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社数学教材插图，为什么会成这样？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傅洛拉】

这两天，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数学教材的配图，被网友纷纷吐槽丑陋、眼神奇怪，甚至可以说像是唐氏综合症患儿，以及存在使用兔女郎装扮、美国国旗元素等问题，相关内容连续冲上热搜。

最初有人认为，这只是艺术风格问题，比如很可能受到世界级画家费尔南多·博特罗的影响。

我特地去学习了下，确实，博特罗的一些画作里，人物看上去也有些呆傻，但不是各个人物的眼睛都分得这么开。

前两张瞳距都很大，但“蒙娜丽莎”的眼神不那么“呆傻”，最后一张的瞳距并不大

眼睛和眉毛的距离也相对正常，而不是人教社那样，像钱钟书《围城》里第一章说的形象：“孩子……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报上讽刺画里的中国人的脸。”

而且，即使是世界名画，也不好随随便便都放到小学教科书里吧，比如弗朗西斯·培根画的、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毛的教皇英诺森十世。

在作品中多次讽刺美国，引起外媒关注的著名画师乌合麒麟则给出了另一个角度，认为是钱没给够，请不到好画师。

这种说法反而进一步激怒了网友，质疑他是在洗地，就算钱给得少也不能画成这样。

还有人认为，乌合麒麟的看法，即使从钱的角度讲也不成立。因为一个“国家级”案例，可以提升企业的价值，打开商路，哪怕不给钱都会有人抢着要画。

从我接触教材编写工作的经历看，这两种说法都只反映了商业领域的部分现状，关键在于教材插图这事根本不符合商业惯例。

先不说插图，哪怕教材本身，是教育部、出版社或编写组向所有老师公开招标吗？大家都来投稿，然后选哪个好？

当然不是，是看牵头实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能找到哪些老师愿意写，甚至老师的资历都不是决定性的。反正名字挂在前面的老师，肯定是很有资历、教学经验丰富的，部分实际动笔的人则未必，很年轻的老师也可以参与。

那么放到插图问题上，也是同样的，几乎不存在招标，数学老师也不大可能有什么发言权，一般就是看出版社基于现有的关系，能找到什么画师。

沿着乌合麒麟谈“钱”的角度说，教材发行量看上去那么大，对出版社来说是不小的生意，但现实世界里，可能让参与者都选择按印数拿钱吗？

往小里说，个人钱拿得少，也不能乱画，就像我们老师也不能乱写文字部分。但真要论“钱”，教材编写里本来就没有多少“正常”的商业逻辑可言，不只是关乎画师。

往大里说，这样一个思想舆论阵地，本来就不能单纯谈“钱”，不能单纯看商业逻辑。

另外，钱给得少，其实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教材一个版本可能要用很多年，更新少，等于参与者几年里都不大有变化，如果对教师们也变成一门可以吃很多年的“大生意”，我担心为了争夺编写的资格，不知道会新增多少“有辱斯文”的事情。

沿着靠“国家级”项目赚声望的角度说，教材插画的艺术水准终究有限。网友列举了许多往年的优秀教材插画，除了直接使用名画的，大部分在同类国画、油画、水粉、水彩、卡通中，也只是普通水准。靠教材插画，估计是很难在业内打开局面的。

对于一些出版社来说，找到有一定资历的人愿意包下这事就行了。是不是让工作室的年轻人画，是不是有转包，都并不是那么重要，如果设计工作室的名头足够大，主要负责人的履历足够好，出版社就可以“交代”。总不见得功成名就的画家会砸自己的牌子？更没人能想到几年后会“出事”。

也许有人要说，教材插画也是美育的一部分，怎么能如此不重视？确实，人教社也在回应里说，要“充分发挥教材封面和插图的育人作用”。

道理没错，但在实际的教学中并不是这样的。大部分教科书插画的“作用”，是学生们的涂鸦底稿。

语文老师偶尔结合插图讲解意境，多数也只是写景文章。英语老师只是靠人物组织对话。数学老师也只是借用一些教学场景或应用题场景。

有些学校倒是要学生认清数学教材上的人物，不是为了美学，只是因为其他习题上沿用了教材人物，学生如果认不清，可能会在答题时搞错谁的苹果多，谁的生梨少。

英语老师、数学老师对插画的利用，本质上都可以用加了不同配饰的火柴人代替！在这样的教学需求下，轻视插画虽不应该，但并不意外。

还有两个问题，我觉得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教材插画。

第一个是教材从编写到审核涉及到许多人，谁也不敢打包票，说里面没有“坏人”。但我相信，绝大部分肯定是没有恶意的。

最简单的事实是，人教社的其他教材插画还是很正常的，如果编写、审核的链条上很多人有问题，或者关键位置的人有问题，那么出事的教材肯定会更多。

吴勇工作室推出这样的作品，肯定是无法让人接受的。但到出版社那边，很可能犯错的第一步，只是数学教材编写组的某个成员正好有关系能联系到这家工作室，又盲目相信其名号与“艺术感觉”……

有网友扒出来吴勇指导的学生硕士论文，吹捧自己工作室的教材插图，这样强烈的“艺术自信”，唬住外行、震住内行，还真不是没可能。

第二个是，审核的视角也是随着整个社会观念变化的。一些原则性的“反动”内容，肯定始终是要重点审查并排除的。但在这套教材审定的2012年到2013年，近些年屡屡掀起风波的“眯眯眼”等“辱华事件”还没有集中发生，中美关系也没有如现在这般恶化。审核人员恐怕并不会对人物形象和星条元素非常敏感。

一个例证就是这套教材本身，其实前几年就有人在指出插图的问题，但直到今年才全网发酵，也许就是社会的认知到了某个阈值。

另一个例证是地图的使用。地图标准还不涉及什么社会思潮、国际关系的影响，可以说标准基本没有变化，但过去，大量企业甚至国家级媒体都用错过地图。也是到了最近几年，几次风波之后，人们对地图才渐渐敏感起来。

即使如此，就在今年，我还见到有学校在搞活动时，布景板上用了错误地图，只是学校没什么名气，事情没有闹大而已。

这里就能看出，群众监督的重要性。合理的监督，正确指出问题的舆论事件，可以推动社会观念的转变，提高相关人员的敏感性。

当然，更理想的状态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都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认识到一点一滴都是教育，要走在社会观念的前面，认真把关，悉心教导。教育界和出版界应该欢迎群众监督，但也希望从源头上做得更好，让监督产生的舆论风波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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