矯情、任性與貴族精神

文：李大興

一

北京人說起小孩子，常說這孩子忒任性、矯情，都不是什麼好評語。我小時候被認為是乖孩子，其實我很想任性一下，但是沒膽量也沒本事，只好老實獃著。至於矯情，倒一直和我無緣，我是一向不跟人找彆扭更不會為難自己的。長大一點，語文程度提高了一點，就覺得任性和矯情實際上是完全相反的兩個意思，不知怎的就相提並論了。

我不常飲，但喝一點酒後，往往思路更加活躍清楚。當年在炎熱的夏天高考時，便是有賴每天中午一瓶冰涼的啤酒，才下午三場都沒犯暈，只是引來監考老師驚詫的目光。二十多年以前，在朋友家的一次家庭派對上，喝了二兩白乾後，心中暖意微升，開始述而不作地跑舌頭。

既然喝酒，就從阮籍說起。阮籍的嗜酒任性，亦真亦假；天真與世故渾然一體，讓人能直感到魏晉風度在放涎一面的深層里別有懷抱。當時我剛過而立之年，在世事人生的大變動里體會到“有悲則有情，無悲亦無思”。至於“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之嘆，從來適用於許多年代。

說到阮籍，就不能不說嵇康。後人議論他們，多揚嵇抑阮，大抵中國人品評人物，總要分出高下，並且歸結到人品上。嵇康自然人品很好，少年時讀陳翔鶴的《廣陵散》，那從容就死的風範也很感人。不過，他本是曹家女婿，大約怎麼都是在劫難逃的。而阮籍並非捲入得很深的人，也就得以避禍。

也沒有什麼原因，僅僅從傳世的記載，我更喜歡阮籍的性格。他的任性，看起來自然，說到底是很難得的修為。他做事極不靠譜，想起哪出算哪出；遇事得躲且躲，先醉了再說，實在躲不過去，就寫了為世所詬病的勸進文章；但也未因此捶胸頓足地懺悔得腸子發青，而是接着找酒喝去也。當然，由此而認為阮籍是率性天真的人可能才是具有傻子的天真。我不大相信我們這個歷盡憂患的民族能夠容忍天真，事實上，生於亂世又要率性生活的人，恐怕既需世情練達的清醒，更要不為所動的定力。而且從阮籍的角度看，司馬代曹又與他有多少干係呢？

如果非要拿阮籍和嵇康比，那麼嵇康雖然崇尚老莊，然而其方正的個性與氣節的堅守，倒更近乎真正的名教中人，而不是出世之人。這一點魯迅好像也說過，而據不少大大小小的魯學家說，魯迅便是一位更進步、更偉大的現代嵇康。嵇康的不洗澡和謝安的折屐，固然也顯出非凡的定力，但總讓我覺得有些矯情。

矯情在我看來才是我國源遠流長的傳統，比如坐懷不亂、又比如三省吾身。前者予人想象空間：柳下惠是不是陽萎，或者是同性戀？後者令人懷疑曾子本人能否做到，就算他做到了，這種反省方法又能否傳授，能否不流於虛偽或者自虐？

隨着孔夫子之後八十多代知識分子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學習學習再學習，我國充分普及了有關君子仁人、烈士貞婦的道德觀念與是非標準。它們是如此崇高，以至人們無論出於真心還是裝蒜，除了矯情幾乎沒有別的途徑達到。在此不必多談裝蒜的人，時人對厚黑學，潛規則一類的關注已經夠多，大不必再開一門矯情學。

問題在於，那些真誠的人們，為了當高尚的人，不自私自利的人，玩兒命拔着脖子提升自己。中國知識分子越活越累，道德的內在壓力和對統治者的恐懼混合在一起，使他們的內心恆常處於一種緊張狀態。於是阮籍這類人物漸成絕響，到了清朝，數得出的一個是李漁，卻多了些狎玩；再往後的所謂放誕，就轉來轉去不脫醇酒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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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赴後繼、輩出不窮的是講究文章事功的大儒們，其中近世在修身方面最繼承曾子的，似乎當屬他的傑出的本家曾文正公。我讀《曾文正公家書》，沒有一次能夠讀完。文正公是有原則和極強意志力的人，也是極其矯情的人。律己寬人，是他的美德之一，但這種美德，恰如許多先聖的教誨一樣，本身就是矯情的。任性自然的人，恐怕對自己會很寬容，對別人則大半無所謂。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曾國藩影響了幾代人，然而，榜樣之所以為榜樣，正在於與眾不同，所以也就不能代表什麼。從孔夫子開始，我們的思維和判斷能力一直深受榜樣的操縱，矯情的傳統越來越厚重，任性的餘地也就越來越小了。

