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德国联邦政府公布了首份“全面对华战略”报告。
这份报告在激烈辩论中诞生，据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ICS）统计，从上一次大选结束后组建执政联盟开始算起，已经过去整整83周！德国外交部发布“中国战略”，配上围棋的图。（图截自推特）
我扫过的第一份头条新闻评论认为，报告使用了“清晰与严厉的措辞”。这令我十分沮丧，因为我不想第一千次地读到“仅仅是向中方当面提及‘中国西藏、香港与新疆’话题已经算是勇敢行为”之类的说辞，却没有任何对现象背后根本原因的深度与理性的剖析，或提出替代方案，更不必说承认德国自身从过去到现在的种种不完美表现。显然，这种新闻评论又一次采用了惯常的双重标准！
正是在这样的时机，我觉得自己更应该写点东西，尤其是在德国媒体上看不到的东西。为此，我仔细阅读了64页的报告全文。
请注意：我没有接受过外交培训，而是身为一名工程师与全球企业家（包括在中国的业务）发表看法。扮演“独行侠式的外交官”（“Maverick Diplomat”）之于我更多是一种业余爱好。
首先，对于一份如此高规格的报告来说，其用词是相当直接且清晰的。毕竟这是德国政府内部（主要在总理朔尔茨领导的社民党与外交部长贝尔伯克领导的绿党之间）争论了一年半之久的产物。
然而我必须承认，德国民意对待大多数所谓的外部挑战时经常分裂；但谈到中国话题时，他们却高度地统一。
我确实找到了报告中一些对中国鼓舞人心且明确的话语，它们显然会让德国的跨大西洋伙伴相当恼火。这些话语明确拒绝了美国公开或不公开的政策主张。
·德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本届德国政府拒绝像冷战时期那样重组形成新的政治集团。德国不希望与其他国家一道被置于必须选边站队、非此即彼的境地。我们同样不希望在IT与电信产业出现技术割裂的局面。
·最重要的是，随着美国越来越公开地实施对华遏制战略，试图延缓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德国则希望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中国，同时在依赖中国的领域“去风险化”，如果前述影响中国的战略未能奏效。
接下来，是那些听起来不错，但“魔鬼藏在细节中”的外交主张。
比如，毫不意外地，外交话题：德国继续坚持应在（德中）公平竞争环境下开展公正、平等的合作。至少我们嘴上这么说。
事实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词在报告中至少出现了18次，更不用说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北约、七国集团与二十国集团，普世人权与其他的国际组织或公约。不幸的是，“基于规则”正是那种需要更多语境和解释的流行词汇之一。理论上来说，这个词听起来不错。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也会愉快地认同这一点。
“唯一”的问题是：当初是谁制定的规则？在何时、基于什么样的权力平衡？这些规则在制定之初就公平吗？作为西方的我们是否也遵守同样的规则？这些规则还能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吗？
人们可以连篇累牍地出书论证，为何大国、统治者或其它权力中心总是能够基于自身的最大利益去书写规则，同时穷尽一切可能、尽可能久地阻止崛起的新兴权力中心获得同等权利。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在我看来，一度强大到不可一世的西方近年来陷入的相对衰退，导致他们选择公开地扭曲规则，理由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我们制定的规则中表现得“过于优秀”，而西方则沉醉于历史上取得的成功，被惯坏了口味。
德国承认中国取得的显著成功，也因此要求中国改变在加入世贸组织时获得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一个独自建成载人空间站、拥有核武器、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已经消灭绝对贫困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一个超级大国，这样的成就必然会使中国失去一些曾经享受的特权。
然而，另一方面，德国政府并没有坚持中国应该在许多国际机构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以真正反映中国相对重要性的提升。
例如，多年来，美国已数十次否决世贸组织上诉机制任命新法官的程序，实际上迫使该上诉机制失去作用。这种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行为，阻止了任命那些本应该代表新兴经济体的法官，却有助于保存与捍卫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力。另一方面，对上诉案的裁决往往取决于法官的态度。如果贸易争端的法律条文足够充分，我们本来也不需要法官或陪审员，只要有律师便足够了。
