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艺术

作者：莎拉·斯克瓦尔（Sarah Skwire）

翻译：风灵

文学和诗歌如何让我们看见隐藏在战争场面背后的东西？比起帮助我们理解战争的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记者，诗人有什么优势？莎拉·斯克瓦尔是大学写作教材《论文写作》（Writing with a Thesis，目前是第11版）的作者，她的诗歌多次获奖，并刊登于《新规范》（The New Criterion）、《牛津杂志》（The Oxford Magazine），《语言评论》（the Vocabula Review）以及其他刊物。她是自由基金的成员。

这位不知名的孩子几乎淹没在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一剧的宏大历史事件和史诗人物中，在人物表中，他仅仅被称为“童儿”。当他们准备投入老朋友也即现在的国王发起的对法战争时，“童儿”正与哈尔从前的同伴四处闲逛。我们很少注意到戏中小男孩极少的戏份，直到第四幕快结束时，他帮助喜剧人物毕斯托尔（Pisto）翻译了一些法语，然后转而告诉观众“我必须与仆人们一起留在这里，照看我们营中的行李：法国人或许会把我们当成好猎物，如果他们知道的话；因为这里无人看守，只有一些男孩。”

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这个男孩说话，因为法国人的确知道无人看守。守护行李的男孩们被屠杀，而这种“彻头彻尾的流氓行径”是该剧中又一个血淋淋的场景，这些场景在权衡战争的荣耀与恐怖之间纠结。

但是，为什么莎士比亚要花时间来上这一幕？为什么要在阿金库尔战役之中停下来，看在老天的份上，为什么要让一个将死的无名孩子额外多说几句话？

我认为，答案在于我们需要这个男孩的故事，需要我们对这个故事作出恐惧反应，由此对亨利四世第一部中福斯塔夫对士兵麻木不仁的态度免疫。“咄，咄！象这样的人就是拿来供枪挑；都是些炮灰，都是些炮灰；叫他们填填地坑，倒是再好不过。咄，这些人，都是要死的人，都是要死的人。”我认为，这答案在于莎士比亚明白文学作品能做到的最有力的事之一就是——在整体的匿名的战争体验之中——让我们听见个体的声音。对为了消灭战争而打算研究和理解战争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而言，正是这种能力使文学作品弥足珍贵。 

战争将我们匿名化不是个新主张。奥威尔对此一清二楚，他的小说《1984》描写了一个“始终处于战争状态”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全新的社会秩序被创造出来以助这种匿名化。阻止男人和女人形成亲密的关系，所有的活动都是集体活动。无时不在的监视，不允许有任何私人空间，也不允许有任何个性化的财产，所有这些都致力于将人类个体打造成可以相互替代的单元。

当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描写后极权主义的国家时（后极权国家是从暴力状态进入到其压迫性的政府成为冷酷的既定事实的状态），同样他也能轻易地描述处于战争中的国家：

“在后极权制度的目标和生活的目标之间，有一道撕裂的深渊：生活究其本质，是向着多元化、多样化、独立的自我建构以及自我组织发展，总之，是向着自身自由的实现发展，而后极权制度要求整合、统一和纪律……只有出于保证人民效力于该制度之必须，该制度才为人民服务。任何超出这一范围的事情，也就是说，导致人民超越其预设角色的任何事情，都会被该制度视为对制度本身的攻击。”

有作者发出声音，反对战争和战争中国家的这种匿名化的和破坏性的暴力。

马克·吐温在《战争祈祷》（The War Prayer）中运用了文学的这种力量。在文中，神圣的先知提醒集会的人群，他们祈祷胜利，也就是祈祷他人的毁灭：

“主啊我们的上帝，帮助我们，以炮弹将对方士兵撕成血淋淋的碎片，帮助我们，用他们爱国者的苍白尸骸将其美好的原野覆盖，帮助我们，让他们痛得打滚的伤者发出的尖叫盖过我们枪炮的轰鸣；帮助我们，以烈焰的飓风席卷他们简陋的家园，帮助我们，以无助的忧伤折磨无辜寡妇的心灵；帮助我们，让她们带著孩子们无家可归，无依无靠地流浪……，向上帝祈求坟墓为庇护之所而不可得。”

当敌人不再是无名群众时，朝他们开枪就会难得多。

而当一个人不再是无名群众中的一员时，他要向别人开枪也就难了。这就是为什么组织化如此重要。亨利·里德的诗歌《悠闲春日》写于二次大战期间，诗中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武器操练的课堂，课堂上，新兵们正被训练为士兵。教官低沉单调的声音和组织化的教导与教室外的美丽春光和自然野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今天，我们知道了各部件的名字。

