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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文:有读书人,火种是不会熄的

2017-07-14 陈少文 法律出版社


李敖少年得志,一篇《老年人与棒子》使他名满天下,梁启超著作等身,但流传最广者当属《少年中国说》。可见,但凡英雄少年,多少都有睥睨世间、傲视万物的心态与心性。尤其对于老者,更是以其老朽僵化而颇多诟病。此乃天下不变之道。

我自知并非青年才俊,但是一直以来对于学界老人的态度也并不十分恭敬。课堂上,每次提到老学者的观点,总是不无讽刺地称其为“老一辈无产阶级法学家”,并将他们坚持的理论观点视为比民意和国情更大的阻碍中国程序法治进步的罪魁祸首,认为他们知识结构陈旧,且以门户之见阻碍学术观点自由争鸣(陈瑞华教授就曾在《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的基本问题研究》一书中批评了这一现象)。但是,随着自己经历的逐渐增加,我的这一想法逐渐有所改变,对于人生,对于不可把握的机缘命运,我多了一些平和的而非表面的理解。两代学人人生际遇大有不同,学术氛围也有天壤之别,岂可简单以成果论成败?面对学问长者,我们必须保持谦卑。而我们师从老一辈学者除了能够得到更多的学术资源和人脉资源这一较为世俗功利的理由之外,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向老一辈学者学习什么?

《经济学家茶座》03年第1期登载了王玉霞教授的文章《穿过夜幕的经济学明星——张培刚教授90华诞见闻》,读后让我唏嘘不已。张教授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一个偏僻的农村,1934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1940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于次年赴哈佛大学师从“美国农业经济学之父”布莱尔和著名经济史学家厄谢尔攻读博士学位。张教授用一年半的时间在图书馆搜集了四五种语言的资料并用9个月的时间集中写作其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该文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并获1947年哈佛经济学最佳论文奖和权威奖项大卫威尔逊奖,1949年该文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印行。而论文完成的时候,张培刚年仅32岁,其学术生涯有了一个辉煌的开始,事业正开始垂青这位年轻的东方学人。哈佛大学的教席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是满怀报效祖国的崇高理想,他毅然回到了新中国。但是让人无比心痛的事情从他踏上祖国土地的第一刻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由于特殊年代里的政治环境,张老的学术生命被无情的扼杀了。此后是让一个以学术为生命以读书为生活方式的学者最为痛苦的30年时光:在这30年中,张老的外文资料被整箱整箱的焚毁,被迫参与基建,被迫参加政治理论课的教学,30年,10950天,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能够给这些放弃优厚待遇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赤子们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即使以一天写作500字计算,30年中他也可以写作500多万字,至少可以为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再贡献10本《农业与工业化》这样的理论著作。写到这里,王玉霞教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她写道:“那是一个荒谬的年代,贫穷落后的中国既能奢侈得让哈佛经济学名流去搞基建,也能慷慨地让山西老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如此人力资源配置,贫穷落后在所难免。”最为让人感动的是,1978年后,已经65岁的张老终于盼来了学术的春天,他可以重新做一番事业了。失去了光阴的人总是格外珍惜时间,张老每天只休息4、5个小时,凌晨2、3点才上床睡觉,自学了高等数学和数量经济学,常常在学校招待所里潜心读书写作。

其实,面对这样的学者生平,年轻一代是没有理由轻松的。相信,这些老学者们不是不知道很多年轻人在学问上对自己的不屑,在前沿问题的把握和敏感上对自己的怀疑,但是他们却完全可以十分骄傲自豪地告诉年轻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生活厄运,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学术理想,即使在那样一个荒谬的年代,他们仍然在尽其可能的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把握每一寸可能把握的光阴。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尽管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再面对和他们一样的生活境遇,但是我们却往往在新时代给我们的欲望追逐中迷失自我,放弃对于学术理想的坚守。而最可怕的一点是,我们的放弃没有任何外在的强迫,完全是内心一股疯狂的力量滋生的结果。如果把我们这一代人,重新放回到那个年代,我们将会如何?我实在难以想象。

