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对《鹿鼎记》的重拍为何没有一次能成功？
“金庸老先生才走两年……”
“看了5分钟，只有一句话，这叫什么玩意。”
新《鹿鼎记》悄然开播，却引起巨大反响。在豆瓣上，网友留下3.4万条短评，绝大多数与前引三条内容近似。最惨时，该剧评分下探到2.5分，后略反弹，也只有2.8分。
有网友刻薄地说：怪不得上线前没怎么宣传，看来投资方也知道它不行。有影评人将此概括为《新〈鹿鼎记〉，烂得通红》，意思是：该剧之差，已达“带火话题”的水准。
“一边倒”的评价背后，应注意两点：
首先，大多数网友只是根据前几集得出观感，随着角色逐渐就位，新《鹿鼎记》还是有可看性的。
其次，内地先后拍过三版《鹿鼎记》，都不算太成功，这说明业内对《鹿鼎记》的理解存有集体偏差，新《鹿鼎记》的缺陷并非个案。不突破此瓶颈，下一版《鹿鼎记》仍难成功，片面指责新《鹿鼎记》，意义有限。
《鹿鼎记》的根本在解构主义
拍好《鹿鼎记》，前提是读懂《鹿鼎记》。《鹿鼎记》是一本“反武侠”小说，基本理念来自解构主义。
传统武侠小说坚持正邪不两立，主人公必须“又红又专”——既是道德典范，又是功夫高手。驱动他们行动的动力是匡扶正义，但正义与日常生活关联较少，所以传统武侠多聚焦在争夺武林盟主、获得秘笈、报仇、维护和平等狭窄的题材上，形成了非黑即白的叙事传统，它很难更准确表达出世界原本的灰度——即使在正派中，权力分配、权威塑造等也未必公正，这可能也是制造出邪派的一个原因。
在传统武侠小说中，江湖秩序意味着对个体的异化，它只接纳一种人，即绝对愚蠢、绝对忠诚的单向人，太聪明、太多元、太喜欢反省的人，反而被认为是危险的。
金庸一直试图突破这种藩篱，在他笔下，许多大侠亦正亦邪，包括黄蓉、赵敏、任盈盈等，她们狡黠、顽皮、狠辣……与传统意义上的侠客不太相同，有“反英雄”倾向。这种倾向发展到极致，便是韦小宝。
韦小宝的一切都与“侠”相反，他胆小、武功差、浑身市井气，出身也不高贵，此外他满口谎言，而且好色。可偏偏是这么一个毫无人格魅力的角色，却取得了惊人的个人成功，而以严肃著称的名门正派、宫廷内部、官场等，却犹如儿戏，所谓规矩、道义、体面等，完全被解构。
金庸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个解构的价值，可能他也担心自己在走向“油滑”，此后再没写出新的长篇小说。
萧峰已无法给他们以代入感
《鹿鼎记》刚问世时，遭遇了不少批评，金庸在后记中提醒读者：“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质，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其实，只在自己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韦小宝才会讲“义气”，且讲完后又会附加许多自吹自擂，并要求对方回报。这能称为“义气”吗？只能说，金庸既喜欢韦小宝，又不知道如何让他看上去“有价值”，只好用“义气”来搪塞。
1977年，香港佳艺电视台拍摄了第一版《鹿鼎记》电视剧，共60集，为避免观众反感，只好让女演员扮韦小宝，遗憾的是，该剧最终未能播出。
20世纪80年代，《鹿鼎记》突然受到欢迎。作家亦舒写道：“（韦小宝是）男人中的男人，嫁给韦公是幸福的，是以他有七个老婆，她们都得到实际的爱护，精神与生活上的照顾。”
鹿鼎记，1984
从“小痞子”到“男人中的男人”，因为在体现变迁下，读者从《鹿鼎记》中读出自我身世之感：韦小宝能力不大，也不算努力，只靠运气和小聪明，便既得皇帝信任，又在江湖扬名立万，高官、财富、功绩、美色等，一个不落。
上世纪80年代是全球化的萌芽时代，受此冲击，许多人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此前，普通人还能靠个性、才华，给自己争取一点空间，可随着资本全球流动，普通人日渐被套牢，再难挣脱资本的束缚。普通人日渐被套牢，再难挣脱资本的束缚。
曾几何时，职业被视为一辈子的事，年轻人被教导，只需钻研业务，地位与待遇自然会越来越好。可在今天，大量职业在消失，已没人能告诉你：明天会不会失业；该怎么做，才能保证未来。连大企业也不再制定五年规划之类，因为它们离倒闭可能也只差一年。