中国应该认真对待贝尔伯克女士的话，因为德国绿党在国内政治中几乎痴迷于比例代表制。贝尔伯克女士本人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
对德国绿党来说，在任何议题领域，更重要的是候选人的性别、代表州域、种族身份等因素，而不是过往履历证明他/她是否是最胜任的候选人——过去，她不得不尽力美化自己的简历，即便在当时，这份简历对于一位外交部长来说也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目前为止，贝尔伯克女士仍没有散发出与生俱来的外交天赋。
德国政府表示，我们没有改变规则，而是中国已经改变，因此德国也需要调整（对华）态度。
在德国人眼里，中国近几年的开放进程，相比以往，一定程度上似乎出现了放缓的趋势。这个主张是可以争论的，毕竟任何一届政府都有权发展自己的执政风格。
就算如此，与美国不同，德国并没有放弃“通过贸易带来改变”（change through trade）的哲学，尽管我们会对过程中的效率与效果存在不满。
据说德国对华战略提出的计划是“预算中立”的，意味着不会投入额外资源，因此德国不太可能出台“改变游戏规则”的政策。我们选择不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转而支持欧盟的“全球门户战略”（Global Gateway Plan），然而后者的全球资金池相对小很多。
我确实同意德国对华战略报告中的部分主张与诉求。但是，必须确保回应是相称的，而双方也都没有真正致力于不偏不倚。语义如今成为关注的焦点。报告多次提及“捍卫我们的利益”，显然被视作一件好事，但当中国做出捍卫自身利益的行为，哪怕符合现行规则时，通常会被形容成对“基于规则的秩序”构成威胁。
我认为报告多次提及的“韧性”很重要，将所有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的行为显然会导致严重反噬。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德国这样以出口为导向、缺乏原材料供应的中等国家，不可能讨论自给自足。新冠疫情期间的医疗物资供应是最近的案例，而俄乌战争导致德国面临持续的天然气短缺，也在时刻提醒我们。
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德国与中国或俄罗斯发展经济关系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在俄罗斯眼中，我们围绕北约东扩、克里米亚归属等问题上的分歧，显然超过了经济往来的重要性。有时候，一种特效药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有时候，则是因为剂量过低。英国前首相张伯伦对纳粹德国失败的绥靖政策在今天的德国广为人知，但历史隐喻能1:1地适用在普京身上吗？
无论如何，俄乌冲突对中德关系是不祥之兆。德国的民间氛围强烈支持用金钱与武器帮助乌克兰，就算贝尔伯克的绿党这种传统上的和平主义政党，态度都转为狂热地支持出口武器。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德国民意承认中国对俄罗斯相对消极的支持立场，但对中国的不信任度依然达到了历史新高；对俄罗斯的指责为各种“对华强硬”言论提供了辩护。
对华战略报告七次提及我们的“价值观”，并有一个专门的章节予以论述。根据我的经验，这被视作双方的根本差异。
如果有人问中德两国的普通公民，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怀疑各自的回答会非常矛盾。关于如何实现普遍人权的概念，两国的政治体制找到了不同答案。任何一种组织形式必然意味着妥协，具备独特的强项与劣势。
虽然德国的外交官不会这么说，但只要提起“价值观”，仿佛就在暗示中国人没有价值观，或者居心不良。事实上，在我去过的许多国家，良好或恶劣的品质大致是均衡分布的。“我们是好人，他们才是坏人”，这话听起来令人感觉良好，但并不意味着真实。
当然，对相似的行动也都能有不同的解读：德国将增加军费开支，为了国防，而中国的国防开支就是“威胁邻国与全球稳定”；我们可以“侦查”，中国就是“监视”；我们有自己的利益并坚决捍卫，中国这么做就是“霸凌”；我们想要主导新发展领域，中国这么做就是“让合作伙伴更加依赖”。
在经济层面，我通过日常观察到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都有保护和补贴国内企业的方式。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整体体量意味着，中国要比作为欧盟一部分的德国效率更高。然而，我也看到，西方公司竞争力下降的情况有时候过于普遍，且完全被归咎于所谓或实际的不公平竞争，权宜地避开了西方自身的问题，哪怕十分简单的弥补措施也没有实施。
比如说，为什么要一边强调5G信息安全，一边拒绝鼓励应用信息加密技术？会不会是某位友善的老大哥也希望对德国开展窃听？为什么人们担心自己在TikTok上的数据安全，一边对脸书或Instagram毫无保留？德国汽车制造商是因遭遇不公平竞争才失去了市场份额，还是说，也许中国品牌因为深厚的电池技术积累，在电动汽车的浪潮中抢占了先机？
与此同时，不管有没有这份对华战略报告，约5000家德国在华企业，可能依然会继续维持运营。他们也知道要避免集群风险，像俄罗斯天然气公司那样私有化收益、国有化损失的做法是难以容忍的。在军民两用产品出口限制、关键技术应用分享等问题上，没有出现任何实质变化。
