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坑专业一时爽，秋招火葬场
他觉得自己一直困在象牙塔里，与时代和社会脱节了。
与社会脱节
宋志清说，毕业季的所有悲欢，都与自己无关。
去年6月底，室友吃散伙饭，大家高声讨论着各自前程，笑声回荡，满面红光，只有他喝着闷酒，不知道如何插嘴。
当时，室友们忙于三方协议、报到证、档案去向等烦琐事务，宋志清却格外“清闲”，他已经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寄回家，他没有报到证，学校只好把他的档案寄回生源地，“大有遣返之意”。
6月28日那天早上，父亲打来电话，问他有什么打算。他愣了五秒钟，有些无言以对。末了，他听见电话那头母亲叨了一句：“当初送他读个研究生，有什么用？还不是找不到工作⋯⋯”
父亲嘘了一下，赶紧挂了电话。
学校逐渐空旷起来，他用看书来掩盖自己的慌乱，手边是一本《柳如是别传》，读得心里一阵凄凉。他不知道该不该回家，或去哪里躲一段时间。
毕业即失业，是不少同学面临的命运，对宋志清来说，个中滋味，莫可名状，“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读了二十多年的书，连一份谋生之道都捉摸不出来”。
宋志清，广西人，1996年出生，北京某高校的硕士研究生。宋志清本科读历史，因热爱文学，找了一个折中的专业读研—古典文献学。
“这是个很尴尬的专业，没有什么公司和社会机构需要职员擅长考镜源流，唯一的出路，是进高校或者研究机构，但更尴尬的是，一个硕士研究生，连门槛都够不着。”
最对口的岗位，是图书馆。他翻了很多高校和公立图书馆的招聘启事，符合学历和专业要求的，许多都是服务岗，但备注显示要女性。而一些高校图书馆只要博士生。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在去年5月份，他应聘北京某高校图书馆的古籍研究部门，工作是负责文献整理，要求硕士以上学历，进入最终环节后，他一看公告，原来就他一人是硕士。
不出所料，他被淘汰了。
事实上，同学们很少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大多人选择考公务员，只有文秘勉强算得上对口，但竞争力要弱于秘书学或者文学专业。
宋志清平时也写写诗词，对自己文学素养还有些自信，他在北京和广州的两家媒体实习过。去年5月到6月，他一直在等广州某媒体的体检通知，等了近一个月，等来的是另一个实习生入职的消息。
领导后来坦白告诉他，“你的思想深度和文字功底比其他人都好，但现在是新媒体的轻阅读时代。我们这里可能还是不太适合你。”
他笑着对南风窗记者自嘲道，新闻，每天在追热点，要快，不要细，但他接受的是另一种训练，考据、训诂，一种极致的慢。
那是他求职一年里的第12次希望落空，他喝了酒，但怎么也喝不醉。
他意识到，他的问题不仅在于专业没有市场，更多是一种从中学时代延续下来的思维惰性，他大学生涯被学习、考试、故纸堆所占据，忽视了社会实践，他觉得自己一直困在象牙塔里，与时代和社会脱节了。
专业过剩
法考独木桥
“劝人学法，千刀万剐。”张易山刚进入大学校门时，师兄师姐们就跟他说了这句话。
法学之所以常年红牌，在张易山的口中，它有一套更形象的演绎：“在一线城市，3000元请不起助理、请不起司机、请不起保洁，但可以雇一个本科毕业的法学生，还是带证的。”
不管是在检察院、法院，还是在律所，何时能熬出头，这个也看个人造化。张易山认识一位师姐，已经在某个省会城市的基层法院当了7年的法官助理，工资不到5000元，“没有员额空缺，助理就得当一辈子”。
只不过，眼下的张易山，还没有资格谈这些，他正在为法考而废寝忘食，埋首于成山的资料堆里，每天疯狂掉发。每隔几天，他就得清理一次地漏，“桌上，地板上，到处都是头发，你说我这里是理发店，可能也有人信”。
张易山是2020年毕业的，他的学校，不是五院四系（法律教育界9所顶尖的学院），只是西南一个普通的211大学，专业也不算强。
他原本在考研，复试被刷了，原本准备二战。但是，家里的生意因疫情付诸东流，父亲还欠了一笔巨款。他也不忍心再向家里讨生活费，读研深造的念头瞬间掐灭，他一边做零工，一边准备法考。
法学生的就业率很低，更别说他这样的普通学校毕业生。张易山发现，同班被评上优秀学生的同学，一年后也落得跟他同样的命运，还是失业中。
对于法学本科生来说，问题是很纯粹的，考不了证，考不了研究生，几乎等于失业，“除非你彻底转行”。