从没有哪一代人能像当代人那样，充满如此多的不确定感。萧峰已无法给他们以代入感，他们能看到的最遥远的彼岸，就是韦小宝。以至于有人调侃“做人最好是萧峰，出来混还得韦小宝”之说。
没有“痞”，就没有韦小宝
遗憾的是，内地先后拍了三版《鹿鼎记》，却始终没有get到解构主义这个点，只是把它当成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这构成了创作上最大的困境。
可以先来对比一下香港推出的三版《鹿鼎记》：
1984年版由梁朝伟主演，他刻意强化了韦小宝爱打小算盘的一面，前半部演绎到位，只是梁朝伟的形象太英俊，使角色的正面感略强。
1998年版由陈小春主演，增加了更多心理戏，使观众更能理解韦小宝的行为逻辑，从而产生亲近感，该版在人性深度的把握上，独树一帜。
鹿鼎记，1998
2000年版由张卫健主演，这是对原著改动最大的一版，突出了韦小宝的侠义精神和绝世武功，虽有些离谱，但改编者紧紧把握住解构的主脉——在畸形的权力场，韦小宝与康熙这对少年玩伴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
这三版《鹿鼎记》都紧紧把握着韦小宝的“痞”做文章。这种“痞”和传统的“痞”不同。韦小宝不反抗秩序，也没有暴力倾向，他在被动地顺应着，并呈现出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智慧与生存哲学：卑微、挣扎、自恋、自怜……韦小宝因此拥有强大的共情能力，那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切切实实的温暖。
鹿鼎记，2000
韦小宝为漂泊的现代人提供了白日梦的可能，以及人性犹在的证明，从而保留了抵抗被异化、被改造的一丝希望。
再看大陆拍的三版《鹿鼎记》，黄晓明、韩栋、张一山在演绎韦小宝时，都努力呈现他的善良、天真、温情的一面，“痞”只是可有可无的包装。而没有了“痞”，韦小宝便不再是韦小宝。这种赝品的韦小宝，不论表演上多么用力，也难得到观众认同，更无法使他们得到安慰。
不能一提创新，就只有形式创新
客观地看，新《鹿鼎记》还是比较用心的：画面精致；角色塑造可能有些夸张，但演员很努力；服化道上也比较用心。只是后来者总会承担更大压力，《鹿鼎记》原著偏重娱乐性，而娱乐功能的达成，只能靠感官刺激，这只能一次性成功。毕竟，第一口辣椒总是最辣的，此后的几口就很难达到同等效果。
对于《鹿鼎记》的人物与情节，许多观众比电视剧主创人员还熟，他们不愿看熟悉的东西，又不能接受偏离他们印象太多的东西。如果新《鹿鼎记》早于其他版本，可能观众们反而会觉得，韦小宝的面部表情原本就是这么丰富，张一山的演绎很准确。
后来者不论怎样创新，都会激怒一大批“忠粉”。可新《鹿鼎记》的评分如此低，说明出它的创新方向有误。
不知为何，如今一提影视创新，就是在画面、表演、镜头、道具、故事等方面创新，而不是原著理解、表现主题、人物演绎等方面的创新。“形式大于内容”似乎已与“专业化”画上等号，可这种形式上的新，无非新瓶装旧酒。
这种“为创新而创新”的偏执，使新《鹿鼎记》在表达上充满矛盾，以叙事速度为例：
一方面，节奏过快。就像网友批评的那样：“5分钟韦小宝进京城了，15分钟海公公就瞎了，25分钟韦小宝与康熙就认识了……照这个速度10集就可以大结局了。”这个快可能是压力的结果，但快得没道理，即属硬伤。
鹿鼎记，2020
另一方面，又出奇地拖沓。韦小宝在康熙的书房找《四十二章经》，巧遇公主并发生打斗，该桥段竟长达两分半；为填满节奏过快留下的空白，新《鹿鼎记》加入大量毫无趣味的新梗，仅韦小宝掰手指数“四十二章经”是五个字的滥细节，竟出现了好几次。
类似的拧巴，随手还能举出许多。
新《鹿鼎记》的导演马进说：“我们这一版《鹿鼎记》的受众是谁？我坦白地说，是00后和10后。”可在未作充分市场调研的前提下，导演如何知道“00后和10后”喜欢什么？这种话术貌似严谨，却只起到掩盖不严谨的作用。既没迎合市场，又降低了艺术品质。
问题的关键，在于搞懂“什么是创新”。创新不是“老故事+新笑话”，也不是“拿着肉麻当有趣”，更不是“一肤浅就说只给年轻人看”……个人倒觉得：不具备从原著中读出新意的能力，最好不翻拍。
作者|唐山 编辑|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