与物的因果关系外，还存在第三类的人与人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如何合作的知识。合作的效果是不必再重复了；但是，人与人之间如何才能合作却是一门大学问。许多企业家在第一与第二类知识上并没有什么真知卓见，却在第三类的知识中有独到的掌握。缺少了这些结合人的知识，合作是不可能的，人类也就不足以创造出今日的文明。这三类知识都是非常重要的，绝不可以偏废。

我们已知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是影响财货的利用与创造的两大因素。首先，我们讨论了人如何维生、如何选择消费财组合、如何为明日的生活考虑、如何摆脱对自然的倚赖而开始生产、如何支配他的时间等以追求更大的幸福。在一个人的世界中，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尽量了解自己的喜好，并适度地支配他的时间、熟练他已知的生产技术、与开发新的生产技术。这些是上述的第一与第二种知识。其次，我们讨论到两人的世界。我们发现：即使生产技术不变，双方仍可经由交易提升福祉；或经由合作生产以取得规模报酬递增的利得；或透过分工使两人都有更多的时间与机会去熟练生产技术。但在两人的世界中，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如何伤害到交易、合作生产、与分工的达成。人们自过去到现在不断在尝试克服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并降低交易成本以实现合作生产的利得。这些历史经验中蕴藏着许许多多有关第三类的知识。

然而，大多数的经济学者并未能了解牵成繁荣与追求进步的经济学必须建立于前述三种知识之上。他们将经济学局限于探讨资源有效利用的学问，而完全忽视知识的发现、利用、散播、与累积。他们以为经济学问题都能用数学规划来表达。于是，在资源与生产技术固定的限制式下，经济人追求效用极大时的选择问题也就成为数学规划的领域。数学规划变成了经济学的唯一的内涵，而不再只是分析工具的一种。就数学规划本质言，愈是高层次或是愈大范围的规划效果，在逻辑上优于较低层次或是较小范围的规划结果。于是，一门原本强调个人努力与创新的经济学被扭曲成仰赖政府设计与规划的学问，误以为中央政府的全国经济规划优于各地方政府的经济规划，而各地方政府的经济计划又优于个别厂商或个人的规划。经济学者也跟着大量地献身于相关的经济规划工作。

这种规划的经济学如果要成功地解决人的经济问题，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被规划的对象是一客观对象遵循客观所展现的现象。一位水利工程师可以进行水车的设计和水道系统的规划，因为他只须探究水流的客观知识与水车的客观关系。换言之，在第一类的客观知识里，人毫无疑问地可以尽情地规划。但是，这只不过是经济问题中的第一类知识问题而已。第二类与第三类的知识问题都属于主观的人和彼此间的主观互动，这是无法规划的。因为这类的知识和关系，除了参与者自己以外，旁观的规划者根本无法取得这些知识。强调数学规划的经济学者实际上是逃避对主观知识的认识，企图从一些经济行动之事后留下的可观察数据去建构人类的经济关系。如果他们的工作只是像《镜花缘》或《西游记》似地希望能留给后代一些乐趣或警惕，那倒可增益人类的文化资产。不幸地，他们的工作直接与间接地都在提供政府展开规划甚至计划的说帖，也经由这些规划而强诸他人接受被设计的经济关系或强迫他人接受他不愿意的或行动，终而不断地给人类带来不必要的痛苦。这是现代的「以（数）理杀人」的真相；这也正是为什么经济学者愈多的国家经济情况反而愈糟糕的主要原因。

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会伤害到任何设计出来的制度。由于此不信任，任何制度若要顺利运作，都须先在预期成效上打个折扣，并再扣减交易成本。对于倾向规划与设计的学者者言，「如何解决人与人的不信任」是他们在推行计划之前必须先解决的难题。或者说，任何与政策有关的模型或理论，不管以何种形式规避这一问题，就连丝毫价值都没有。

当两人相对或人民与政府相对时，彼此间的不信任无法由双方在短期关系之间找出解答。也许他们短期内会达到均衡，那只是在扣减巨额交易成本后的低度均衡。我们讨论过双方若能寻找长久的相互关系，彼此的不信任便能得以化解。我们也指出：如果他们能找到与两人无利益相关的第三人，不论他扮演仲裁者或是另一参与者，两人间的不信任便会 51 29528 51 15231 0 0 3941 0 0:00:07 0:00:03 0:00:04 3941稍加缓和。如果有第四人、或第五人的存在，个人便得以有其它选择以替代对固定对象的不信任。若个人能将他的监督工作交给与两人无关的第三者，这至少可以减少双方玩弄策略性行为的机会。虽然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史蒂格勒 (George Stigler) 曾说寻找选择对象也需花费许多信息成本，譬如：哪些人是选择的对象、他们提供怎样的交换条件、他们的信用程度如何等。其实在选择之后，个人与对象之间的不信任问题也依然存在。达成合作可以产生利得，但也需支付交易成本。个人的努力与他对他人的信任都是个人的主观行为，政府无法规划一个最适的努力量与信任量强迫或诱使个人遵行。

于是，我们了解到：经济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了解人们现在的活动，更在于辅助人们创造更美好的明日生活。经济学并不分析物理定律或化学反应，也不探讨艺术该如何创造；它明确地定位在制度的发现与改良上。譬如，市场这一运行已久的制度，我们对它认识了多少？民主也是制度的一种，人类至今还在摸索它的内容呢！不论是市场或是民主，它们的内容和价值都只有经过参与者根据其个人主观知识和彼此互动之后才会不断展现出来；相反地，如果不断地以规划或计划的方案妨害参与者的创新和互动，其结果不是窒息其发展，就是扭曲其发展路径。因此，当我们想要使人们有更美好的明日之前，便应多谦虚地去认识现实世界里的制度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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