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闽东行》第十七、十八集：《谈判场内外的较量》《桃花溪吹响的集结号 》

亲母岭上，闽东红军如何依靠群众，打赢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一战？

国共和谈，“改编”“收编”一字之差，闽东特委如何坚持原则，毫不动摇？

抗日救亡，历经千难万险的闽东独立师，如何阔步迈向新的伟大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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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集：《谈判场内外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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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童古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位于宁德市蕉城区西北部。自隋朝谏议大夫黄鞠开基以来，引水溉田，开辟荒原，逐渐形成集镇。由桃源溪、后垄溪和金造溪三溪会合而成的霍童溪，又以水运之利发展成为通往屏南、古田、闽北政和及省城福州的交通枢纽。古镇中的霍童山素有“天下第一洞天”之称，为中国东南道教发祥地。

记者出镜:

青山绿水，古镇悠悠。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蕉城区霍童镇的文昌阁。这座文昌阁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80年前的一天，这座古老的建筑见证了一场极为特殊的谈判--闽东国共和谈。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曾经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闽东红军和国民党地方当局为什么要谈判？谈判场内外都有哪些惊心动魄的较量？历经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闽东红军如何迈向新的征程呢？

在闽东党和红军独立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期间，国内形势正发生着重大变化。继“九.一八事变”后，1935年，日军铁蹄再次踏入中国华北地区，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民族抗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然而，长期转战在深山密林中的闽东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仍未与党的上级取得联系。为进一步了解国内形势，8月上旬，叶飞率闽东红军独立师主力打下宁德八都重镇，从缴获的《申报》中看到了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和《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职通电》，得知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中共闽东特委正式向国民党福建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

但是，国民党当局却置之不理，仍然坚持“北和南剿”政策，对闽东红军的军事“清剿”并没有消停。

果不其然。8月中旬,叶飞率闽东红军独立师第二纵队从连罗地区回到宁德根据地，国民党福建保二旅旅长黄苏派一个加强连紧跟其后。

为了寻找有利战机，8月18日，红军主力部队连夜驻扎进蕉城区洋中镇的邑堡村。邑堡村是当年通往霍童、九都的交通要道。1934年9月，闽东红军独立师在邑堡村十里外的支提寺成立，村里有不少青年参加了红军。邑堡村住有60多户村民，近200人。一旦发生发战役，全村上下俨然是一支强大的“后勤部队”。

8月19日，红军主力部队在地形十分有利的亲母岭设伏准备迎战敌军。同时，邑堡村群众全村动员。村民分为挑担组、步哨组、后勤组、参战组，开始忙碌起来。

清晨，天刚蒙蒙亮，挑担组群众出发前往镇上购买粮食，准备补给后方。

步哨村民则兵分两路。暗哨组，设在坑尾村的黄土岭，一旦发生敌情，立刻用当地方言呼喊“番薯被牛吃掉了”。那么，假扮在亲母岭岔路上劳作的明哨组一听便知，有国民党兵进山围剿了。

响午时分，邑堡村山头的红军部队能清楚地看到穿黄色军服的敌兵沿着对面山陡峭的山路蠕动。粗略估算，约有100多人。红军

部队早已胜券在握，决定用这一仗来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促成与国民党当局的和谈。

下午两点多钟，只听前方一阵喊声：“番薯被牛吃掉了”——敌人已进入坑尾村。

战斗打响了。埋伏在亲母岭半岭上的部队首先开火，紧接着更高处的机枪开始猛烈扫射。亲历这场战斗的闽东独立师领导人阮英平、陈挺身先士卒，冲在队伍前头，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上世纪九十年代，陈挺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当场还有许多邑堡村自动赶来助战的群众，拿着梭标、扁担、锄头、柴刀帮我们拦截搜索残敌，抓了十几个俘虏给我们。战斗进行的很顺利，我们以几个轻伤的代价，全部歼灭了敌省保安旅的这个连130人，缴获全部枪支弹药。

这场凝聚了群众智慧的“亲母岭反击战”也是闽东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一战，它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政治上的重大胜利。国民党福建当局接受了闽东特委提出的“停止内战，进行和平谈判”的要求。

