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重慧：怀念父亲马克昌
马克昌（1926～2011 年），河南省西华县人。著名法学家，新中国刑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50 年从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六十余年，系武汉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1980 年，马克昌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邀请，参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起诉书的讨论修改。随后受司法部委派，担任“两案”被告人吴法宪的辩护律师。
怀念父亲马克昌
作者：马重慧，马克昌长女， 曾任武汉大学出版社美术编辑。
来源：中外刑事法前沿、《武汉文史资料》2016年第7期。本文转自悄悄法律人微信公号。
在父亲得病以前，不论在我眼里还是在我心中，他都是我不老的爸爸。他那敏捷的思维、洪亮的声音、充沛的精力、忙碌的身影和几十年不变的生活习惯，没有让我觉得父亲已经是耄耋之年的老人。 然而没想到，我心中不老的父亲会这样早地离我们而去。
2011 年底 ，父亲离去半年以后 ，我才理性地接受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他。可是，父亲的话音、笑容、身影，让我感到无处不在。
身为教师的父亲
1979 年 ， 时年 53 岁的父亲 ， 结束了二十多年人生的冬天， 即将重返阔别多年的三尺讲台，他用了“实在令人兴奋”来形容当时的心情。
为了弥补黄金岁月里流逝的遗憾，父亲重返讲坛后，极尽全力地投身于在此后三十多年里为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法学教育。1983年 9 月， 父亲受命担任武汉大学法律系系主任，同时，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肩负着教学、管理、学术研究及社会活动等重任。同年年底，在刘道玉校长的关心支持下，我由武汉第三印染厂设计室调到武汉大学出版社任美术编辑。 从此，结束了父亲在珞珈山下三十多年吃食堂的“单身”生活，在武大校园有了真正意义的家。
来到父亲身边， 终日见到的是他上课、开会、出差、伏在桌子上不停地看书写文章。家里时常响起此起彼落的电话和不断来访的客人，大多是为教学、 科研及其管理方面的事务，以及法律咨询。 当时的法律系、后来的法学院陈明义书记、兰远庆副书记、马俊驹副院长、毛峰主任等常常晚上来家里商量工作，有时谈到深夜至凌晨。 父亲在家里给硕士生上课、给博士生指导更是常事。
家里的电话成了父亲的专线， 只要他在家，都是他接。 当遇到对方要找马老师而声音不熟悉时，他都会客气地说：“我就是。请问你有什么事？”其实有时候是找我的。有几次不熟悉我的作者打来电话， 听父亲说是马老师，就和他不着边地聊了起来， 一旦明白误会了，父亲就会哈哈大笑地说：“你是要找出版社的马老师吧？ ”后来，再有电话找马老师，他就会幽默地问：“是找老马老师还是找小马老师？ ”
来家里找父亲的客人多，几次搬家，都是把他的书房安排在方便客人出入的房间。家里的大门几乎随时向需要找父亲的人开着。
父亲的弟子说：“做马先生的学生既欣慰又紧张。 ”欣慰，源于他们对父亲的尊敬仰慕；紧张，源于父亲对他们近乎苛刻的严格要求。
父亲对指导的每一个学生负责，每一节课负责，几乎做到了极致。不管上什么课，什么讲座，都做充分准备。有时凌晨他还在伏案工作，我就知道明天一定有课、有讲座。 即使是十分熟悉的讲课内容，即使是可以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的报告，父亲都会把最新的知识、最新的信息、最新的案例、最新的学术观点及时补充进去。 直到晚年都是这样。
父亲的好友说他爱才，学生说他是严师慈父、良师益友，这些评价一点都不夸张。
按照学校的指标，父亲每年招收二名博士生， 通常报考的学生较多。有一年有四名考生过了线， 在父亲看来四名都很优秀，谁落榜了都可惜。于是，他找到学校研究生院，“借” 用了第二年的招生指标，让四名考生全部如愿入学。
还有一年，一天我在家里餐桌上看到一份招考博士生的过线名单。整整 10 名考生，我知道这个取舍会让父亲为难。 他把手背在身后，在餐厅里来回踱步，边走边说：“他们中间好几个都不错，有的已经是大学副教授，有的考了不止一次，要想办法多上几个。”他再次找到学校研究生院，采取增加名额、调剂导师等办法，最终让 7 名考生圆了博士梦。 就在那 10 名过线的名单中， 有一个和我们家沾亲带故的，终因考分排序偏后而名落孙山。
