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的狡辩：法律的价值取向

文 风灵

人们常常认为，因果关系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以人的喜好或意志为转移，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却未必如此。

比如，有这样的故事：三个猎人在森林里打猎。A和B两个猎人各自同时并意外地错把第三个猎人C当成了一只鹿，向他开了枪，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脑袋，另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心脏。死亡猎人的遗孀提起了损害赔偿诉讼。

这个案子似乎非常简单，任何律师都会告诉你，每个猎人应当承担一半的赔偿责任，看起来这也合情合理。

但是，且慢！猎人A和B却不这样想，他们都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A辩解称，如果没有自己的那颗子弹，C也会死亡，因此并不是自己造成了C的死亡，不应该承担责任。当然，B也提出了同样的辩解。由于子弹是同时击中的，没有先后之分，这样的说法在逻辑上并没有问题。

有人可能会纠结于“同时”这个条件，并认为现实中如果发生这类事故，子弹的射击一定会有先后之分。但其实这是一个思想实验，“同时”是给定的条件。如果理解不了“同时”，也可以认为是无法查明是谁先开枪击中了C。

聪明的读者很快会发现，可以以相反的说法来回应猎人的辩解。即使没有B，A也会造成C的死亡，因此A需要承担责任；同样，即使没有A，B也会造成C的死亡，因此B需要承担责任。既然A和B都需要承担责任，而且分不出责任大小，那么就应该是一人承担一半的责任。

由于“同时”这一条件的限制，这两种关于因果关系的说法是完全对称的，那么，应该选择哪一种？从逻辑上，或哲学上，可以说没有任何差别。但目前各国的侵权法却普遍选择了第二种，也就是要求猎人承担责任。不是因为这种说法更正确，而是因为这有助于实现侵权法的目的，或者说，做出这种选择是基于侵权法的价值取向。

侵权法的价值取向，从经济学的观点看，是给予人们一种动机不去做强加给他人成本的事情。责任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对行为的定价机制，由此将行为人对他人施加的成本内部化。行为人在行为时，就会加上这部分成本，以保证行为的收益能够支付其全部成本。本案当中，不管是否造成了猎人C死亡的后果，A和B都是有过失的，即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预防损害后果的发生，其证据就是射穿C身体的子弹。如果此案中的猎人不承担责任，不为此支付代价，那么，猎人仍然不会产生预防的激励。这类的事情的发生概率就会超过合理的水平，甚至，会从过失而致的意外升级为蓄意的谋杀。

换一个更现实的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判断侵权行为时的这种价值取向。如我国《侵权行为法》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住在高层，随手往窗户外抛了个东西，砸到了路上的行人，而法院无法查明是谁抛的话，可能多个楼层面朝街面的住户都要承担责任。

显然，物品只可能是从一扇窗户落下的，如果承担责任的人为两人或更多，其中必然有无辜者。侵权法为什么宁枉勿纵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相比经过普通建筑物楼下的不特定的行人，建筑物的使用人一方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来预防事故。即使不能查明具体侵权人，让所有可能的加害人共同承担责任也能产生相应的激励，而加责于无辜者所导致的过度预防的可能性则较小。因此，从侵权法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规定利大于弊。

但是，在刑法上对同一案例的处理会完全不同。刑法的原则是“疑罪从无”，如果不能查明具体的行为人，无法定罪处罚。从侵权法的宁枉勿纵到刑法的宁纵勿枉，显示出不同的法律部门不同的价值取向。刑法的处罚事关行为人的人身权，如生命、自由等，而现代社会认为，剥夺无辜之人的生命、自由，比让犯罪者逍遥法外更加不可接受。因此，只有在能够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才能定罪。可见，同样的案情，价值取向不同，结果也就大相径庭。

进一步而言，这也会引发法律是不是科学的思考。近代以来，以德国的潘德克顿学派为代表，致力于将法律整合为科学的一支。他们认为，法律原则及其相互关系是类似于自然规律的存在。然而，科学是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但法律是一种行为规范，要在不同的行为之间进行取舍，正如前文分析，做出这种取舍的根本理由是价值取向。所以，无论法学家们如何努力包装，法律与科学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若隐若现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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