范式人泰然自若地迈向文昌阁中殿。国民党方面代表看见范式人一行来了，赶紧走到门口握手寒暄。

范式人此时的身份是中共闽东特委宣传部长兼闽东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而谈判对手就是在“亲母岭战役”中吃了败仗的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副处长兼省保二旅旅长黄苏。陪同我方谈判的是闽东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郭文焕同志。

谈判桌上，黄苏冒出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你们出头啰！”范式人听了这句带刺的话，针锋相对地回答他：“这不是什么出头的问题。现在全国人民要求国共合作，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历来的主张，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

范式人（1909-1986）1909年6月出生于寿宁县鳌阳镇一个贫民家庭。1930年范式人参加革命，193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与范浚、叶秀蕃等建立了中共寿宁特支。1934年2月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改编为闽东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十六连，范式人任连政治指导员。在范式人和连长赖金彪率领下，红十六连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巩固和扩大闽东苏区的一支劲旅而威震四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范式人与叶飞、阮英平等成为闽东特委的主要领导人，并以寿宁岗垅地区为根据地，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斗争。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谈判，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暗地里剑拨弩张。谈判内容方方面面，核心内容只有四个字，“改编”和"收编"。黄苏提出要收编闽东独立师为福建保安旅。范式人则坚持闽东独立师只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抗日游击队，保持共产党的领导，拒绝黄苏提出的无理要求。“改编”与“收编”，一字之差，谈判陷入僵局。

按照约定，从1937年9月开始，中共闽东特委相继派出全权代表范式人、阮英平与国民党福建当局代表黄苏先后在霍童文昌阁、宁德天后宫举行了三次谈判。但三轮谈判始终没有结果。

缪慈潮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我们服从抗日大局，但我们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坚守自己党的领导，所以我们谈判不管范式人也好，阮英平也好，都是坚持一个主张，什么高官都收买不了，所以这个是大的原则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共产党就是坚持正义。

12月初，闽东红军终于盼来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代表顾玉良。随后，在顾玉良的直接参与下，闽东特委继续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交锋。经过范式人等的种种努力，国民党接受了闽东特委提出的条件。至此，整整持续了三个多月的谈判场较量，终以闽东特委一方的胜利而告终。1937年12月31日，中共闽东特委在国民党《福建民报》上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闽东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协议”终于达成、共赴国难之愿望终于实现。

改编后的闽东红军在老根据地桃花溪吹响了集结号，在虎贝石堂（今文峰、梅鹤）整训后，移驻屏南县双溪和棠口。1938年2月，在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的率领下，从屏南的棠口出发，踏上了抗日征程。这支由1300多人组成的军队改编后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而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

穿越历史的时空，霍童溪一路高歌而行，洗尽铅华、涤荡岁月，它见证了闽东特委运筹帷幄、斗智斗勇的荣光，唱响了闽东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抗日救亡的北上之歌。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浪花淘不尽英雄，淹没不了铁军前进的步伐。梵音袅袅的支提山、静谧安详的文昌阁，还有那山花烂漫的亲母岭，镌刻下的是历史不朽的篇章。

一个村落，如何成为闽东红军集中整编的热土?

一声号角，汇集了多少人保家卫国的英雄斗志?

一户人家，书写了怎样的悲欢离合与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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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集：《 桃花溪吹响的集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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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溪不是溪，而是一个美丽的山村。

桃花溪有条溪，它沿着崇山峻岭一路奔流到海。这条溪因为山而清秀，这个村因为溪而灵动。

桃花溪村地处闽东支提山麓，位于霍童镇西南部，海拔760多米，它东接九都，西邻虎贝，南抵洋中，人口900多人，是“九贝”红色旅游线路的组成部分。村边，山泉汇就的桃花溪清澈见底，四季浅唱低吟；古朴的石拱桥绿绦披身，岁月和脚步打磨出了一条光滑滑的石板路；屹立千年的水杉诉说着不朽的红色传奇。

许多人并不知道，当年，桃花溪是闽东红军北上抗日的集结地。这里走出一支驰骋大江南北，屡建奇功的英雄铁军，他是由闽东红军独立师改编，在桃花溪集结、点编，后移驻虎贝石堂训练，再从屏南挥师北上的新四军三支队六团。

这是一条绵延四、五公里的战壕，它深约二米，宽约半米，是迄今为止闽东境内保存完好而且最长的战壕。远望，如龙行山中；近看，如迷宫通道。

主持人出镜:

