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储蓄和投资的前景

作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原文写于1966年2月12日）

翻译：刘阳

校对：风灵

大卫•李嘉图在他写于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指出了这种经验：“当资本不在所有者直接的控制之下，会产生的想象的或实际的不安全”，这抑制了资本的流动。因此，很多有钱人宁可接受他们本国较低的利润回报率，而不愿投资外国，利用更有优势的劳动力（来获利）。这一说法在当时恰如其分，那是一段载入史册的时期到来前夜，分隔诸多地区和国家市场的藩篱将让道于高速发展的世界贸易，不仅是消费品的贸易，也包括资本品。

国外投资

英国资本家开创了投资外国这种新方式，西欧、中欧以及美国的商人们很快紧随其后。其结果是人民平均生活水平史无前例的提高。观察这个体系对投资者和东道国人民双方带来的好处，乐观主义者充满希望地期待，未来日子里永久的和平和善意将遍布各国，但他们大错特错。

他们高估了思想的力量，低估了恶意的嫉妒，不仅是未开化大众的嫉妒，更有狭隘自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嫉妒。他们没有料到按照那些学说——发轫于英国和法国，完善于德国和俄国的学说——外国投资者成了剥削者和高利贷者，似乎是所有正派人们最可恨的敌人。他们没有预测到不择手段的煽动者唤起的激情所引发的强烈愤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讨厌美国人和英国人，因为他们提供了当地居民所无法提供的资本用于投资。

现代文化历史的每一记载都必须首先区分两类国家，即，一类是发展了一种体制，使国内储蓄和资本大规模聚集成为可能的国家，而另一类则没有。所有“左翼”经济学说可悲的失败皆因他们误解了储蓄、资本积累和投资的意义，从圣西门主义、马克思主义到卢森堡、列宁和希法亭的帝国主义理论，到凯恩斯主义，莫不如是。在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大冲突中，自由主义者和他们的发言人（多被滥称为“庸俗经济学家”），所宣扬的主要论点是正确的：只有一个办法提高所有人的物质条件，那就是，加速资本的积累以对抗人口的增加。

外国投资的伟大时代被可耻地终结，当时，“20世纪理论”的信奉者不再认为以下两种行为有任何区别，以军事力量摧毁一个国家或外国资本对之投资建设工厂和交通设施。两种全然不同的过程都被称为征服和帝国主义。没收外国投资被认为是“解放”。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区域”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之有不痛不痒的批评。那么毫不奇怪，投资于外国的热情消失了。现在外国援助努力来填补这一缺口。正如安•兰德小姐所定义的，这种新学说要求我们的财富应该送给亚洲和非洲人民，“我们该为这一事实道歉，我们创造了它（财富），而他们没有。”

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联袂行动，不但几乎完全抑制了共产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储蓄和资本的积累（用于非军事目的的积累)，它也使西欧、中欧和北美的工业国家采用了这些原则，若照之行事，迟早会导致来自个人的任何自愿储蓄和资本形成的完全中止。

 “劳动生产率”

因此，美国的官方学说运用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它的定义为（某一工厂或某一产业的所有工厂）生产过程中所增加的市场价值（以货币衡量），除以雇佣工人的数量。或者，换句话说,每人单位时间的产出。它假定这一数字的任何提高都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这源自于工人们的努力，他们对之享有完全的权利。在工资谈判中，工会声称这种“生产率增益”归功于其成员。雇主通常不对劳动生产率这一概念提出疑问，也不会辩驳工会据此所作的宣称。他们无保留地接受，只是偶尔指出，工资率已经与按这种方式计算的生产率升到了同样程度。政府制定决定工资率和产品价格的“指导方针”时，也采用工会的观点。

很明显，这个学说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曲解了工业生产的基本事实。一个手持采用老式技术的工具的工人，与另一个在配备了最先进的生产设备的工厂中工作的工人，二者生产率之间的区别，不是由于个人素质和他是否努力，而是取决于工厂设备的质量。如果工人能得到所有因增加资本投资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的成果，而通过储蓄创造了这一资本、并使投资成为可能的人们却一无所获。（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省略企业家、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作用）。储蓄、资本积累和投资将不再有回报，那么这一切将告终结。从此再也没有了经济进步。

反资本主义的思想

不可否认,在非共产主义的国家，一种直言不讳的反资本主义趋势亦盛行于财政政策中。对个人所得征税，公司和遗产往往或多或少地面临公开的（对这些所谓的“不劳而获”的收入）无偿没收。某种程度上，这些反资本主义措施的联合作用仍被进行通货膨胀的货币和金融政策所掩盖。但主要问题迟早会显现出来：如果通过税收的方式或决定工资率的方式，已阻止了个人和公司从储蓄和资本投资中获取任何利益，那怎样才能提供新增的投资？

相关文章：

点击阅读原文可阅读：米塞斯经济政策第五讲：外国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