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的和平

作者：埃里克·加兹克（Erik Gartzke）

翻译：风灵

贸易和跨国投资如何减少对战争的激励？相互依存如何影响行动？和平、负责的民主政府和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埃里克·加兹克（Erik Gartzke）是圣迭戈的加利福利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政治学副教授和埃塞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ssex）政府学教授。他的研究集中于战争与和平的信息和机制的影响，其著作论述了贸易、网络战争、外交及相关主题。——帕尔默

一系列残酷且极具破坏性的欧洲战争在持续数十年后，于1648年结束。当时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如后来人所共知，以此和约建立了一套制度，即欧洲各国对外平等享有主权，对内完全独立自治。但在经济联系跨越国界的世界里，这一传统正日益受到挑战。经济上互相依赖是两个或更多国家因贸易联系在一起的结果。标准的经济观点是，贸易创造价值。

因此，如政治学者们早就指出的那样，在任何相冲突的国家之间，这种因贸易产生的价值实际起到了“人质”的作用。如果该“人质”具有相当的价值，而又受到了战争的威胁，那么主权国家不再是完全独立自治的。由于贸易的好处很可能在战争中丧失，遭受损失的共同预期可以起到阻止贸易伙伴之间的冲突的作用。说得更直白点，如果边境一边的人们在另一边有资产或有价值的客户，他们就不太可能支持摧毁那些资产或贸易伙伴关系，而更有可能增大支持和平的声音。

贸易促进和平并阻止战争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可能是，因为贸易，那些靠战斗来占有的商品估价会下降，同时占领军也会变得更昂贵。如果贸易降低了商品的真实成本，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那么工人、企业和主权国家都会愿意将劳动力转移到生产型企业中，并远离战争。下面，我将在回顾一些背景资料后，详细研究这些过程，

转变

不需要有博士学位就可知道，今天的我们世界与几代人以前都已经绝然不同，更不用说回溯十七世纪时的情形。尤其是，正如在很多地方市场对国内政治事务具有影响，市场也开始对世界事务发挥作用。起初是缓慢渐进，但最近几十年来步伐加快，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开始发现，各国及其人民都因复杂而广泛的经济网络结合在一起。图1是这种演变在全球贸易方面的简单示例，以2000年的真实美元衡量（单位为千亿美元）。

总的说来，这个世界也正变得更为繁荣。图2显示的是世界人均GDP的变化。为了便于跨时代的比较，我重新调整了价值，令1821年的人均收入为1。这样也可以在不断增长的财富和有限政府和个人自由的发展趋势间作一比较。虽然全球民主化似乎更不均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50年之后，非殖民地化运动急剧地增加了国家数量），但也是上升趋势，该现象被记为政治改革的“浪潮”。衡量国家民主化水平的政体数据，10为最高，0为最低。在此，无论政体或人均GDP都表示为世界年均水平。

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预见到了所有这三个变化，并推测了其后果。民主、贸易和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都改善了人类的状况。重点是，这些变化中有没有什么变化在阻碍对内使用政治暴力，以及在现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之间发动战争？这种阻碍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对于促进世界和平，贸易是一种别具吸引力的工具，但其影响也很复杂。它如何起作用？贸易做了什么来改变政治竞争与冲突？通过共同的商业联系而被绑在一起的国家，实际上是“被拉进”了和平关系。我的目标是尽力解释经济上互相依存的意义。

存疑的托马斯（Thomas）

相互依存如何起作用？最引人注目的描述之一出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谢林以两个登山者作比，两人用绳子绑在一起以攀登高山。由于相互捆绑一起，登山者命运与共，行动上就变得相互依赖。既然两个登山者要爬就得一起爬，要倒就会一起倒，每个人都会变得更加小心，更加谨慎行事，从而产生和平的结果。