那晚說到這兒，就到了酒足飯飽，主客半醺時分。海外華人的家庭派對，或以打拖拉機，或以卡拉OK來殺飯後時光。我的舌頭也就沒有再跑下去，說過的話也就和歲月一起被遺忘。直到去年，已經搬到外州的主人看見我的文字，來電話聊起。聽的人比說的人記得更清楚，這也是常有的事。

回首這二十多年，忙碌的日子之餘，大多是在殺時間。看朋友和自己漸漸變老、看下一代匆匆長大。打牌也罷，寫文章也罷好，不過是消遣有生之涯。在尋找一個榜樣需要上溯一千來年的時代，以我們的修為，精神上想活得任性與自由一些也許只是個念想。

二

隨着經濟高速成長與富裕階層的形成，近兩年“任性”忽然成為一個流行語。基本邏輯是有錢就能任性，任性才能幸福；所以“任性”象徵財富與對幸福的追求，進而言之，是一重人生境界或者是一種貴族精神的體現。

不過當下成功人士都是從無到有、辛勞奔波，在變動的社會環境里、在急劇商業化的時代白手起家。他們熟悉策劃與計算、謀略與人際關係是正常的，於“任性”則是陌生的，往往不脫任性就是可以由着性子這種字面上的理解。

事實上，很多人對於詞語的理解是頗為可疑的。他們並不去多想定義與邊界，比如自由被理解成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比如分不清任性與胡為的區別。至於把“任性”上升到貴族精神的一部分，則令人不免疑問：誰是貴族，什麼是貴族精神，如今存在嗎？

我小時候，“貴族”可不是一個好詞，通常是和“反動”、“腐朽”、“沒落”連在一起，出身貧下中農才最光榮，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革貴族的命。不過人們嘴上說的和心裡想的，往往並不一致，越是高壓的時代越如此。對上流社會的嚮往與好奇，無論何時何地都頑強地存在着。

這上流社會不管是清朝的、民國的、還是紅色的，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神秘而遙遠，似乎高不可攀，可能引發各式各樣的感觸與傾向。“貴族”究竟是些什麼樣的人，其實並不被人所知，也似乎沒那麼重要。

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北京東城區的一條胡同里，星星點點地住着前清皇族、民國高官、大學教授、銀行巨子、梨園名伶、起義將領，雖然在這個時代他們已被邊緣化甚至妖魔化，大多很低調，夾起尾巴做人，但他們的穿着打扮、氣質風度還是有些與眾不同。

在平常的日子裡，他們令人艷羨，或許也有些嫉妒，然而文革開始不久，抄家之風一起，嫉妒與恨膨脹交錯，於是書籍字畫付之一炬、黑膠唱片碎落滿地，被剃陰陽頭、剪瘦腿褲的情景時有發生，刻在我童年記憶。

貴族與貴族精神重新被提起，是九十年代以降的事，文革結束後，貴族雖然污名不再，但隨之而來的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加速度，流行的關鍵詞是現代化、西方新思潮和當下，對於聽上去有幾分復古氣味的貴族不甚感冒。進入九十年代，風氣驟變，不復西化，轉而趨向紹述前輩學人、追溯本國歷史，貴族與貴族精神，由此頗獲肯定，在本世紀更進一步成為一種當代時尚與追求。

不過我們看歷史很容易流於以古喻今，即使不那麼急切，也往往強調以史為鑒，終竟不脫通過歷史詮釋此時此刻的思路，忽視了歷史學的本質在於尋找與復現歷史情景。

另外，缺什麼想什麼是人性使然，如今找不到的，很多時候我們就自然而然地求諸古人，以今天的想象與期待描述，究竟本來面目如何反而成為次要的。“貴族”一語自是很古，不似今天許多常用詞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由日語轉口，但其當代涵義更多源自西方，又以英國貴族為標本。大抵英國貴族自成一體，與王權既互為犄角又充滿張力，在中國歷史上與之最相似的，大約是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大夫。

英國從中世紀到近代的政治史，就是一部從王權與貴族共治逐步走向議會制與地方自治的演變歷程。而中國早在秦漢就以大一統皇朝和郡縣製取代封建制，擁有自己領地的世襲大夫不再作為制度存在。雖然門閥士族在東漢興起，直到唐末五代才身影湮沒，但更多聽命於皇權或武力，在歷史上的影響遜色許多。