在这背后，法学专业经历了一种典型的极速扩张。
2001年，全国开设法律专业的高校，是292所，仅仅四年后，数字翻了一倍。如今，全国有600多所高校开设法学专业，毕业生规模超过8万人。
早在十多年前，法学专业的过剩与饱和，就引起过讨论。2007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还特意缩减了招生规模，其名额拦腰斩半。
但扩张并没有停止，这些年来，家长、学生和公众对法学的热情持续不减，造就了一种“人才”过于饱和的现象。
广西某高校的一位法学专业讲师告诉南风窗记者，法学专业开办要求很低，师资力量也很弱，大家一哄而上地办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并没有什么竞争力。另一边，人力资源市场对法学人才的需求，始终就那么一点，尽管学生很多，但真正的人才依然紧缺。
如此一来，难免出现专业结构性失业的现象。法学常年红牌，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更糟的是，法学生的选择范围在2018年瞬间紧缩，让形势更加严峻起来。这一年，国家司法考试变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原本只涵盖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现在，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法律顾问、法律类仲裁员也需要通过法考。
也就是说，如果你被挡在法考之外，基本就与法律无缘了。
张易山今年的法考依然没过，他只好进了广州一家律所实习。这份工作很忙，经常加班到12点，但他依然在见缝插针地学习，准备着今年年底的考研。
继续读博
早在2004年，教育部就明确表示，对于连续3年就业率达不到30%的专业，要减少招生或者停止招生。而从高校反馈的就业数据来看，几乎所有专业的就业率，始终稳居95%以上。
高校就业率的虚假，早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它很容易掩盖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高校专业结构的设置，跟社会需求可能是脱节的，自然而然，其调整也是滞后的。
对于学生来说，避免这种专业结构性失业的唯一办法，就是升学。
对于宋志清而言，他的心路历程就非常清晰：找不到工作？——那就读研吧。还是找不到？——那就只好读博了。
终归到底，这是在逃避现实，当中有怯懦，也有无奈。
他们希望借助读研这一过渡形式，来缓解就业的压力。另一方面，就业竞争如此激烈，自感于落入下风的学生，只好寻求深造，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不久前，武汉东湖高新区公布一份应聘者名单，有5 名博士、14名硕士赫然在列，而他们要竞争的，是 4 个社区干事岗位。一时之间，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议论。
仔细一看会发现，博士们的专业，有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环境科学、行星地质与比较行星学等，妥妥的天坑专业。按道理来说，攻读博士，大多是为进入科研领域，没想到如此“大材小用”。
一位历史学在读博士告诉南风窗记者：“本硕期间，大家都找不到工作，只好继续读博，目的是很功利化的，并不是有多热爱学术科研。至于工作是什么，并不重要。”
如今，宋志清对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感到有些幻灭。他查了一些数据发现，研究生的就业率，并不比本科要高，甚至还要低一些。比如，2019年广东教育厅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当年，研究生就业率为91.26%，本科生是93.44%。
好在，宋志清不是一个“决定论者”，此后一年，他当过培训老师，经历过失业，又去了一家新媒体公司当编辑，做他曾经讨厌的事情—写蹩脚段子。
他说，“我得学会接受自己，走出象牙塔，看见现实。”
（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