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篇故事集结成“牙齿” 电影导演万玛才旦出书

阳光浸染金色的雪山、一盏盏微微摇曳的灯火、翱翔蓝天的鹰和酥油、青稞与焚香混合的气味，乃至将双手举过头顶合掌，从头到胸再跪到地上全身伏地的信徒，这是我们流行的关于西藏的想象，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那些标志性的符号带着上个世纪80年代文艺化的西藏书写的记忆，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但真实与现实的错位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却显得尤为明显，真实远比想象更复杂更辽远。

万玛才旦凭借《静静的嘛呢石》《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一系列杰出的作者电影让藏族文化，特别是当下藏人的生存状态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电影也均改编自他自己创作的短篇小说。万玛才旦最新的小说集《乌金的牙齿》，更是让一个超越了幻想的现实的藏区被描述得更为生动。万玛才旦来自青海藏区，西藏、青海、四川的藏族人，他们虽然地隔遥远，却有着相同的生活哲学和生存之道。在辽阔荒凉的雪域高原，高海拔、寒冷考验着人类的极限，但藏人对家乡的情感却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也将书献给了“被风刮过的故乡”，那些穿越山谷的风，如同《塔洛》里所描写的那样是极致孤独的写照，但在现代化文明中的塔洛却面对了一个艰难的选择，他如果要离开这种孤独也意味着自我身份的失去。万玛才旦将故乡置于“爱与恨”的矛盾中，如同威廉·福克纳的《八月之光》，所有的关于爱情、亲情、迷茫和痛苦都来自故乡留给我们的那些无法抹去的印记。

万玛才旦在《乌金的牙齿》中的十三篇故事不可避免地要触及藏人信仰的历史神话。在《嘛呢石，静静地敲》《牧羊少年之死》《死亡的颜色》中我们看到了在恶劣条件下，人类面对死亡的豁达与庄严，佛教中的业报因缘奇妙地体现在一个个生命之中，不仅仅是抽象的人，更是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即使是孪生兄弟，一生的际遇也不会相同。生死流转之中，前世的亲人在来世仍然骨肉相关。在《撞死了一只羊》中司机“我”撞死羊、超度羊、天葬羊和买羊肉、送羊肉的一系列关联情节，轮回与生命显得如此具体且生动。藏人独特的生死观来自信仰，那一圈圈的似乎没有休止的“廓拉”帮助他们在祈祷中战胜了人之宿命的恐惧和外在严酷的环境压力。

暧昧的现实是万玛才旦对现代化洪流中藏人“身份”危机的直接批判。在一系列注解“身份”的符号中，传统与现代纠缠，延伸出沉重的历史枷锁与迷茫的现实表征。《塔洛》是少有的非主观叙事，“他者”是万玛才旦给塔洛的指认，在山里他没有名字，只有个昵称“小辫子”，而在县城，快要拥有了身份证明的塔洛在剪掉辫子后再一次失去了他的名字。在同名电影中，万玛才旦加入了大量视觉化的影像符号来补充小说中的留白叙事，镜子意象的频繁出现，而画框与笼子、不规则的逼仄构图让塔洛的“身份”变得更加漂浮不定。对故乡的热爱让藏人很难走出高原之上屈居平原之下，但在一个信仰被不断冲刷的年代，谁还有心去聆听那万籁俱寂中的呼唤呢？

万玛才旦用“我”的中心叙事，用几乎省略环境描写的直白文风，简练利落地将读者抽离出“地域—风俗”的狭隘认知系统和固执的幻想，用理性来注视魔幻的现实。虽然“我”的故事离不开其天生的男性视角，但万玛才旦仍然用不少的篇幅来描写藏区女性的隐忍与伟大。藏区男人普遍缺乏性忠诚，《气球》《赤脚医生》等更是直接点出女性不过是生育的工具，万玛才旦也将男人和种羊对位，讽刺了男权的虚伪与懦弱。而藏区女性，她们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家务，还要投入到日常生产劳作之中，牵着负重的家畜翻越高山，在烈日的炙烤下辛勤劳作，她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希望和梦想。万玛才旦笔下的女性往往勇敢、善良、敢作敢当甚至带有一丝神秘色彩，在魔幻、诡异、诙谐、暴烈、冷漠、传奇的细节中将梦想与桎梏、压抑与反抗、幸福与悲凉的女性命运呈现在读者面前。众生平等，既然万物有灵，更何况同为人类的男性和女性呢？

“艺术家”一定是万玛才旦厌恶的标签，是现代文明分工下的产物，带有高不可攀的权威感和霸权。在《艺术家》中万玛才旦讽刺“艺术家”对藏人信仰的荒诞解读，也是对现代文明权威意识形态下的文艺化曲解的反击。两种距离的概念，来自身体和想象，在现代化的速度面前还原出信仰与艺术的鸿沟，后者对前者的修饰与装点愈发膨胀，万玛才旦对艺术加工的祛魅也正是他描写现实的基础。

 茫然天地之间，不断地念诵经咒，只为一切众生的福祉，唯有抛开自我的束缚，才能最终到达净土。万玛才旦轮回的梦境与幻觉是对抗固执艺术化西藏的武器，在“身份”的复杂命题中，与其去回答“我是谁”，不如去思考“我从哪里来”。是来自那平静、简单、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是来自风云流散之间的日出和星辰？抑或是来自寒夜中寂静、寥廓的灯火？当然有一天你会遇见一个陌生人来寻找一个叫卓玛的姑娘，有一天你突然看到了死亡的颜色，有一天你引领着所有的渴望终获解脱，所以，我的故乡，以及那些故事都让其保存在梦境中吧，直到这个世界度尽成空。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郭序   编辑：罗皓菱。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