昨天，我们仔细地清洗枪械。明天早晨，

我们会练习开火后该做什么。然而今天，

今天我们知道了各部件的名字。

四周的花园里，薇菜上的露珠像珊瑚一样晶亮。

而今天我们知道了各部件的名字。

但是当然，匿名化战争的险恶之处不仅仅因为它消灭了个体，而将他们变成了不可区分的、可以互相交换的“部件”。当这些“部件”去打仗时，所发生的事是如此恐怖。

而这正是作家的声音最为重要之处，也正是曾亲身参战的作家的声音最为宝贵之处。最伟大的声音之一来自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他在一战前线写下的诗歌，为了反对战争而强调战争的匿名性。他的《青春挽歌》（Anthemfor Doomed Youth）开篇便是无情地发问：“是什么样的丧钟，为惨死的人响起？”贯穿全诗的是他对个体悲剧的关怀，对这些集体送死的个体的关怀。他最为著名的诗篇《为国捐躯》（DulceEt Decorum Est）中，先从广阔视角描写一队士兵行军“深深弯腰，像背着麻袋的老叫花子，膝盖朝内，象老太婆一样咳嗽，我们诅咒着走在泥泞之中，”，然后个性化特写了毒气战中一名没有防毒面具的士兵的死亡。

但是有些人还在喊叫，跌跌撞撞，

像是在火焰或是石灰之中苦苦挣扎……

暗淡微光透过雾蒙蒙的镜片和浓厚的绿光，

似在绿色的深海之下，我看见他在溺亡。

在我的所有的梦中，我无助地眼睁睁地看着，

他扑向我，奄奄一息，溺亡。

欧文就此告诉他的读者：“如果你能看到我所看到的，听到我所听到的，你不会太多地想到战争的伟大光荣。”通过他的作品，无名战士因而被个性化，他的死亡也就成了个人活生生的痛苦。

叶芝在《1916年复活节》一诗中也做了相似的事，该诗的结尾列举了那些在复活节起义（the Easteruprising，是爱尔兰在1916年复活节周期间发生的一场暴动——译者注）中丧生的人。

我将之写入诗中

麦克多纳和麦克布莱德，

康诺利和皮尔斯，

现在和将来，

无论何处，但有青青绿色，

都已经改变，已经彻底改变：

诞生了一种可怕的美。

单单列举死者的姓名提醒着，逝去的是生命，而不仅是尸体的数目。而文学坚持要我们加入那些生命，加入那些声音。我们想要弄明白，《亨利五世》里的那个男孩叫什么名字？

叶芝发现了美，即使是可怕的美，但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YehudaAmichai）在这些个体生命的死亡中却只发现了绝望。

这枚炸弹的直径为三十厘米

有效杀伤范围约七米，

死者四人，伤者十一。

在他们周围，在一个更大的圆圈内

由痛苦和时间构成的圆圈，散落着两家医院

和一座墓地。而这个年轻女人

埋葬在她故乡的城市，

在一百多公里之外，

将这个圆圈扩大了许多，

越过大海，在某个国家的遥远海岸

一个孤独的男人哀悼着她的死亡

他把整个世界都放进了圆圈。

我甚至都未曾提起孤儿们的哀哭

哭声抵达上帝的宝座，

然后超越宝座，组成一个没有尽头、没有上帝的圆圈。

正如欧文的《为国捐躯》聚焦于一次毒气战中逐渐细节化的场景，由此要求读者考虑这对他或她意味着什么，阿米亥也坚持要读者考虑，当我们开始了解炸弹影响力的同心圆时，小小的一枚炸弹意味着什么？这枚炸弹可能只杀死了四个人，但它的影响却“抵达上帝的宝座，然后超越宝座。”

研究战争的宏观数据有其价值。我们需要知道花了多大的成本，有多少士兵伤亡，有多少平民被杀害。但是，我们还需要记住，不管宏观数据能告诉我们多少信息，却不会告诉我们所有的事。看看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所指的“称之为战争的模式”如何掩盖构成这种模式的细节，而让我们忘记了组成这些细节的个体生命。

许多作家都谈到了作为一名战时作家，当人们想要新闻而不是艺术时，所产生的那种无力感。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苦涩地解释道他在战争期间为什么很少写作，或难有佳作，这是他著名的解释：

你们会问：为什么在我的诗里

不再与我们谈起梦、谈起树叶

谈起我的国土上的巨大火山？

你们来看看吧，

鲜血满街流；

你们来看看吧，

满街都是血！

他暗示，在战争期间没别的好说，除了“来看看满街鲜血”，如果除此之外别无他言，诗歌还有什么用呢？

但是奥登（Auden）提醒我们，作家的声音能够而且必须将满街的鲜血个性化，使之产生意义。这不仅仅是鲜血，这是某人的鲜血。个人的声音必须用来捍卫个人的价值，反对“折叠的战争谎言。”（the folded lies of war）

我所有的只是一个声音

去打开折叠的谎言，

打开那感性的普通人

大脑中浪漫的谎言

打开那些拥有摩天高楼的

权贵们的谎言：

没有国家这种东西

也没有人孤独地生存；

无论平民或者警察

饥饿不允许我们选择；

我们必须相爱或者死亡。

（译者注：本文选自汤姆·帕尔默主编的文集《和平、爱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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