在06年年底最冷的那些日子里,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经常聚会。一日在咖啡厅里小坐,他们打牌,我则端坐一角,捧读咖啡厅里提供的《读书》杂志。一个下午读了不下十余本。其中一篇题为《一部译稿的艰难历程》的文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文章记述了达尔文与《物种起源》一书齐名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的翻译过程。五十年代初,因为要筹备〈达尔文全集〉的出版工作,叶笃庄先生受托邀请名家翻译。《人类的由来》一书的译者就是著名的潘光旦先生,当时潘光旦先生与费孝通是邻居,二人各自承担了一部著作的翻译任务。潘先生对叶笃庄的邀请十分爽快的答应了下来,二人并无字面的协议,而只有一拍即合的言语承诺。没想到翻译进程被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外中断了,知识分子突然成了被广泛打击和震慑的对象,叶笃庄更是在次年被定性为反革命而投入狱中。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常年累月没有书读是比死还难以忍受的事情,2年后,叶突发奇想,由于当初的翻译进程被迫中断,不妨利用这些闲暇将这一工作续上。读书人毕竟有些迂腐,在当时监狱只允许读毛选的规定之下居然申请狱方允许家人将《人类的由来》原著,日文译本,马君武先生的旧译本和《英华大辞典》等大量外文书送入狱中。没有想到的是,监狱方面居然同意了这一“无理”的要求,而无意间为学术传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这让我想起电影〈钢琴师〉的一个场景,当犹太钢琴师在钢琴前弹奏乐曲时,一位同样喜欢古典音乐的德国军官浸染陶醉在了音乐之中而放弃了自己对犹太人格杀勿论的“职责”,而放钢琴师一条生路。也许,人类不管面临什么样的人道灾难,在不朽的艺术和文化面前,人格和人性总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吧。)在翻译过程中,叶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他利用写交代材料的机会偷藏钢笔和墨水,用秃了就磨尖再用,没有稿纸就写在日文书的行间,从早到晚不知白夜无论魏晋的翻译支撑着叶又度过了十年的狱中生活。但是让人愤怒的是,这部艰难的译稿在1970年扫四旧运动中又被红卫兵付之一炬。出人意料的是,用尽生命里最宝贵心血完成的作品遭此厄运,叶并没有抱怨也没有消沉,因为他已没有时间抱怨更没有资格消沉,与奥斯特洛夫斯基丢失原稿又重新写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样,叶又找来原著,硬是凭借记忆重译了一遍。这是何等的毅力!这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信念的支撑下才可能完成的行为!1980年,叶终于全部完成译稿,交给科学出版社准备出版,但就在此时,叶得知早年仅凭一句口头承诺答应翻译此书的潘光旦老先生在文革期间,在书房卧室全部被封、屡遭批斗的间歇也译完了该书,之后就含冤去世。坊间见到的《人类的由来》的两个译本其来历就是如此。达尔文泉下有知,一定会为自己的著作能够陪伴两位读书人度过精神上最为艰难的那段岁月而感到一种意料之外的欣慰吧。

但是,读完了这则译林往事,我们还敢反躬自问吗?对待学问、对待生命、对待读书,我们具有老一辈学者的情怀吗?在那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之下,苟且尚难自保,更不谈什么以学问为进身之阶了。这种两位老人以其一生翻译一部书稿的举动是一种出自文化使命感的自觉担当。在那个疯狂燃烧的岁月里,他们担当了对于文化和学问的承诺,而在当下理性燃烧的岁月里,我们又为未来担当了什么?

昨天在中央四台又看到了《真情年代》这部连续剧,正好放到李和平的妻子郝从美国回来和朋友聚会的场景。郝出身于高干家庭,其父是战功卓著的兵团级领导,她一直都想出国求学干一番事业,在和李新婚怀孕后为了把握出国的机会而私自决定去医院堕胎,之后才告诉丈夫李。李痛苦万分但终究原谅了妻子。此后两人开始了一段长达八年的分居生活,郝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而李则在国家部委工作,同时在郝父母家照顾两位老人。八年后郝从美国回来,聚会时提出要李和平和她一起到美国去发展,因为自己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不想放弃,希望李和平不要做井底之蛙。李和平盼了八年盼得就是这样一个结局,他终于在爆发中说出了这部戏中最为精彩的一段台词:“你说你在美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刚刚升为中华区高管,不想放弃,但是我也刚刚提了正局,是我们部里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而到了美国我一切就要重新开始。我从小就想让我父母过上好日子,让他们在别人面前能够抬起头来。你们一个接一个的下海挣钱,我不是不爱钱,凭我的关系和能力,我挣钱就是几分钟的事情。但是我没有选择这条路,我要的东西要比钱大得多。我从小就很有野心,我的野心就是能让中国变得富裕、强大,能让你们这些整天想着出国的人回来求着我们收留你们!你知道你的父亲为什么一辈子活得这么骄傲,这么正直?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有理想,有信仰!!”我一直很爱看时间跨度较大的连续剧,从中可以体味出很多人生的哲理,真情年代虽然编剧稍微粗糙了点,但是我很喜欢剧中人物的命运带给人们的昭示。这就是人生,一种活得有信仰、有坚守的人生!

希望我的上述文字不会引起误会,其实,我并不认为每一代人的精神气质有本质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和区隔,如果有的话,那也只是人们出于各种理由的一种想象。用钱理群教授的话说,即使是五四青年,也有躺着的和睡着的青年。但是我又深知,如果没有一种酵母的作用的话,每一代人身上固有的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就不会被激发出来。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激发这种激情显得尤为困难。曾有学生问我如何看待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大学生,我故意连续三次以同样的语气和语调反复强调:“其实在年龄上我们真的是一代人。”然后话锋一转,马上以低八度的声调说道:“但是在精神气质上我们的确又不是一代人。”李敖想做唐朝人,而我则梦想生活在八十年代。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最大影响并不在于知识的传承,而在于一种精神的继承。而这种精神,需要一种酵母,在年轻人心中发酵并和物价和物欲一起疯狂的滋长……而我,愿意做这样一个酵母。

著名学者刘东在其主编的大型译丛“人文与社会译丛”序言中的一段文字颇为让我动容:“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地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种有理想、有坚守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人生!

有读书人,火种是不会熄的。——我深信。


注:文章源自法律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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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文老师谈读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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