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hat ID pupembook Intro 北京大学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图书事业部主办，沉淀经典，启迪新知 　　近年来，在政策领域，美国倡导的 “再工业化战略”，中国提出的“自主创新”以及饱受争议的日本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使得产业政策重回聚光灯之下，国内外学术界再次密集地讨论这一充满争议的主题。如果无法客观地把握世界各国的政策实践，并从理论上厘清一些关键问题，那么新一轮产业政策热潮未必会产生预期的效果。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下产业政策的是是非非。文/宋磊　　为什么在同样实施追赶型产业政策的国家，利益冲突的程度和寻租成本的规模有所不同？　　为什么不但不同国家的政策收益不同，而且同一国家针对不同产业的产业政策收益也有所不同？　　以上两个问题说明产业政策不但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学现象。　　关于产业政策，存在大量的定义。这些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定义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将产业政策理解为在市场机制发生障碍的情况下，政府对特定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进行介入或对特定产业内部的竞争进行限制的政策。另一种定义则从演化经济学的逻辑出发，将产业政策理解为所有有关产业发展的政策，认为产业政策具有制度工程学的特征。第一种定义是为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产业政策而做出的，实际上将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术立场的政策实践排除在产业政策之外。具体而言，这种定义实际上将政府对于产业发展的介入限定在市场失败的前提之下。但是，产业政策不但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学现象。换言之，现实世界的政策实践并不一定以市场失败为前提。进一步地，对于特定产业而言，市场本身可能并不存在，政府必须担负创造市场的责任。因此，对于产业政策采取第二种定义将更为合理。　　　　近年来，在国际学术界，赛默里、赖纳特和斯蒂格里茨等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家再次集中地讨论产业政策问题，我国学者贾根良、林毅夫等人也开始重新评估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在学理上，重新关注产业政策的学者主要有两类：一类采取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但是对长期指导后进国家发展的华盛顿共识持批判态度；另一类则依据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试图重构推动后进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在我国，前一类学者的代表是林毅夫，后一类学者的代表是贾根良。如果说第一类学者更多地是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政策措施进行微调的话，那么第二类学者则比较激进。由于与李斯特经济学具有直接的联系，后一类学者的研究逐渐汇聚为可以称为新李斯特主义的学术潮流。　　面对上述变化，熟悉产业政策实践和产业政策研究史的学者大概难免会有河西河东之叹。发端于战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实践和滥觞于以日本政府的介入为早期素材的发展型国家论的产业政策研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期都曾经盛极一时。但是，在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政府对于产业发展的介入所隐含的负面因素逐渐被认识，发展型国家似乎开始衰退，发展型国家论也风光不再。　　在产业政策重回聚光灯之下的今天，提及产业政策实践和产业政策研究的兴衰起伏的用意当然不是简单地否定进行中的产业政策实践和正在复兴的产业政策研究。但是，回顾产业政策在世界各国的复杂实践和产业政策研究中的长期争论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在世界各国的产业政策实践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长期的产业政策研究之中，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因此，如果无法客观地把握世界各国的政策实践，并从理论上厘清一些关键问题，那么新一轮产业政策热潮未必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对于美日而言，新一轮产业政策的成败所涉及的是本来已经非常强劲的企业竞争力能否得到持续提升的问题。但是，对于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竞争力升级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新一轮产业政策的成败或许将影响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中日两国的追赶型产业政策是20世纪后半期之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政策领域的两次典型尝试。如果说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意味着两国的产业政策具有可比性的话，那么，两国的追赶型产业政策启动时期的差异则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两者的差异，是关于两国追赶型产业政策的比较分析的重点。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经济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变化当属东亚经济体的连续崛起。在这种崛起过程之中，195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的日本的发展和1980年代之后中国的发展都具有关键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中日两国的发展过程中，追赶型产业政策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日两国的追赶型产业政策是发展中大国面对同样问题所做出的类似回应。　　中日两国的追赶型产业政策出现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国际技术—生产体制之下，而后者对于前者的性质和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换言之，中日两国的追赶型产业政策具有不同的形成时机，而这种时机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两国追赶型产业政策的应然形态。一些学者指出了时代背景对于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的影响。在这些学者之中，有的重视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变迁，有的强调发展模式的变化。本书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发展能够更为细致、准确、全面地反映中日两国追赶型工业战略的异同的理论视角。　　不同国家的工业战略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下展开，不同时代的工业战略具有不同的任务，工业战略研究应该反映这些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方向。　　　（本文整理自宋磊著：《追赶型工业战略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　　推荐阅读↑ 追赶型工业战略的比较政治经济学→ 长按识别二维码直接购买↑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长按识别二维码直接购买↑ 超越后进发展→ 长按识别二维码直接购买相关阅读：书院｜产业政策与超越后进发展——来自台湾地区的经验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的努力方向是什么北大经管书苑微信号：pupembook 【第１４４期】           沉淀经典  启迪新知 Author requires users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 before leaving a comment Write a comment Write a comment Loading Most upvoted comments above Learn about writing a valuable comment Scan QR Code via WeChat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