对待来求教的考生，不论是来访的，还是来电、来信的，父亲都一一耐心指导：报考中间应注意什么问题、作为刑法学的研究生需要具备怎样的基本素质、要看哪些参考书、甚至这些书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等等。有些考生会作些自我介绍，他都加以赞赏；有些考生信心不足，他常加以鼓励。 但是，不管是熟悉还是不熟悉的考生， 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找到父亲的，想从他这里得到一丁点所谓小范围的“指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整理父亲的信件时，不论是考上的还是落榜的，那些曾经得到过指点帮助的考生们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言，都让我看到了父亲博爱的胸怀。
父亲不仅爱才，而且爱才有方。 他为面临毕业的学生走向社会引领发展之路，根据他们不同的个人情况和研究方向，搭桥牵线、推荐到各高校或政法系统工作；父亲为在校的青年教师脱颖而出一次次竭尽全力做工作，创造条件，为他们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父亲为解决青年教师工作和生活上的棘手问题，亲自出面找学校领导沟通。好几次，不顾自己年岁已高，晚上10点、11点多钟 还摸黑到校领导家里去，为的是尽快见到领导，尽快解决问题。每当办妥一件事， 回家时总是一脸的兴奋喜悦，可又谁知，在这兴奋喜悦的背后，父亲作出了多少努力和付出！ 他的学生出国学习，他不仅事无巨细地予以关怀指点， 给予精神上的鼓励，有的还施予经济上的资助。父亲对弟子及年轻教师尽心尽责的扶持和关爱，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做教师，真正做到了教书育人。不仅仅将学识传授给学生， 更强调要学会做人，他以自己的人格修为默默地影响着弟子们。
父亲希望他的弟子能做“大官”，以完成他没有能力完成的使命。
父亲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资助科研项目、扶助贫困学子，寄望法学天地英才辈出。
父亲如此辛勤地耕耘与播种，只是希冀无限延长他的学术思想和精神生命。
身为学者的父亲
家里客厅和父亲的书房有八个书柜摆满了他的各类书籍，书房里空地上也整齐地堆着一本本论文、一袋袋剪报、一封封信件、一摞摞会议文稿和案件资料。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看到不少书上有他阅读后留下的批注、手记；一些大小不一的本子上， 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他喜爱的中国古诗词、历史人物的大事记及作品、 各种文摘杂记、日本刑法学家的论著、 生僻字词的读音及解释；牛皮文件袋里，分别放着从各类报纸上剪下来的与法治建设息息相关的文章，并注明了文章的来源和时间。 正因为父亲一辈子的细心收集、用心学习、潜心研究，才得以博学多闻、满腹经纶。
都说父亲治学严谨、魂系法学，法典法条、案例论述总是信手拈来，几近无一差错，和父亲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我，直到他生病住院期间才有了切身的感受。
当父亲住进医院知道一时半载回不了家时，就把著述的任务带到了病房。 我一周至少去医院两次，每次去之前会和他通话，他告诉我要什么样的稿纸，要哪几本书，并清楚地告知书的作者、出版社及出版时间，放在哪个书柜的第几层。通常是我一边听电话， 一边找书， 几乎是一找一个准。 他对这些书籍的熟悉，实在让我惊讶。 在父亲住院 348 天的前前后后，我带到医院的书至少几十本，只有两本让我找时费了些周折 。一 本是时事出版社1993 年出版的 《国家安全概述》，因为出版时间较早，父亲记不清存放的准确地方。 另一本是日本原版图书《刑法判例百选Ⅱ》，父亲告诉我的信息无误， 只是这本书的封面是幅彩色风景画，实在不像一本严肃的法学图书，固定的思维使我误判， 几次翻到这本书都没细看书名。 直到从父亲弟子陈家林那里借来同一本书，我才恍然大悟。
记得当时父亲在撰写《百罪通论》中“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章，他让我查一些词的解释，如“间谍”“公共”。 说句实话，在父亲身边这么多年，我对他的专业了解少之甚少，我不太理解，这么常见的词，为什么还需要特别注释。我把家里的工具书词典、辞海、辞源里的解释都一一记下来带到医院。 特别是“公共”一词，百度词条的解释更详细， 我打印下来给父亲看。他问我，用了百度的注释，脚注应该怎么写。这个我也不清楚，翻了好多书，终于找到一个父亲认为很规范的脚注范本。