“这条战壕规模非常的大，一下子走不到头，非常的震撼人心。是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据说，是备战的防御工事。”

叶飞、范式人、阮英平、陈挺等领导人旧居，练兵场……红色遗迹在这里得到完好的保存。为了革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桃花溪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红色政权和民族独立。从1931年到1949年，全村有126人参加革命，历经国民党军队、反动民团的数次围剿，桃花溪有7个自然村变成“无人村”，20多名群众惨遭杀害，烈士13人，“五老”57人。直到今天，桃花溪还保留了一个独有的习俗，那就是在农历5月23日这一天，村民绝不操办喜事。因为80多年前的这一天，桃花溪人为了守护红军，有13人献出了生命。桃花溪就像一根纽带，将这支英勇的队伍与群众紧紧相连。

住在叶飞旧居里的这位老人，叫曹学占。沈世崇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看她。两人不同姓，却是异姓亲姐弟，血液里流淌着同样的基因。每次弟弟来，失语的曹学占总是比划着只有弟弟才看得懂的手势；每次离去，姐姐总是万般不舍。姐弟情深，紧握的双手藏着千言万语，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两人的人生境遇也因为这个故事而改变。

故事的主人公沈友太，便是曹学占和沈世崇的生父。

80年前的一天，一声集结号在桃花溪吹响，那是民族危亡的警报，是北上抗日的号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宣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闽东特委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进行了历时数月的艰难谈判，终于达成协议。闽东红军独立师在桃花溪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当年12月，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新四军少校参谋顾玉良等人，与闽东红军领导人叶飞、阮英平、范式人在桃花溪会面，结束了闽东地方党组织与党中央中断四年联系、苦苦支撑的局面。为了贯彻国共合作抗日方针、迎接北上抗日，按照叶飞“独立自主靠山扎”的决定，1300多名战士分批到桃花溪村中的陈氏宗祠前接受点编。北上抗日的集结号吹响了。

在点编的队伍中，有一个叫沈友太的红军战士，33岁，霍童桃花溪芹屿自然村人（现为“里后山”下辖自然村），虽然大字不识一斗。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沈友太毅然加入到了北上抗日的洪流当中。在桃花溪点编后，他跟随大部队移驻虎贝石堂村，1938年1月底转到屏南。此时，部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元宵节那天，这支队伍在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的率领下，从屏南的双溪和棠口开拔，奔赴抗日前线。

怀着保家卫国的情怀，沈友太和战友们踏上了抗日的征程。从闽东到苏北，沈友太经历了黄桥决战、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洗礼，从班长到营长，荣立二等功一次、一等功一次，二等乙级伤残。枪林弹雨中，沈友太与比他小十多岁的新四军卫生兵王玉兰结为伉俪。

1943年的一天，他们的女儿在突发的战火中出生。战争岁月，幸福总是太短暂。夫妻俩还没来得及给孩子取个名字，还没来得及让孩子吃口饱奶，夜色之中，他们匆忙地把刚出生的女儿托付给了一个姓曹的老乡。情急之下，王玉兰撕下自己的袖章塞到了襁褓之中。

五年后，在山东文登，沈友太夫妻添了长子。然而，夫妇俩对失散女儿的牵挂不减反增，几番寻找，却杳无音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友太转业回福建省民政厅工作，妻子王玉兰去了地方卫生所。几个月后，沈友太做出了一个令人不解的决定，他带着妻子回到离开十多年的故乡，那个与桃花溪主村相距仅五公里的偏僻小山村——芹屿村，重新拿起了锄头做农民。沈世崇和他的妹妹就在这座小山楼里出生。山中的岁月宁静而又清苦，一晃又是十来年。慢慢懂事的沈世崇，从母亲口中得知自己还有个失散多年的姐姐，隐约明白了母亲为什么时常黯然神伤。

失散了25年，母女再次相拥，所有的思念都化为了泪水。为了感念山东老乡25年的养育之恩，曹学占便没有再改名。这一年，在父亲的撮合下，曹学占嫁到了桃花溪。

云卷云舒，花开花落。父辈已经远去，但记忆不会模糊。今年75岁的曹学占，时常坐在旧居的大门口眺望远方。透过层层叠叠的山峦，她仿佛看见了父母亲南征北战的身影，看见了养父母含辛茹苦的场景，看见了自己悲欢离合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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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宁德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