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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书》为什么让黑人导演想愤然离场?

董铭 北青艺评 2019-06-17

《绿皮书》虽然拿下了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奖,但导演彼得·法雷里连“最佳导演”的提名名单都没能入围,在一些人眼中恐怕还是“成色不足”。这其中就包括了黑人“老炮”斯派克·李(《黑色党徒》的导演),当他听到最佳影片居然是《绿皮书》时,气得要离座退场,被现场工作人员劝回,最后自嘲了句“每次有人开车,我就会输(29年前他的《为所应为》就曾败给过《给黛西小姐开车》)。”导致他愤怒的真正原因,当然不是开车的主题,而是这部《绿皮书》是一个几乎由白人思维主导的电影,与他们这些黑人导演的作品有本质上的不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黑人导演斯派克·李


“绿皮书”这个听上去有些浪漫的片名,背后却是丑陋的美国近代史。在上世纪60年代,由黑人邮递员编纂的这本“绿皮书”,是指导美国黑人深入保守南部腹地的旅行小册子,告诉他们哪里才能住宿、吃饭,否则就会遭到白人侮辱、驱逐和殴打,一本满是血泪的“保命手册”。这么个种族主义时代的特殊产物,放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回顾,原本应该满是愤怒的声讨,在白人法雷里的镜头下却成了一个温馨、包容的公路喜剧。他当年可是拍《阿呆与阿瓜》的,同样是两人结伴开车远行,智商欠费的吉恩·凯利和杰夫·丹尼尔斯,如今成了黑白搭配的维果·莫腾森和马赫沙拉·阿里,敏感的肤色对立就在圣诞之夜化解,对于那些毕生斗争的黑人平权运动家来说,这也太容易,太幼稚了。


当年种族对立的尖锐和粗暴,难以调和,《绿皮书》最后那场餐厅戏已有所体现,但在斯派克·李这样的激进主义者看来,还远远不够,《黑色党徒》里就是经过血与火的暴力洗礼,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让黑人有一丝刺破种族主义壁垒的机会。《绿皮书》里的理解来得太轻巧,太想当然了,说得好听是“举重若轻”,说得严厉点就是“蓄意麻痹”,会让人忽视掉斗争的残酷性。如果把今年奥斯卡上获奖的4部“肤色片”放在一起看,《绿皮书》和《黑色党徒》《黑豹》《假若比尔街能说话》并非一个“阵营”的,这种差别是立场和视角的区别,这才是斯派克·李等人难以容忍的。



因为事实上的种族冲突就在眼前,《黑色党徒》里最后的新闻片段就是当下的美国社会,《绿皮书》里再怎么柔光美化,都难以安慰那些被种族分子碾压的死者家属。而在保守主义重新抬头的后奥巴马时代,黑人地位和话语权的演变实在微妙,即便在好莱坞这个左翼大本营,能给出的声援方式也没有太多,去年已经声嘶力竭地怼过了特朗普,今年就算把一半的表演奖颁给了黑人演员,也仍然难以平息少数族裔对平等的绝对主义要求——以阿里在片中的戏份,凭什么不能提名男主角,而只算是男配?


白人为主,黑人为配,《绿皮书》里这样的设定,并不只是因为戏份的多少,而是前者对后者的观察才是真正推动剧情发展的动力。司机托尼·利浦一路上发现唐·谢利博士身上的秘密,比沿途的风土人情更有意思,莫滕森的演绎更加丰满,多亏了他银幕上的莽汉形象和演员自带的诗人气质,让这个托尼既有头脑简单的一面,也有微妙的内心曲线。从一个黑人用过的杯子都要扔掉的隐性种族主义者,到邀请黑人来家中同过圣诞节,真正打动托尼的,或许不是谢利的才华、修养,而是对“史上最孤独的黑人”的同情,让他意识到侮辱和暴力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至少不会像《肤色》(今年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奖)里那样,把歧视和对立传递给下一代。但这种“顿悟”式的同情只限于个人和家庭,难以蔓延到更广泛的白人群体中,所以才会有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才会有《假若比尔街能说话》里的控诉司法不公,《黑色党徒》里的体制内卧底单挑3K党,《黑豹》干脆自组文明、另立一国……相比之下,黑人和白人开趟车出了趟远门就成了好友,携手给妻子写情书的一幕,也太温和了。