父亲有剪报的习惯。 家里有八九份报纸，隔几天到医院，我就给他带去一大包。看完后他把其他报纸上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剪下来，按照老习惯， 装在牛皮纸袋里， 而把《南方周末》、《报刊文摘》集中收好，下次由我再带回家， 他知道家里人也喜欢这两份报纸。
2011 年上半年，《刑法修正案（八）》 广泛征求意见， 尤其是醉驾入罪， 在社会各 界 引 发 热 议 ，对此父亲给予了极大关注。我把网上相关信息聊给父亲听，他饶有兴趣地让我打印给他看。5月份，他在日历记事簿边上特别写着：“张军 5月10日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说：‘对于醉酒驾驶，各地法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应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 ”
那本日历记事簿上，满是记载着父亲每天打针、输液、输血、抽血、化验及与疾病相关的情况， 唯有这一段文字与他的疾病毫无关联。显然，他对醉驾入罪的关注像对生命一样倾心。
1983 年至 1992 年 ， 父亲任第七 、八届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期间，经常接待来访群众，为老百姓主持公道，协调解决了一些有争议的案件。 媒体报道以后，慕名寻求法律援助的人更多了。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那段时间，常有各种各样的人找到家里，有的蓬头垢面、破衣烂衫，有的目光呆滞、神经兮兮，有的甚至还没进门就下跪磕头，直呼“马教授、马青天”。
父亲关注民情、体谅民心。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援助有求的百姓。面对那么多民众的来信，父亲能回信的就亲自回，没时间回信的就把意见告诉学生，委托学生回复。来信多了， 他把已回复和未回复的信件做上标记，以免混淆。 面对找上门的老百姓，只要有一点时间，他会耐心听他们讲述，看资料，为他们提供帮助。曾有好友劝说父亲，教好自己的书就可以了，何必管那么多的闲事。可是在父亲心中，只要自己有能力，就一定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10 年前父亲帮助过的马浙，在父亲离世之后第三天，特意从浙江赶来为父亲送行。他满含热泪地告诉我，他的生命是父亲给的。在他蒙受冤屈，身陷囹圄的时候，死的心都有，是父亲写信给了他活下来的勇气和力量， 就在父亲住院期间还答应出院后带他到北京。虽然父亲的离去没能帮他解决最后的遗留问题，但他直到现在，逢年过节都会打电话到家里致以问候。
父亲待人谦和、宽厚，心地善良，特别是对年轻人。 有一次，父亲在家里接受某媒体记者的采访，说到当年的“特别辩护”这一话题，年轻的记者居然不知道吴法宪为何人。在与客厅一窗之隔的电脑上工作的我好吃惊，父亲也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稍作停顿后，他耐心细致地向年轻记者介绍了吴法宪其人，并讲述了特别审判时为吴法宪辩护的前前后后。末了，他语重心长并十分恳切地对记者说：“你们年轻，很多事情没有经历过，但不可以不知道，特别是你们做新闻工作的。 没有丰富的阅历，可以通过多读书来了解历史，了解世界……”没有丝毫鄙薄，没有半句指责，让年轻记者充满了愧疚、感激和敬意。
盛名之下，父亲在社会上兼任多职，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常常让他奔波在外，特别是每年多次往返北京。 为了节约时间和出差费用，他多是乘坐夕发朝至的 T37/38 次火车， 哪怕在北京只有一天的会议， 父亲都是即去即回。目睹他一早下车，晚上又上车的列车乘务员都惊讶，这么大的年纪，怎么会有如此好的精力。80 岁以后 ， 家人和父亲的弟子不允许他这样辛劳，他才会在北京作短暂停留，而父亲在北京工作的弟子们都会抓住时机和他小聚。
记忆中的父亲
1949 年， 父亲让母亲回到解放不久的河南老家，支援家乡的教育建设。 老家西华县是黄泛灾区腹地，那个时候特别贫穷，母亲在那里不仅生活中吃了不少苦，精神上受了许多磨难，还遭遇了世上最难以愈合的哀伤———因医疗条件落后而失去了已近 2 岁的第一个孩子马幼慧。 母亲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痛。
