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了13年终成副科！基层公务员自述升职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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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基层公务员升职难，很多在基层工作的同志，辛辛苦苦革命了大半辈子，临退休了还是个科员。

在基层，我足足花了13年的时间才熬到了副科级的实职岗位，而那位2006年毅然决然离开街道，遴选至中央部委工作的好友，现在已是副处级调研员了。

当我的提任公示出现在街道宣传栏的时候，我没敢多看就匆匆走了过去。等得太久了，我内心已经很平静了——工作13年了，我提上了副科长了。

都说基层公务员升职难，很多在基层工作的同志，辛辛苦苦革命了大半辈子，临退休了还是个科员。我在街镇组织人事科工作，对此更有体会。

无形的晋升天花板 

上海的街镇是正处级单位，这也就为沪上大多数街镇公务员设置了晋升的玻璃天花板——正处级。

正处级职务，在街镇是金字塔的顶端。我所在的街道有公务员62人，事业编制人员58人，还有数十名其他编制人员。其中，只有街道党工委书记和街道办事处主任两人是正处级。

那么副处级呢？我们街道副处级干部有12人。我曾想过，好歹自己也是六十二分之一，在退休前大概也有20%的概率能升到副处级。不过“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发现，这12名副处大佬来源分别为：市级机关2人，区级机关7人，其他街镇平调2人，而在我们这个街道一路走上来的，1人。

再默默翻看了街道后备干部名单，我发现，有的“老”科长从30多岁起已是处级后备干部，从满头黑发“后备”到两鬓斑白，如今已到退休仍晋升无望。由此可见，在街道，从科员到副科、正科再到副处、正处的五个职务层级中，后两个是大部分普通基层公务员无法触及的，大部分街道公务员终其一生也只能升到科长一职。一位“老副科”告诉我，基层公务员的职业“天花板”在当初选择进入街镇工作时，就已经注定了。

因此，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就只能在处级以下蹉跎了。

除了出去，还有什么办法？ 

那么，基层科级干部就容易当上吗？未必。

2002年通过公务员考试，我以全日制硕士生身份进入街道工作，按照规定，试用期满可直接定级为副主任科员。然而，在街道职数受限的情况下，组织上最终还是按科员给我定了级。

身在组织人事科，我非常能够理解领导的难处，街道里不少同事已有30多年的工龄还只是个副主任科员，假如我工作半年就和老同志同级，就会让领导很难做人。于是这么一等，正如文首所言，我就足足花了13年的时间才熬到了副科级的实职岗位，而我那位2006年毅然决然离开街道，遴选至中央部委工作的好友，现在已是副处级调研员了。

基层的晋升难，容易引发职业倦怠现象，而为了对冲倦怠，基层组织也创造了不少“变通”的办法。

比如“虚职混实职，拉长晋升过程法”。原本在科员与科长之间，只隔着副科长一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会有意把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也作为了晋升的必由之路。这样就通过人为的方式，拉长了晋升的过程，进而缩短晋升的间隔。

举例来说，假如我从科员晋升为科长需要24年，如果按中间只隔副科长一级来算，我需要等12年才能晋升一次，这样很容易导致职业倦怠。而如果中间有副主任科员、副科长、主任科员三个职务层级，那么我大概就可以6年就晋升一次。虽然干的活儿千年不变，但是每过几年就能“进步”一次的“享受”，对我的激励作用自然大大的。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变通，也常常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的一位同事就遇到过尴尬事。原本，街道书记赏识她并打算提她作某科的科长，但考虑到种种原因，只能先“内部任命”其为实职科长，实际走的却是主任科员的晋升流程。半年后，这位书记调到其他街道工作，新来的书记不认可前任的“内部任命”，于是，在实际履行了半年的科长职务后，同事又恢复了主任科员的身份。面对压力和窘境，这位心高气傲的同事辞职去了国有企业。

还有的变通办法，就是内设新的机构，享受同等待遇法。为了解决领导岗位职数不够的问题，我所在的街道曾经设立了几个临时的协调议事机构，并借此任命了若干享科长待遇的正科级实职干部，缓解了基层职数限制的问题。

但这样的方法同样没有保障，在落实去年市委一号课题与简政放权的改革过程中，街道机构大幅精简，目前仅保留了8个科室，自行设立的若干“科长”职务都一并受到了清理。

作为基层组织干部，我深深地明白，基层公务员职务晋升的难题，已经成为公务员自身和组织人事部门最大的烦心事。有离职的同事感叹，“职务晋升的保障机制是如此脆弱，我们这些人该怎么办？”

我还记得，去年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刊载《谁能给基层公务员一个“够得着的晋升通道”》一文，文中通过对国内多位基层公务员的描写，刻画了年轻的基层公务员晋升无望的绝望与躁动。文中出现了这样的语句：“逃离基层已成公开秘密”，“我们根本升不上去，除了出去，还有什么办法？”同为基层公务员，我能够深深地体会其中的无奈与彷徨——他们是这样的，我何尝又不是呢？

作者：申正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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