如果說貴族是一個中性詞，那麼貴族精神卻是褒義的。它有兩重意思，一是本意指貴族的精神，二是說高貴的精神，並不一定專屬於貴族。我們今天所用的，大多是第二重意思。

器物文明一般是百姓製作的，文字文化則多出自受良好教育者。由此觀之，中西共通之處是，貴族是文化發展傳承的主要人群。並不是很多人意識到，諸子百家的主張其實是貴族的學說。姑不論其中多少欲獻明主的統治術，基本概念里的君子與民是不同的，類似柏拉圖筆下的哲人，是統領民眾的貴族。說孟子或墨家是“平民思想”，在我看來是可疑的，他們至多可以說是認識到民眾的重要性而已。

說中國的貴族，人們最容易想到門閥士族和與之相關的魏晉風度，也易於由此發生一種好感與肯定。簡單的臧否是我們傳統的一部分，實乃史學大忌。所謂五胡亂華的異族統治之所以發生，與門閥政治的速朽有莫大關聯。

曹操雖然出身寒門，本姓夏侯，但曹氏也好、司馬氏也好，都是由東漢末年高門轉升皇位的。西晉雖然武力滅蜀降吳，但攤上一個白痴晉惠帝，問遭遇饑荒的民眾“何不食肉糜？”所以僅僅安穩了十幾年就“八王之亂”不作不死地自爆了。

南渡的士族與江南的豪門聯合安定了南方的半壁江山，東晉是唯一的稱得上門閥政治的朝代，當它被起自卑微，靠武力與寒士的劉宋取而代之後，貴族繼續存在，但更多是社會身份上；他們留在歷史上的痕迹，更多是文化方面的。

貴族在發跡地是有着自己領地的政治、經濟、軍事實體，在隋唐經歷了一個漸漸衰落的過程。從黃巢起事到五代十國，在頻仍戰亂中，門閥士族徹底消亡。

宋朝以後的中國是一個平民社會，不再有世襲貴族。通過科舉制批量生產的文官集團輔佐並依附於皇權，科舉制和與之相關的教育促進了理學思想統治的確立，文官治軍防止了武力割據的再現；雖然異族的入侵和改朝換代兩度發生，但是直到清朝末年為止，這一結構基本的格局沒有變化。

三

在“後貴族時代”的過去一千年里，書香門第、鄉紳階級是社會的主要支撐者、文化的主要傳承者與普及者。他們不是血緣繼承，有更多流動性，在一定程度上階級的森嚴壁壘不復存在。

在公元11世紀，這樣的轉變聽上去非常合理，而且提供長期穩定的可能性。相當多的宋史學家都會讚美當時的繁榮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是中國史的巔峰年代。我剛到日本留學時遇到的東洋史教授，是一位宋史專家，他的謬論之一，就是中國在北宋時就已經轉型為庶民社會，為什麼在現在反而強調階級鬥爭呢？

我倒覺得，雖然沒有了世襲貴族，以宋朝為拐點，君臣尊卑在現實中、在理論上開始了一個逐漸強化的過程。與之相伴隨的是文化的世俗化、倫理化與一統化，貴族時代的浪漫情懷、個性化日漸式微，所以再也出不了嵇康、阮籍這樣的人物了。

在沒有貴族的地方談論貴族精神，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另一方面，詞語在謬誤中定型是時有發生的、使用與理解上的歧異也可能折射出當時的現實與氛圍。貴族原本是基於血統的等級身分，與價值判斷無關，貴族精神卻令人聯想高貴、正直、風骨、氣節等種種稀缺的品質。

這些品質其實與是否貴族毫無關係，貴族只是由於天生環境的優越，可以有更好的教養與氣質，在歷史上有更多文化方面的機會。更值得指出的是，他們可以出於自然、毫不做秀地活得相對個性化、任性一些，留下“雪夜訪戴”一類的佳話。

令人嚮往的歷史人物，大約不是那種道德楷模，而是性格鮮明、特立獨行之士。然而魏晉之後，對個體的重視從未成為主流、對個性的張揚多被視為異端。個人主義實在是純粹的舶來貨，陌生到許多把它掛在嘴邊的人都搞不清楚。個體觀念在中國的闕如，不是近百年，而是上千年。

我對所謂觀念更新，是很悲觀的。自居精英的知識分子往往以此為己任，然而這種思路，和主張道德重建的衛道士如出一轍，都是以為把自己的一套東西灌輸給民眾就大功告成了。

我想，我們需要謙遜一些，對我們的歷史多了解一些，對我們這幾代人的文化根基和修為認識得清醒一些。如果你真的想活得相對個人化，那麼你也許該想想，什麼是內心的任性與自由？怎樣才能不僅是活在別人眼裡，為扮演某種社會角色而生活？

讀阮籍的詩，便知他內心其實清醒而憂傷

人情有感慨，

蕩漾焉能排？

揮涕懷哀傷，

辛酸誰語哉

作者：李大興

来源：經濟觀察網，點擊左下角可以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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