自由主义理论家运用互相依存的逻辑，以突出贸易的和平潜力。自17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商务虽不规则但持续增长，从孟德斯鸠、斯密、潘恩、康德、科布登、安吉尔和其他一连串的学者，到当代思想家如罗斯克兰斯（Rosecrance），拉西特（Russett）以及道尔（Doyle）等都强调了有利可图的跨境贸易实现和平的力量。如果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将之联系在一起，国家之间不太可能进行战斗，因为战事会造成相当大的经济损失。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谢林对相互依存的兴趣其实不是源自贸易，而是源自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谢林的比喻中，将两名登山者绑在一起的绳子不是贸易，而是核战争的危险。冷战僵局集中体现于一种被形象地命名为MAD的现象，即确保相互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缩写为MAD）。核武器的出现和一场热战中相互毁灭的风险，确保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敢轻举妄动，甚至没有一个国家能保护自己。就象那两个登山者，是从利己者避免毁灭的欲望中演化出的合作和克制，而不是源于促进和平的利他主义目标。

与此同时，谢林举例的目的不是解释稳定性，而是为了解读在直接和公开的对抗似乎是不可想象的，或至少是非理性的世界中，超级大国继续进行竞赛的方式。如登山者的比喻中所阐明的，相互依存的束缚——无论是核武器还是经济——都能够阻止侵略。然而，即使核武器的相互束缚产生了一个不会爆发全面战争的世界，但它也产生了一种充斥着边缘政策、强制外交、政治宣传和代理人冲突，以及激增的其他形式冲突的环境。害怕不能达成协议的后果，不管这种害怕源自何处，都能迫使相互依存的各方妥协，而相互依存所产生的抑制作用也鼓励各方扮演“懦夫”的角色。

贸易与核武器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一种是我们努力促进的东西，而另一种则是人类需要根除的东西。然而，这两种过程都使得国家行为互相依存，它们在一些重要方面大体相同。两者都涉及“自私”的行为可能产生良性的社会后果，但这不同于斯密所发现的隐藏于市场机制背后的良性社会驱动力。

正如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一直所认为的那样，贸易数量的上升会创造更重要的“人质”，从而增加了支持和平的激励；如今存在的更高的相互依存度可能会令各国认为战争过于昂贵。然而，贸易关系的价值通常远不如核战争的风险更要命。如果各国愿意承担巨大损失而进行常规战争或核战争，那么贸易还能做什么来阻止战争浪潮？若此，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对促进和平的作用又会是什么？

和平之因

现在，世界历史上最值得关注的事件之一正在发生，其实这已进行了颇长时间。在富裕繁荣的国家之间，已产生了冲突长期现实的下降。和平已然来临，至少在世界某些地方已然来临。实际上，这种趋势是如此微妙，以至被许多人忽略，甚至还有人似乎更愿意忽视好消息，而接受某些国家和族群仍然在某地战斗的证据。战争的下降趋势已被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乔舒亚·戈尔斯坦（Joshua Goldstein）和其他人广泛记载。

战争的现实下降在欧洲尤为明显，在此这种趋势已有数百年之久。图3名为“欧洲的冲突趋势”（Trend in Conflicts in Europe），是基于皮特·布莱克（PeterBrecke）所收集的证据。图中每个小方块代表每十年的冲突数量（一个冲突至少有32起与冲突相关的死亡）。欧洲的冲突与时俱减，从15世纪每十年平均30起下降到上世纪每十年大约10起。当然，如果数据存在复杂多因的各种关系，那么在解释从该数据中得出的任何关系时，应当多加注意。例如，克劳迪奥·乔菲-雷维利亚（Claudio Cioffi-Revilla）曾经表示，就伤亡而言，冲突强度趋势相反是与时俱增。不过，目前的趋势似乎很清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主权国家已转为远离冲突，并趋向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其分歧。

在全球层面上也有类似的趋势，不过可能较为不明显。图4展示了国家间军事争端（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简称MID）的年度事件，小到威胁使用武力，大到一场偶然的战争。这些数据在全球层面上再被加总，特定某一年系统内的MIDs由参与国的对数而进行加权处理。虽然直到二战结束以前都没有什么明确的趋势，但两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似乎是军事争端趋于减少。世界同样正变得更为和平。

