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的“林毅夫VS张维迎”的产业政策公开辩论后，最近几天，不仅关于本次争论的报道铺天盖地，来自经济学圈内人士的点评也纷至沓来，更有一些管理学者加入进来，使得观点更加异彩纷呈。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一篇管理学视角的点评。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家研究院的管理学教授马浩。作为管理学者，马老师似乎是这场辩论的圈外人；而作为同在朗润园的学者，马老师又是不折不扣的局内人。因此，其评论既冷静清醒，又率性直接，读来酣畅，引人深思。 马老师说：“犹记80年代在北大听厉以宁讲改革前28条、后28条，热血沸腾。出于对厉老师的尊仰，先整27点。如有拍砖，可能再弄后27点。”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文/马浩 被媒体大肆渲染的“林张之争”今天下午如期在朗润园上演。北平无战事。除了一些superficial的相互反诘，基本上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交锋。
1听完了所谓的辩论之后，估计双方的拥趸都不会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都会认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完胜。其实，基本上没有多少新东西。毅夫再次清晰全面地勾勒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维迎再次充满激情地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2有一点可以肯定，继198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风光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依旧风光。当年真的是指点江山，而今他们仍然自认为是指点江山。很多人也跟着认为国家发展离不开经济学家。3今天唱大戏，其实双方出场之应工，主要都不是经济学家。毅夫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正工的“政府管理”和“政治学”。维迎的角色，则主要是“道德哲学”。只是这两个学科在中国要么发展太烂，要么没有话语权。也许是经济学家要包揽整个社会科学。4双方的理论背景都并无太多新意。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200年了。新古典100年了。维迎信奉和推崇的奥地利学派(哈耶克与熊彼特)也100年了。都是老革命，都会遇到难以化解的新问题。5毅夫参加辩论，主要不是为了辩论产业政策或者有为政府，而是为了推广其“新结构经济学”。维迎参加辩论，真的是痛恨任何的产业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无知”与“无耻”。双方的目的动机、问题定义、分析单元不在一个层次。6因为上述原因，双方并无多少“交锋”。林张之争主要是维迎批毅夫。毅夫企图整合维迎，强调同和之处。有没有维迎的批判，毅夫的理论都基本上能够自圆其说，虽然不那么sexy。维迎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可供毅夫批评。7正如双方都认可的，一个好的理论都要能够自圆其说。但对于国家政策和解决问题而言，不是所有好的理论都relevant。我们必须选择或者发展那些靠谱而又与我们的问题相关的理论。8维迎说：毅夫一面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能照搬，一面却自己又扎进新古典的范式，这种做法难以自圆其说。毅夫说，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其实，主流经济学家（包括管理学家）也在发展普适性的理论。比如，对于cluster的研究。9 毅夫书中一个例子：瞄准一个比你国家年人均GDP高2倍左右但快速发展的国家，然后准备在某些行业进行补位。维迎说，以中国为例，各个关键时期，能找到的都是非洲一些小国家。毅夫说，但它们不符合我说的快速发展条件。维迎说，这是能够找到符合第一个条件的所有国家! 穷尽世间所有样本都无法能够找到检验一个理论的sample，不能说这个理论就是错的，因为你还没证伪。但没有相应的sample，至少可以说，对于中国这个focal concern来说，这个理论在这一点上是irrelevant的，至少没有relevant的证据。但对一个非洲小国而言，这个理论可能makes sense perfectly。所以毅夫要老去非洲找证据。10产业政策，失败和成功的，全球都有案例。对案例事实的选择性地感知和应用都是偏颇的，可能既不是无知，也不是无耻，但肯定是有些别有用心的成分，方便自己，诋毁他人。这是辩论和行文的基本套路。11毅夫多次希望澄清自己不是一味为政府辩护，并认为把“替政府说好话”的标签贴到他身上是冤枉他。听到过其他场合毅夫最牛的解释：政府也没问我，也没照我说得去做，但它做得符合我的理论预测（与解释）呀。12在有些经济学家（或者自称的经济学家）与公知眼里，凡是观点刻意或者碰巧支持政府的都是没有独立观点的，都是被收买的。凡是反对政府的，都是有骨气的，值得称道的。这通常很解气。但也只是解气而已。13 维迎说：所有的产业政策都终将失败！我反对任何的产业政策！这种categorical的论断，要么过于武断，要么对产业政策的定义peculiar。就像是说“所有的坏人都是坏人”一样。或者说，所有的恶人都将因为作恶而失败。事实判断中的construct已经埋下了价值判断的种子和倾向。14具体而言，维迎基本上是把产业政策等同于“穿了马甲的计划经济”。这有失偏颇。当然，理论归理论。有关产业政策的理论肯定有别于计划经济的理论。而实践中，确实会有人以产业政策的名义想去做“计划经济”。所以，维迎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15维迎有很多insightful和revelatory的观点和想法，也会有很多的非常机敏睿智的anecdotal evidence。但除了认为哈耶克等基于优雅高贵的道德哲学的市场理论比新古典更完美之外，难以拿出一个coherent的理论框架去抗衡毅夫的理论。但维迎对很多细节的判断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审视毅夫理论的潜在缺陷和大家不假思索赋予它的confounding understanding或者attribution。这是毅夫需要进一步澄清的并可以从维迎的批评中受益的。当然，毅夫的理论很容易让你陷进去，他也千方百计想让你陷进去。
