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钦州红泥岭遗址、上洋角遗址及雷庙岭遗址出土的黑色粗秒陶片可以看出，大约在坭兴陶的发展历程一万年前，就有原始居民在钦州附近地域生存繁衍，当时的陶片属于新石器时代遗物。在那丽独料新石器遗址、犀牛脚芭蕉墩遗址出土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片等，约为公元前2500年的历史遗物。在今钦北区大寺镇那葛村北两千米处的马敬坡遗址地表也发现了一些夹砂陶片。据鉴定，该遗址也属于新石器时期的遗存。可见，史前时期的钦州就有黑陶、红陶、夹砂陶等陶器。钦州制陶行业在随后的夏、商、周时期逐步发展起来。 考古工作者在今钦南区久隆镇上东坝村北200米处的安州古城址中采集到席纹陶片、绳纹砖、鎏金小佛像、莲花瓣瓦当等，其中大多数被考证为隋唐时期的遗存。专家认为这此器物是当地陶瓷工匠设计、烧制的，造型合理、施釉均匀，烧制的火候掌握得好。这些陶瓷产品在产品质量上与先进的中原地区相比不相上下，在造型设计上则有自身的地方特色。这些都反映了钦州唐宋时期发达的制陶业及兴旺的对外贸易。据《钦县县志》记载，”考民九年，城东七十里平心村农于山麓发现道遥大家，内藏宁道务陶碑一方，为高四尺余之巨制，旁附藏陶壶一个。此碑刻有唐开元二十年字样，迄今民三十四年，已历一千二百一十四年，可知我钦陶器历史，由来已久”。唐代宁道务陶碑不仅标志着宁氏家族的强盛，同时也反映了古代先人对陶器的尊崇。陶碑上的刻字现在看来仍然笔画清晰，虽然经过千年之久，仍依稀可见当年雕刻的刀法。另有记载，“宋天圣元年（1023年），徐的由南宝告议迁州城于近海白沙之东，即今钦城以筑城之砖，长一尺，大六寸，厚四寸，人工与火力，烧制两难”“足见我钦陶业之专长，自昔已然”。宋代钦城的大尺寸筑城陶砖，为使其整齐标准，坚固耐用，烧制工艺必须达到较高水准，“人工与火力，烧制两难”，由此也可见钦州自古以来就积累了高超的陶器烧制经验。 从唐代宁道务墓碑、宋代城砖，还有钦州城东平心村、久隆镇、安州古城遗址出士的吉陶器都能看出，钦州古代陶器的烧制技艺十分精湛，经过后期的不断发展演化，最终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坭兴陶。 据《广东省志》记载：“唐.广东出产的瓷器和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输往东南亚及中东等国，广州西村皇帝岗、佛山石湾、钦县紫砂陶均有名。”文中的钦县紫砂陶便是今日钦州坭兴陶的前身。可见当时的钦州陶器在唐代已经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为坭兴陶提供了广阔的销路，使得坭兴陶虽然出产于钦州这座小城，却能保持窑火旺盛。 据考证，缸瓦窑村修建古龙窑，与钦州城墙的修建，也就是城墙墙砖的烧制有莫大的联系。明代时，朱元璋采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及至后来为了防止倭寇侵扰沿海订立筑城御寇大计，各地不遗余力修筑起重重城墙。钦州便是顺应这个修筑城墙的大气候开始修造以墙砖砌筑的城墙。在兴建城墙的这段时期，横州人结伴到钦州，建造砖窑烧制墙砖，以烧制墙砖为生。他们选择在钦江东岸利用坡度低缓的山岗建造龙密。横州人以制陶为业，烧制红瓦陶器，在这里建立起村寨，久而久之村名就唤作缸瓦窑村。 缸瓦窑村自明代以来开始出现制陶业，清代以来逐渐形成以烧制缸瓦为主的生产方式，全村居民放弃了传统农耕作业，专注于制陶业，这个传统持续到1997年粗陶停烧才结束。民国时期，全村居民均以烧制粗陶为生，村子里建设有简陋的工场和窑口，当时名气大的陶户有卢翠益、卢业记、颜京兆、梁传记等。现今，在钦州市钦南区东场镇谭池岭还残留着唐代古窑遗址。钦江河畔水东乡缸瓦窑村的明洪武缸瓦窑遗址是历史上作为钦州附近地域唯一的陶业生产基地，对于研究各时期的钦州陶文化遗存具有重大价值。 在清代，随着坭兴陶的迅速发展，钦州旧城南部出现了一条正名为“宜兴街”，俗名为“烟斗巷”的小巷，此巷与坭兴陶有着深厚洲源。当时，巷子里聚集的主要是坭兴生产作坊以及销售商店，在这里，从事坭兴陶的作坊主要有43家，形成了生产销售坭兴陶的成熟市场。宜兴街生产的产品主要是食具、文具和花瓶等，但是当时最畅销的产品却是鸦片烟斗。坭兴陶制作的烟斗工艺精湛，有别于一般的陶瓷器制品，宛如古铜铸成，闪耀着古色古香的细腻光泽。烟斗品种繁多，通花斗、螃蟹斗、龙珠斗、四方斗、六角斗、云水斗、圆形斗、盒子斗.…….无一不是当时烟客趋之若鹜的上品烟斗，因此宜兴街又被人们唤作“烟斗巷”。如今，虽然当年的街市繁华已不复存在，但在世代相传中，钦州人仍然忘不了当时“坭兴养了一条街”的美谈。 自清朝光绪年间设立钦州道署后，来往钦州的官员、商人逐渐增多。这些官员、商人把坭兴陶带到外地，或珍藏，或送亲友，为坭兴陶提升成为“官窑”（官府经营的窑口）提供了机遇。据《钦县县志》记载：“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李象辰来钦做官，曾由官家开设坭兴习研艺所，在其产品的底部有‘钦州官窑’小方印。”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就收藏有一款官窑坭兴陶器，另外在民问收藏中也可以见到不少官窑出产的坭兴陶器。不过这些底部刻有“钦州官窑”篆书阳文小方印字样的坭兴陶采用器型定制和代烧的方式水烧制，并没有自己专用的窑口，在实质上与其他陶瓷“官窑”不同。 钦州坭兴陶与当地粗陶的关系十分密切。清末民国时期，坭兴陶就是依附于粗陶窑口。清末，钦州开始出现日用陶器作坊。