《黑色党徒》


《肤色》


从结构上看,《绿皮书》是一部圆熟、工整的公路片,有人物、有动机、有冲突,还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崇高立意,真实故事的基础提供了可信性,虚构的篡改又增添了戏剧性,奥斯卡不给个奖都说不过去。对于熟悉此类电影的影迷来说,影片的情节发展也大多在意料之中——著名钢琴师谢利要去南方巡演了,司机托尼是个意大利裔的社会人,这一路磕磕碰碰少不了文化、习俗和性格上的冲突,其中最有趣、也最值得深挖的新意,是二人身份的“逆向”设定:黑皮肤的谢利是受过高等教育,不屑吃肯德基的优雅绅士;白皮肤的托尼反而是举止粗鲁,没教养没文化的底层混混,这就比《给黛西小姐开车》《触不可及》等同类影片多了个实验性的思考:位于社会底层的种族,能够通过艺术教育和文化修养,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吗?


遗憾的是,即便观众在片尾被二人的友情所打动,回头再冷静想想这个问题时,答案也并不那么乐观。黑人的整体地位并没有因为谢利的巡演而好转,改变最大的除了托尼,恐怕就只有他自己了。谢利内心何尝不明白,他不过是一个被白人圈养、围观的“异类”罢了,就像那些被用作“灵长类智商实验”的黑猩猩,一切不过是白人科学家操纵的表演机会,他远离同胞,甚至无法选择自己表演的曲目类型和演出场所。而影片中最残酷、也最严肃之处,正是让谢利亲口把这个“真相”说出来,大雨倾盆之夜,侮辱伴随着孤独,自我身份的迷茫,那对于当事人是何等的痛苦,可偏偏谢利还得继续这么做下去,放弃自己最爱的古典音乐,转而用更世俗的流行钢琴来取悦世人,取悦白富人。



或许在路边的黑人兄弟眼中,谢利的遭遇和困苦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但作为艺术家,谢利挑战“歧视之路”的勇气还是值得起尊敬。而“才华”,在这个对立的体系里则变得无足轻重,它换不回一件西服、一个床位、一顿饱餐,甚至还会引来杀身之祸,最后只靠白人司机的一对老拳,才能保得黑人艺术家的平安。说到底,谢利开场时的派头,所谓尊严和荣誉,还是以肯尼迪兄弟为首的美国白人精英施舍的,若不是高层大人物向基层警局施压,那些歧视黑人的白人警察是不会轻易放人,这正是斯派克·李最不屑的“白人拯救论”。等这俩外乡人走了,3K党等种族主义者依然会继续欺压农场里的黑人劳工,把黑人球员赶出餐厅,毫无悔改,甚至更加变本加厉。


黑人想要赢得真正得尊重,不再顺从“绿皮书”苟且生存,最有效的方法是放下钢琴,奋起抗争,向傲慢的白人要回生存权。对这一点的认识,不仅是斯派克·李等黑人导演,就连昆丁·塔伦蒂诺都看得更加透彻,《被解救的姜戈》里枪口对准的,除了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白人奴隶主,还有塞缪尔·杰克逊饰演的黑人走狗,早在1940年,奥斯卡就曾用一个最佳女配角(《乱世佳人》里的海蒂·麦克丹尼尔)安抚了黑人们,却只希望他们做听话的保姆,忠诚的管家。从这个角度来看,《绿皮书》比起《黑豹》和《黑色党徒》,更像是路线上的退步,只能算是《读者文摘》里的私人回忆录,留在爷爷的相册里,温情脉脉。


文 | 董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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