16我坚信维迎的另外一个categorical论断是错误的: 没有市场失灵，只有市场理论的失灵。市场失灵是肯定会存在的。如果我住在深山老林，跟另外一个住在千里之外的深山老林里的朋友写信，肯定是没有任何一家私人公司用非常经济的成本给我按时投递的。这个美国邮政就可以做到。维迎说联邦快运等由于美国邮政的低效才应运而生。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种应运而生的盈利性公司注定是cherry picking，谁也不会管深山老林。正是有了美国邮政这一全球效率和均等兼顾的非常好的政府机构（不是国企，而是联邦政府的一个分支，比美国建国还早一年！），才有后来企业家cherry picking的可能性。
17在赞扬和承认George Mason学派“政府失灵”概念的同时却否认“市场失灵”的可能性是没有道理的。但同时，我欣赏维迎将市场的不完善和各种的不对称看成是一种常态。否则，我们这些做战略管理的就没饭可吃了。如果市场机制完善，信息完全公开，竞争充分自然，大家只要出场亮相就完了，哪还需要啥战略？！
18辩论的焦点和由头貌似是产业政策，其实是关于“有为政府”“有限政府”“中性政府”等背后的ideological bearings。问题的焦点，其实应该是下面一系列的问题：政府和市场分别可以做什么（外部空间的conditioning）政府和市场分别能够做什么（自身能力的enabling）政府和市场分别想要做什么（主导势力的aspiration）政府和市场分别应该做什么（制度安排的legitimacy）
现在关于市场和政府，大家是把各种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混为一谈，分不清功能界定、实际作用和结果归因。
19无论是政府、市场，还是企业，都可以用是否有效（Efficacy：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和是否有为（High Performance or Achievement）来描述和评判。前提是首先要按照全社会中各个constituents的collective arrangements去界定各自的角色定位。20维迎喜欢讲的一个企业家倡导的重大自主发明是蒸汽机。当代社会，已经不是一二百年前。20世纪几乎所有的重大技术发明，都是来自美国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主要是军工技术领域的，也包括博弈论等社会科学进步。你不能说，没有美国政府越俎代庖，企业家们自己可能做得更好。这些超重大投资、极端高风险、通常低回报的事儿谷歌都做不了，别说任何其他私企了。没有政府支持的源头的元技术创新，硅谷车库创业是异想天开。顶多也就是互联网买肉夹馍。我曾有专门论述，美国基础研究的资助中50—60%来自联邦政府！不管你管这叫不叫产业政策，这肯定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府（比大多数企业家高明的多）的作为。21朗润园至少有三个经济学家（无论用什么标准）都是排在中国前10位的（其仁躺枪）。其仁曾经写了个东西叫“邓小平做对了什么？”我估计画外音是，小平在哪些方面有为？小平是不是代表了政府？1977年小平推动立刻恢复高考，是不是一项明智的产业政策？！当然，你也可以说那是恢复计划经济。见仁见智吧。退一步说，即使不是产业政策，是不是有为政府的行为？22中国政府自己决定把计划经济改向市场经济，连市场本身都是政府强行引入的，你说（当时那届）政府是不是有为政府？当然，维迎一贯喜欢比喻：把你本该应有的东西拿走，再一点一点地还给你，或者还给你一些其他的替代性的东西，这不地道，不道德。问题是，任何国家和机构都不是白板，可以从假想的理想状态出发。这是道德哲学层面关系的问题。那些必须在有限资源和限制下对国内外事物accountable的政府，没有奢侈去顾忌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至少没有priority。23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增强，国际竞争与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要求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要responsible and responsive。不能迅速反应（swift and prompt），不够有实力（ability to mobilize its people），或者不够有耐心（patience，finesse，and maneuver），都不能圆满地满足国际社区的要求。总之，从real politik的观点看，政府必须有作为。24在经济领域内，政府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监管、补充、替代市场机制，这才是争论的焦点。政府会失灵，市场也会失灵。政府可能会干预市场，市场也可能侵蚀政府。企业家可能完全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也可能欺行霸市，操纵政府。这些都是正常的。You have to live with it！25无论是市场、政府还是企业，失灵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干了不该干的事儿。第二，该自己干的事儿没干。第三，干自己该干的事儿没干好。26我喜欢双方都把entrepreneurship看成是一种可以存在于多种机构和人士中的“企业家精神”或者创新精神与意识。这包括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 和 policy entrepreneur。但维迎在辩论中更多的是强调企业间的entrepreneurs。27作为管理学教授，所有经济学家中我自然最认同Joseph Schumpeter以及后来的Bill Baumol和David Teece等。但给定当代创新的复杂性和规模性，我倾向于认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与资金承诺，至少在大方向和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必要的。否则，划时代的企业家创新可能是天方夜谭。
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是因为既兴奋又凄迷。首先，仿佛回到80年代，当年在办公楼听厉老师讲改革前28点和后28点。热血沸腾。那时，经济学家从名份上和实际影响上确实风光。现在，经济学家们依旧拥有话语权，吸引众多眼球，但感觉与当年相比，进步没有想象的大，说话好像也没那么管用了。但更令人凄迷的是，相关的其他学科——政治学、政府管理、企业管理，好像也没多大进步。我辈任重道远。
匆匆草就此文，随性而发，没啥章法与顺序。87年考研想追随厉老师未果，出于对厉老师的尊仰，先整27点。如有拍砖，可能再弄后27点。
谨以此纪念一个管理学教授对经济学曾经的剩余好感。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马浩on战略管理“11月10日文章”维迎战毅夫“,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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