我童年时对父亲没有太多印象，因为很少和他在一起。那时，我们和母亲生活在汉口，父亲只是在周末才从武昌坐公交车辗转二十多里路回一趟家。 这期间，他还先后到蕲春县八里湖农场、武汉大学襄阳分校和沙洋农场劳动改造，一两年都见不上一面。再往后，我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近四年。等到和父亲一起生活时，我已成家，已为人母。 这个时候，角色发生了转换，父亲的生活起居开始全由我来关心照顾了。
幼年时期对父亲的印象只是星星点点，最深刻的只有他给我们讲 《西游记》。大概在1961 年前后，周末，父亲回到我们在武汉市 11中学的家，每次回来都给我们讲故事。 记得有一段时间正值盛夏，武汉人习惯晚上在露天乘凉， 我和弟弟霄汉躺在学校操场中间的凉床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听着父亲绘声绘色地讲《西游记》。从石猴出世、大闹天宫、偷吃人参果到三打白骨精、收服红孩儿、真假美猴王……慢慢的，院子里的小伙伴都被生动的故事吸引而来。 讲完一个故事，大伙儿都嚷着“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时间不早了，父亲会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周分解。 ”于是，我们盼呀盼呀，盼着下一个周末快点到来。
少年时期对父亲的印象虽然多了些片段，但是，最深刻的莫过于父亲每次回家，都斜挎着一个很大的、装满书的军绿书包。周末在家里一天，他除买米买煤干些体力活外，多余的时间就是看书。
再往后，记得最清楚的就是父亲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便利， 给我借了不少世界名著。《简·爱》《傲慢与偏见 》《悲惨世界 》《战争与和平》《复活》《红字》《鲁滨逊漂流记》等，我都是在那个时候阅读的。 另外，父亲还给我们买了《安娜·卡列尼娜 》《斯巴达克思 》《茶花女》，以及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
1983 年 12 月 ， 我调入武汉大学工作 ，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二十多年的一朝一夕，留在我脑海中的父亲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大忙人，终日有写不完的文字，做不完的事。
父亲的日历上从来没有休息日。 这么多年，只要他在家不出门，一整天十多个小时，都是在书桌前度过，哪怕是逢年过节。 满桌子的书、稿纸和信件，一般不让别人收拾，说是移动了地方不好找。
或许是父亲的前半生很少和家人在一起，以至于在后来的家庭生活中， 他仍旧保留着“单身”生活的习惯。 饭做好了才上桌吃，吃完饭只洗自己的碗， 休息片刻就开始读书写书；不管家里有什么事、来什么亲戚，他都只顾埋头自己的工作；生活十分朴素简单，家务事一般不闻不问， 儿女的婚姻大事也不知道操心。在妹妹要出嫁的前夕，我提醒父亲这一天不要安排其他事情。 结果他还是忘了，居然买了妹妹婚嫁当日的火车票准备出差去上海。好在我及时发现，才改签了车票时间。
这么多年，父亲把汇成江河的大爱都给了他钟爱的事业和学生，留给儿女的爱却似山间小溪，涓流含蓄。 少虽少点，但点点滴滴，滋润心田。
1986 年，父亲以六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患病期间的父亲
2006 年， 一次检查身体 ， 医生说父亲是“80 岁的身体，40 岁的心脏 ”。 他开心至极 ，于是把工作满满当当地安排到 90 岁， 并和好友西原春夫先生相约活到 100 岁。 其实，不久病魔就悄悄纠缠上了身。
2007 年下半年开始 ，父亲的口腔反复溃疡，少有好的时候。 他忍着疼痛，照旧频繁出差、开 会 、讲 学 。以我对医学知识浅显的了解，以为是他年事已高、劳累过度、免疫力低下所致。 我恳求父亲减少社会活动 ，注意休息。 同时私下 提 醒 他 的 弟 子 、刚卸任法学院党委书记的莫 洪宪 ， 对需要他出席的会议及其他活动有选择地 参 加 。2009 年 ，虽然父亲在几个大城市前后接受了中西医治疗， 口腔溃疡仍不见好， 而且日渐消瘦。
2010 年元月 ，父亲患肛瘘住到同济医院。 因临近春节，没有做手术，回家保守疗法一个多月，不见效果。 3 月 12 号再次入院，19 号手术。 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是由于自身免疫力十分低下，父亲连续高烧多日，吃不进东西，以至于后来下地走不了路， 弟弟霄汉终日守护在父亲身边。 6月下旬，因双脚浮肿，在校医院检查两次无果。 7 月 7 号，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进一步检查，因全血低下，医生要求立即住院以确诊病情，父亲不同意，对医生说：“要住院，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住院证据。”在校领导的动员下，7 月 8 号， 父亲住进了人民医院， 从此永远离开了家。
