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阻碍了社会流动，中国的阶层真的固化了？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讨论不绝于耳。在中国，人们通过哪种方式实现向上流动？中国社会阶层真的已经固化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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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之中，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成为人们向上流动的基本途径和保障
在传统中国，唯一保证人们可以向上层社会流动的途径便是众所周知的科举制度，即人才的选拔更直接地依赖于科举考试的结果。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也算是一种较为公平的制度。在晚清废除科举制之后，现代学校教育取代了科举制度。虽然强调考试结果公平的科举制转而为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所取代，但在一定程度上，入学考试的门槛设置依旧承继了“结果公平”的科举遗风。
可以说，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之中，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成为了社会中人们可以向上流动的基本途径和保障。因此，一个人即便出身寒门，亦可以通过在学校时期的刻苦努力，掌握专门学问和技能，进而获得社会所赋予的良好工作机会和发展前景，并可以依靠在工作中的勤奋努力以及升迁机会而渐渐跃升至社会的高位，最基本的也可以迈入社会中等收入群体，提升生活水平，这是通过读书和文凭而获得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一般路径。
20世纪，这种社会流动的机制虽一度停滞，但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又得以全面恢复和持续发展。通过高考制度，读书考试和社会地位的获得之间再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由此，向上流动更多地与一个人的才智、学养结合了起来，从而给大多数人带来了自我提升的希望和机会。基于这样一种社会流动的倾向性，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在学校读书的时间尽可能地拉长，因为他们认为，读好书、获得更高一级的文凭，是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最为便捷的途径。读书时间的长短和社会的进阶之间似乎从来都是成正比的，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一般性的个人成长趋势，也为整个社会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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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流动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中，单位制的存在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也是中国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与之前的任何历史时期都有所不同。
由于单位不同，人们在收入上也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改革开放之前，在高墙深院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并没太多根本性的差别，特别是在收入和生活水平这方面。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才真正在收入水平的差距和社会的不平等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甚至可以说，这种联系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譬如两个人毕业于同一所学校，学习的也是同一个专业，但由于工作分配在不同城市里的不同单位，两个人在收入水平上就会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差异。
比如大学专业同样是经济学，在银行系统工作是一个收入水平，而在厂矿企业工作则是另外一个水平。这种收入水平上的差距，会进一步影响到个人的社会声望、家庭消费水平以及子女的教育。
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期待一种机会平等的市场机制之时，单位制的存在却将这种机会平等的市场机制锁定在了某个单位的高墙深院之中。由此，一个人的福利、声望与社会身份都极为密切地跟某个单位以及自己在这个单位中的身份、地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在单位之中，便意味着拥有一切，而离开了单位，就意味着某种失去。
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因单位制的长期运行所造成的结果，其深深影响着部门利益的获得和分配体制。说到底，这是一种制度性的悖论，即我们基于市场性要求进行改革，期待着一种自由竞争的财富分配，而单位制则是借用国家结构设置中由上到下、纵横交错的单位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打破单位制的种种努力都在持续进行之中，但这样的现状依然持续存在。
与此同时，就纵向而言，社会流动与地区性差异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关联，这又在原有单位制分配不公的基础上，叠加了一种区域性的收入差别。
一个人在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之后选择在大城市生活，就意味着有获得高收入的种种可能；而一个人如果毕业之后选择回到家乡或到小城市的单位工作，那么他就会与那些选择去大城市的人形成明显的收入差距和生活差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以及工作经验的积累，这种差距就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由此限制了一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
一般而言，在小城市生活，向上流动的机会往往不会太多，加之一些职位与行政区域等级分配之间尚难以脱离关系，这样一来，一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就更为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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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可变革性，使人们可以放弃既有的工作单位
而选择实现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
在中国，基于单位制而产生的分配不公、社会向上流动的匮乏，被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所破解，那就是中国社会构成的非定型性，或者说社会构成的不确定性和可变革性。
社会构成的不确定性是指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担当并非一成不变，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人们的职业和社会身份并不以传统或者某一次的自我选择而被定型化。更通俗一点说，职业身份的不确定性造成了职业收入和声望的可变动性。社会也会基于一种学历教育，使得人们有可能通过持续不断的继续教育而对自己的职业进行二次或者三次规划和选择，在这种规划和选择之中，则隐含着一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实际上，这种职业身份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一种职业收入和社会流动的可变革性，它的动力基础来源于身份地位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占有。与此同时，社会的可变革性，使人们可以放弃既有的工作单位而选择实现一种向上的社会流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流动建立在人们的一种选择能力之上。
对广大青年群体而言，他们受到各种新技术的吸引而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借此而实现一种超越个体目前处境的向上流动。这种对于成就无限渴望的动机，激励着人们去选择一种更为适合自己的职业和身份，进而实现一种超越和提升。
目前看来，这样的一种梦想机制在诸多80后以及90后的年轻人群体中依旧活跃，他们甚至比父辈更渴望事业的不断发展。他们不仅期待这种机会的获得和社会供给，同时更希望有机会展示一技之长，在工作中发挥自身的创造能力，为他们自己和家庭在社会之中赢得一席之地。
就目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趋势而言，中国社会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层固化的可能。在中国，通过教育而获得自我提升的社会流动空间是一直敞开的，并且这也是一条社会中大部分人都能有所把握并予以高度认同的社会流动之路，它是基于人的自由选择而实现的一种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又与每个人的意愿和抱负心密切相关。
可以说，这种流动一方面是由社会来选择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个人自身来把握的，即通过对收入以及声望高的职业的自主性选择来实现一种向上的流动。社会同时也给予这种选择以充足的发展空间，并且这个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宽广。
来源 | 人民论坛杂志7月中及人民论坛网（rmltw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