换言之，中国对德国企业的吸引力，更多取决于中国，而不是德国政府的影响。
关于谁可以竞标提供设备，收购德国国内的关键基础设施、部分高科技企业，政府的限制越来越严格。其最主要的影响在于，德国的政府监管缩小了同许多国家的差距，包括中国。
我注意到政府对华战略报告最后一页勉强提到的内容，也许它值得被放在报告首页：
中国人对德国/欧盟/西方的了解，与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存在巨大的不对称性。
只用看看这一组数字：长期以来，即便在新冠疫情时期，德国国内的中国留学生数量日常约为4万人，也是德国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而德国在中国的留学生仅有8000人左右，几年前这个数字甚至只有1200人。
无疑，中国人更加了解西方，能形成更全面的看法，而不是相反。
许多在中国生活过的德国侨民，宁可相互之间保持联系，也不愿面对德国主流社会形成的对华偏见。在德国要客观地谈论中国，令人身心俱疲。
结果是：我们都十分清楚，在一条黑暗的街道或森林中行走时，因看不见或不了解引发的恐惧。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依然匮乏，加上偏见与令人遗憾的某些情况下依然存在的傲慢，为各种谣言或先入为主的“真相”提供了充分土壤。
这份报告至少承认，即便是德国政府认识中国的能力，依然有待提高。
我对中国的了解都是基于主动探索与学习。至少我上学的时代，授课内容是以欧洲为中心，不会教授任何关于中国历史或文化的内容。很明显，我们课堂上的欧洲人殖民历史只是最近才得到了一点点关注，还是出于激进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背景，它们制造的问题要比解决的问题更多。
巧合的是，正是贝尔伯克女士担任外交部长后，才修改了德国外交部柏林大楼内一处中央会议室的命名。这处会议室原本以德国外交机构创始人奥拓·冯·俾斯麦命名。我本人支持为历史雕像或其它参考文献增补必要的现代评论，并试图在当事人的时代背景下理解他们，而不是简单地试图抹杀历史。
最后，我想要指出，尤其是贝尔伯克女士领导的绿党，应该对与中国合作抱有极大兴趣。假如德国一夜之间从地图上彻底消失，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只会下降不到2%。我们历史上留下的碳排放足迹当然比现在更糟糕，但向前看，就算德国完全去工业化，也只会带来微小的改变。
太阳能运用的故事，首先起源于德国政府提供的产业补贴，与德国精湛的工程技术；如今却牢牢掌握在实现规模化生产、大幅降低成本的中国公司手中。这很好地回答了一个问题，即与气候问题相关的政治究竟是地方性的，还是关乎国家利益。
作为一名世界主义者，我的视角立足于整个星球的利益：气候变化问题无关政治，无关意识形态。唯一有意义的是，通过结合德国与中国在太阳能产业领域取得的进步，不管是技术层面还是成本控制层面，今天，太阳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高度竞争力，有助于人类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不正是德国绿党一直追求的目标吗？
真正关注公平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人，还应该记住历史排放量，以及更重要的，消费者资源消耗量，而非某地的绝对排放量。一位从伦敦搭乘私人飞机抵达摩洛哥、在私人游艇上享受周末的银行家，因为工作性质与在英国经济中排放的温室气体少于为游艇生产原材料的中国铝厂工人，所以前者就更加环保吗？
以选民为主要目标，通过强硬的言辞塑造某种“形象”，要么愚蠢、要么不诚实，或者两者兼有。任何来访者或外国合作伙伴都应赢得对话者的尊重与信任，而不是通过向地球上的其他人说教来彰显自身。如果教训他人能成为一项出口产业，那么德国的未来将无比光明。
首先，可以考虑在德国国内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但我们还远远做不到这一点。德国之所以如此缓慢和低效，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价值观”便是一大原因。看着数以千计淹死在海岸边上的难民，现在一个右翼极端主义政党要比政府中的任何政党更强大，左翼从美国进口的“觉醒”（“woke”）意识形态更加极端。这让我怀疑，德国是否能声称拥有如此统一的价值观，我们是否真正“践行”了这些价值观？
别误会，我热爱我所习惯的自由。我只是承认它们也有缺点，而其他制度也有优点。总体来说，每个民族与每个国家都可以决定它们偏好的行事方式。但在这之间，我们确实需要规则与公平的交易，而它们也必须不断适应一个变化中的世界。天然的利己主义令我们很难界定什么是规则与公平，但对任何人来说，合作依然好过对抗。
如果能抛开意识形态狂热，我们能够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速度和语言。
最后，对我国政府的一点提示：如果你打算发布针对另一个国家的战略文件，至少应该同时发布对方语言的版本！这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有助于减少误解。德国政府表示已经在制作报告的中文版本，希望不要再耗费83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