经过两次骨穿，父亲被确诊患“亚急性红白血病（M6）”。 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结果，家人和他的弟子都难以接受， 不敢也不愿意相信，一向身体健康、精力旺盛的父亲怎么会得这样要命的病。
虽然父亲八十有余，已算高寿，可是他学术的生命还是那样充沛， 还在不断地创新，还远远没有尽头。儿女和弟子们不忍心将病的实情告诉父母亲，只是说父亲年事已高，造血功能出了点问题，须要长期住院治疗。于是，我们对父亲封锁了一切有关白血病的信息。带给他看的报纸， 凡是有敏感内容的就扣留下来。2011 年元月 ，媒体反复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教授获得 2010 国家最高科技奖，较详细地讲到白血病。 电视播到此时，陪护父亲的霄汉赶快转换了频道。
父亲初进医院时，医生毫不客气地把我指责一番：“你的父亲这么消瘦，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你都没发现？ 你这个做女儿的太大意了。”医生嘱咐，父亲的身边 24 小时要有人。白细胞低，会头晕、乏力；血小板少，万一昏厥摔倒，容易引起颅内或脏内出血。病重如此，父亲仍然不愿意麻烦别人。经反复向他强调身边不能离人的道理，他才勉强答应由学生和家人轮班陪护。
既来之则安之。父亲将视为生命粮食的著书立言搬到了病房，看似安心地住下来接受治疗。 人民医院把父亲安排在高干病房，他积极配合治疗，每天量体温、吃药打针，每周抽血化验，观察血液的各项指标。2010 年 9 月下旬，父亲颈部淋巴肿大， 医生担心肿瘤细胞转移，安排父亲去同济医院做立体彩超，检查结果尚好。但到 2011 年 5 月，连续十多天注射提升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的针剂，不见效果。 输血也越来越频繁，且由输成分血到输全血。 5 月28 日，父亲让医生停掉了所有的针剂 ，他告诉我，这些针剂都很贵，打了也不见效，等于浪费。 他寄希望于中药调理。 6 月 1 日晚，接近 9点钟时我离开医院，父亲微微起身，笑着向我招招手，目送我关上病房门。 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凌晨，手机响起，我预感是不好的消息。不出所料，我离开医院不久，父亲高烧不退。学生宫步坦开车，我们及时赶到医院。见到我，父亲还说：“这么晚，你怎么来了？”我通宵守护在他身边，不停地为他擦汗、喂水、量体温。当时，父亲一定特别特别难受，住进医院近 11 个月，那晚，他才第一次说：“这次我是真病啦！ ”
家人陪护照顾 4 天之后，父亲体温时高时低，肺部感染不见好转，不得不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除简单的生活用品，父亲还带上了《唐诗宋词选》。我每天做好饭菜、果汁送到重症室窗口，通过视频告诉父亲，我全天待在他原来的病房里，有什么需要的或想和我说什么，随时让护士打电话。可是，直到父亲离去，我期盼的电话一次也没有响起过。
自从了解父亲的病情后，知道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莫洪宪嘱咐陪护的学生，将与父亲聊天中有价值的谈话录音下来，以便整理出传记。父亲可能有所察觉，以各种理由反对。宫步坦还是将与父亲聊天的片段整理成《马克昌先生的求学经历》，准备发表。其中关于父亲本科期间外语学的是什么语种不清楚。 那时候，父亲已经住进重症室。 一次视频探望时我问起，父亲不仅不说，还一再强调不要宫步坦发那篇文章。 直到父亲离去，我才从他的同学张泉林伯伯那里知道，他本科一外学的是英语，二外是日语。
就在我独自守在病房的那些日子， 父亲的弟子探望他时，也会陪我说说话。 聊起：不知道先生有什么遗愿。 我想：我每天去探视父亲，他都有机会说，却从来没说过什么。 恐怕最放不下的，还是他做不完的学问，还是武汉大学刑法学科的发展， 还是中国司法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最终，父亲还是走了，没有对家人留下只言半语，去了天国。“父之美德儿之遗产”，我要特别感谢父亲，感谢他留给我们及子孙后代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
附录 ：马克昌老师的最后一课：如何走向市民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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