图 3 欧洲的冲突趋势

来源：皮特·布莱克（Peter Brecke）“从公元1400年至今世界不同地区的暴力冲突”。

这种趋势如何解释？有很多可能性。一些学者指出民主的兴起是国家间和平重要因素。尽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但将和平归因于和平的国内政治仍有问题。首先，在欧洲，民主的兴起远远晚于战争开始下降的趋势。民主兴起之前，民主不能产生和平。更进一步讲，民主本身正是和平的产物。民主的必要条件是一个社会中各个团体认为比起政治上的失败，将争端不断升级到暴力层面更不可取。斗争很可能通过政治制度的选择而缓和。但是，一个更简单但似乎同样有道理的说法是，政治制度的选择本身就取决于斗争的性质。如果斗争的内容非常重要而不能接受妥协，那么民主很可能会失败。因此，民主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就哪些选择将占上风达成某种水平的共识或克制。如果在某个政治议题上的失败不值得诉诸国内暴力，那么对精英和民众而言，就有可能甚至有吸引力将通行的规则和有限政府适用于其国内制度。使之行得通的一种方法是让政治或“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在分配资源或财产中少起作用。如果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意味着失去你的房子、你的生意、你的自由，甚或你的生命，那么你很有可能继续政治斗争，如果必要的话，为取胜而使用暴力。另一方面，如果这类事情更多地通过市场或其他私人机制来处理，如果资源的分配不是由政治斗争的结果来决定的话，那么你可能不太愿意使用暴力以获取政治上的胜利。

图4 国家间军事冲突（MIDs）

在前现代社会，生产的手段大多是有形的。人们所有的土地和劳动力可由主权者因他们的目的而侵占。生活富裕——甚至被允许活着——意味着国王的浩荡洪恩。随着社会进步，财富更多地出于知识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作用。国王仍然可以选择赢家，但要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日益取决于选择出那些在商业中聪明且高效的赢家，市场可以最好地做出这种选择，而不依赖于国王。正是这种脱离政治的新型商业独立性，使主权者出于自身利益，为了经济增长和社会（以及国家）繁荣，而限制他（偶尔是她）闯入市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独立企业的发展，意味着财富已不再是效忠国王和接近政权的效果。反而，安全可藉由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获得，因为主权者不会干预或掠夺，而不是靠讨好统治者获得。即使国王和女王也理解到了会生金蛋的鹅的宝贵之处。

现代代议制民主可以说是我刚才介绍的这种过程的产物；限制政府以确保增长的必要性，意味着为了寻租而捕获政府（capture the state）的价值减少，虽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政府规制市场（需要政府提供明确的规则和有效地执行规则（透明度））并保证提供公共物品，仍然是如此。个人应投资于创造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以在市场销售，而不是投资于政治，以争夺国家权力。更进一步，如果不值得为捕获政府而在国内斗争，那在国际上也少有理由为了有形财产而大打出手。民主的兴起作为一个全球现象，很可能反映了欧洲和其他地方政治分配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如图1所示，而不是用以解释从该图中所观察到的模式。

商业可从多方面抑制冲突。贸易有助于世界政治趋于和平，学术界已相当广泛地建立了这一认识。然而，其确切的机制以及如何培育和传播这种机制，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如我所提到的，会损失一些东西本身并不是战斗的障碍，而且如果一方欲侵吞另一方的财产，这种损失还很可能促进冲突。如果是零和竞争（我所得取决于你所失，反之亦然），仅谈损失多会增加冲突，正如在（国内）政治中的情况一样。既然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斗争，那我们就必须研究，贸易，更普遍而言是商业，是如何将政治与和平联系在一起的？

“看不见的手”的和平

社会科学最伟大的洞见之一是亚当·斯密的认识，行为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结果，而其后果的社会价值未必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相一致。市场对社区和国家有良好影响，即使市场中的参与者只是为了提高自身福利而行动。类似观点也可用于市场对和平的影响。仅仅是试图致富，企业、消费者、企业家，甚至国家都已改变了军事力量的用途，某些情况下更影响到军事力量的存在。由此，看不见的手更是一系列的手。市场使劳动变得昂贵，减少了使用劳动以夺取资本的吸引力。市场也促进了货物和服务通过和平的手段转移。最后，市场本身对冲突不能作出很好的反应，由此提供了抑制暴力的动机。