《钦县县志》记载：“宜兴以外，又有各种陶器，湖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后，有资本家集资开设黄屋屯墟旁，购安铺泥制碗，以颜某经理其事，编者陈某在前调查实业时经过，已如斯厂考察一次，惜斯厂只办得两年停业。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查有久隆附近丹竹江缸瓦厂，那香墟旁碗厂，照旧开设，惟缸瓦窑历史多年者，尤以水东乡缸瓦窑为最，自咸同来，开设宜兴，多附斯窑代烧。”文中提到的“水东乡缸瓦窑”就是现在所说的红瓦窑村。从清代开始，红瓦窑村就以制陶为主业，长期生产日用缸瓦器，并长期“代烧”坭兴陶。缸瓦窑烧制工艺为坭兴陶后来产生的“窑变”现象奠定了基础。 进入民国以后，坭兴陶在原有基础上大放光彩。陶品畅销香港、澳门、广州和上海等地，其后又通过越南远销东南亚。1915年，钦州制陶世家“黎家园”制出的一对坭兴陶瓶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大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参展，获得金奖，这是中国陶器最早获得的国际大奖。1930年，在比利时独立100周年纪念会所举办的世界陶瓷展览会上，“黎家园”创作的坭兴陶作品再获殊荣，获得了金奖。这在《钦县县志》和《钦州市志》中均有记载。 但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坭兴陶各处销路几乎全部中断，坭兴陶产业遭受摧残。坭兴陶艺人远走他乡，流离失所，除在海外的坭兴陶艺人继续从事陶业外（如抗战期间潘镜光举家逃难到越南芒街制陶），坭兴陶烧制工艺被迫中断，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抗战胜利后，重返钦州的坭兴陶艺人虽然继续从事陶业，但因战争的创伤而难以复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停滞的坭兴陶烧制工艺获得复兴的机遇，钦州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坭兴陶烧制生产工作的恢复。政府工作人员亲自走访坭兴陶老陶艺人，鼓勋和动员老陶艺人重新开始地火陶烧州生产。1956年4月，旧竹巷的老陶艺人李四达第一个启动坭兴陶的烧制试点。同年十月，广东钦州坭兴工艺厂正式成立，坭兴陶的烧制生产正式开工。厂窑的建设改变了坭兴陶代烧局面，终于拥有了专用的窑口。在钦州大桥畔，政府再次投资建设地方国营钦县陶艺厂，该厂烧制的坭兴陶产品远销东南亚及东欧地区，坭兴陶再次走出国门。20世纪60年代中叶，钦州坭兴陶行业在党和政府的直接关怀与领导下完成复兴。1965年在广东湛江专区举行的第三届工业产品质量评比大会上，坭兴陶作品《如意盆景盆》《茶花蒲草盆》《白花蒲草盆》等获得一等奖。1962年夏天，田汉走访钦州，观赏到精美的坭兴陶器后欣然赋诗：”钦州桥畔紫烟腾，巧匠陶瓶写墨麽；无尽瓷坭无尽艺，成功何止似宜兴！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坭兴陶烧制工艺得到进一步改进，开始采用倒焰窑、电烧隧道窑进行烧制，并先后配置球磨机、压滤机、真空练泥机等设备来辅助生产。泥料粉碎、坯泥除水、坯料捏练、坯体成型、陶器烧制、陶器磨光等工序，基本实现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年产成型坏体达260万件，年烧制陶器达600万件。这期间坭头陶烧制工艺在工厂车间生产流程、生产模式方面得到全面革新，为现代坭兴陶烧制生产工艺改革创新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坭兴陶烧制工艺不断获得创新和改进，引入具有现代电窑、煤气窑进行烧制生产，产品艺术含量大幅度提高，工艺流程更趋科学、专业。这一时期，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介人坭兴陶创作设计。伴随着坭兴陶器物品种的逐渐增多，坭兴陶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大幅提高。钦州坭兴工艺厂聘请知名陶瓷家、教授、学者到厂指导，参加创作，并通过“坭兴工艺研究室”培养了如邓敦伟、李人饼、颜昌金、何日扬、林朱勋等一大批器形、图样设计大师。坭兴陶的器形、图样设计更加精细，并具有更大的艺术价值。坭兴陶产品除保留了原有的传统品种外，还推出了茶具、食具、文具、咖啡具、花瓶、花盆、熏具、仿古八大类四百多个新花色品种，大大开拓了坭兴陶产品的创作空间。这些精美的坭兴陶制品畅销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更销往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瑞士、芬兰、挪威、丹麦、意大利、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多个国家。
20世纪80年代，坭兴陶制品的外销量均占年产量的80%以以上，为国家创收了大量外汇。为美国华人欢度圣诞节而设计的吉祥“神鸟”，定制数量高达50万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坭兴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各种展览、展销，有40多件获得各类大奖。坭兴陶作品还被作为收藏珍品，收藏在俄、意、法、德、日、韩、新加坡等国家的博物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