商业对冲突最有力的影响可能是改变了国家利益。市场的日益深入和一体化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极大地增加了劳动和“人力资本”（如技能）的价值。53昂贵的劳动和贬值的有形生产投入似乎已导致许多国家放弃了曾经的共同企图，即企图通过掠夺其他国家的资产“偷”来繁荣。当然，人们必须要当心，统治者及其关键支持者的狭隘利益可能压倒公共利益，由此激励掠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家之间。

古代帝国通过要求所属省份进贡（进贡大量粮食和其他商品）而繁荣。而维京海盗靠的是袭击船只，劫掠赃物。十六世纪，西班牙大帆船带回了靠奴役当地人民而开采和精炼的银条。另一方面，后来欧洲各帝国，经常榨取他们自己的国民以补贴国外的冒险，而这些冒险只是对贵族后裔们有利可图。如历史学家兰斯·E·达维斯（Lance E. Davis）和罗伯特·A·赫滕巴克（Robert A. Huttenback）的总结：“不列颠作为一个整体当然未从大英帝国获得经济上的好处。然而，个人投资者却得到了好处。”可以说，殖民主义在现代的衰落促进了最繁荣和军力最强大的国家选择购买原料来生产，而不是通过日益昂贵的武装行动来抢占。现代国家不再像维京人、征服者和伊丽莎白女王的水手那样，认为袭击邻居是有利可图之事。当占领成本高昂，而靠购买获得所需物品比掠夺邻居更为便宜时，以征服外国人来攫取资源和劳动成果便没有多少意义了。

颇有意思的是，虽然现代国家从掠夺中不能再得到多少好处——全球市场日益增长的流动性使之愈发成为现实——但商业却增加了监管全球共有权益的好处，例如，减少暴力的总体发生率。现代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和政策有更多而非更少的兴趣，正是因为互相依存使他人的所作所为对自身的福祉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代表联合国或区域集团的国际部队正越来越多地部署以组织或减少暴力冲突，他们是作为维和力量，而不是征服和掠夺的军队。和平可以从外部强加，由此商业可以继续，至少当所涉及的国家力量脆弱，而地区性的政治进程涉及世界事务时是如此。换句话说，最富有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确保了强大的国家有阻止其他国家参与冲突的动机，因为战斗危害贸易生态，而不仅仅是影响参战的国家，也因为强大的贸易受益者有动机阻止第三方间冲突引起的贸易中断。

相互依存的世界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其极为复杂。简单的关系有易于理解的优势，也似乎更易于通过有效的政策来提出。与此同时，复杂也可以是一个优点，如果这增加了可能的选项，提供了一系列更广泛的反应方式，有更多的替代武力的选择。如果贸易能限制国家打仗，那它就能带来和平，但这需要相当大的贸易关系。这种关系如此重要，能象核武器那样起到遏制作用。可能还要求问题或争端的范围适中，如西欧在二战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或争端。如果贸易极为重要，而各国之间又没有太多争议，和平就将成为主流。贸易也可以知会争论各方，让各国通过外交谈判来化解分歧，而不是要求在不确定和难以驾驭的环境中使用武力以展示决心。最后，贸易最普遍的效果可能是，它改变了各国的客观利益，令人意识到掠夺的旧逻辑已日益不合时宜。甚至连银行劫匪也是购买日用品，而不是从当地商店里窃取。这仅仅是因为，如今不值得花费太多精力去盗窃可以抢到的东西，也不值得花费太多精力去盗窃那些抢不到的东西。贸易的兴起促进了专业化分工，降低了掠夺的效率，而增加了和平的益处。有良好的工作条件才能吸引技术工人，这使得战争和征服成为反生产性的。渐渐地，现代性意味着我们选择购买而非盗窃。

将各国捆绑在一起，让世界更加相互依存，市场的力量塑造了国家之所欲，使战争不再能有效地实现国家目标，正如领袖和人民都发现掌握政权对其生存已无关大局。同时，国家促进市场条件的作用愈发重要。各国不仅在国内，也在地区间和国际间致力于促进贸易，增加相互依存，这会在加强合作并进一步限制冲突的因果链中发挥作用。这不仅是人们试图多做好事，而且贸易还改变了什么是好事的观念。如果我们能幸运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通向更广泛更自由的贸易，那么贸易将会让军事力量更无效率，更无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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