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学生不能被“污名化”
作者董奇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研究所课程和信息技术研究室主任
近年来,农村留守学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有些研究结论和社会舆论夸大了留守的消极影响,导致留守儿童及其家庭被“污名化”,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和社会融合,也不利于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一、“污名化”给留守学生及其家庭带来沉重压力
文献研究表明,留守儿童存在的问题有被夸大的倾向。有相当一部分文章从“问题”出发,倾向于认为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使他们留守的子女在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有一篇调查报告的结论为:有55.5%的留守孩子表现为任性、冷漠、内向、孤独；长期与父母分离使他们在生理上与心理上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消极情绪一直困扰着他们,因而变得自卑、沉默、悲观、孤僻,或表现出任性、暴躁、极端的性格。也有研究者认为,留守的时间越长,留守儿童越容易烦躁不安、忧虑、情绪激动并具有更强的攻击性。甚至有研究者干脆将留守儿童称为“问题儿童”。这些研究大多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出发,并将其归因于父母外出打工由此导致对孩子疏于管教及孩子缺乏家庭温暖。从这类研究所使用的量表看,大多是测量、诊断心理问题的负面因素量表,如抑郁、焦虑、攻击性量表或是负面因子居多的问卷。在诊断问题并进行干预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指出,一段时期以来,学校的管理者、教师和生活在留守儿童身边的人们以及一些研究者用大量的负面描述夸大了留守的消极作用,留守儿童被“污名化”的倾向比较明显,进而使被“污名化”的儿童产生了歧视知觉。同时,类似的研究还引发出对留守儿童父母如潮的批评,比如父母“赚了票子,丢了孩子”“亲生后母”“鼓了钱袋子,误了孩子一辈子”等。可以说，无论是一味地从消极视角出发,挑剔留守儿童身上的毛病,还是批评、指责留守儿童家长并力劝他们放弃打工，回到家乡还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不但于事无补,还会对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长造成压力和伤害。调查发现,不少农村留守学生对于自己被视为有心理健康问题很反感,对“问题学生”这个“标签”极为排斥,也因“污名化”的歧视知觉而产生自卑；另一方面,留守学生也因受“污名化”损害而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疏离,平添了他们与社会融合的藩篱。
近年来,虽然国家对于农村留守青少年问题高度重视,一些地方政府也做了许多工作,想方设法增加当地就业岗位,吸引外出打工人员回到家乡。然而,这对于我国2亿多的进城务工大军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可以预见,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除了少数随迁子女进城就学外,农村留守青少年应该还会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在这样的前提下,过于强调留守家庭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监护没有实际意义。消极心理学已有实践证明,我们不能依靠对问题的修补来为人类谋取幸福。心理学必须转向于人类的积极品质,通过大力倡导积极心理学来帮助人类真正到达幸福的彼岸。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在分析留守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时力求客观全面并着眼于其长处,寻求以正面引导为主、扬长补短、激发潜能的教育对策,以促进农村留守学生健康成长。
二、父母外出打工并非一定造成留守孩子心理问题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调查了来自河南、上海、江苏、浙江等全国30个省市的1007名15~18岁学生,比较集中的是河南和上海的学生。其中男生525名，女生482名；农业户口673名,非农(城镇)户口334名；父亲外出打工198名,母亲外出打工33名,父母都外出打工187名,父母均未外出打工589名；初三年级351名,高一年级475名,高二年级124名,高三年级57名。
本研究选择相对比较中性的量表,采用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杜亚松教授修订的“长处与困难问卷(SDQ)”以及包涵“自我信心”“亲子关系”“情绪调节”等因子的自编问卷。SDQ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克隆巴赫系数)为0.794,自编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克隆巴赫系数)为0.839。
测验采用学生自陈的方式,“长处与困难问卷(SDQ)”记分采用三等级数字制,除了“亲社会行为”是正向计分外,其他因素均为负向计分(即分数越高心理状况越不好)；自编问卷采用五等级数字制(利克特量表)。答案收集有现场发放纸质问卷并当场回收和借助于调查网站收集数据两种方式。数据采集完毕后,由程序自动剔除包含粗大误差等在内的无效数据后,用SPSS 18.0统计软件分析处理。
(一)留守学生和其他学生心理健康差异不大
针对“长处与困难问卷(SDQ)”测得的留守和非留守家庭的学生的心理健康因子做独立两样本T检验,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推断留守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为了防止误判,在采用独立两样本T检验的同时,还采用效应量作为检验数据差异实际意义的补充手段。效应量是两个变量间关联关系强弱的一种度量。科恩认为,对独立两样本进行显著性检验时用d作为效应量,变量间关联强度分为小效应量(d<0.2)、中效应量(0.2≤d≤0.8)、大效应量(d＞0.8)三类。大效应量表示两样本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可靠性很高,中效应量表明可靠性尚可接受,低效应量则意味着可靠性不太高。本研究以“父母是否外出打工”为两组独立样本的划分点,比较情绪症状、行为问题、多动症状、同伴问题、亲社会行为、困难总分的差异,详见表1。
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家庭中的学生和其他学生在“情绪症状”“行为问题”“多动症状”“同伴问题”方面均无显著差异(p>0.05),且留守学生“情绪症状”得分还优于非留守学生,仅“亲社会行为”上两者有显著差异(p<0.05),但仅限小效应值(d<0.2)而已。独立两样本差异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留守学生和其他学生心理健康并无显著差异,尽管他们比一般孩子经历更多的磨难、辛酸、痛苦和眼泪,但他们还是坚强地成长着,作为群体,其心理健康水平和普通学生别无二致。
(二)父母外出打工对孩子心理健康影响很小
相关性分析显示,“长处与困难问卷(SDQ)”所测得的“情绪症状”“行为问题”“多动症状”“同伴问题”“困难总分”等方面指标,与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相关性不大,只有“亲社会行为”和父母外出打工呈高度相关。其中“情绪症状”得分和“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的相关系数r为0.019,“行为问题”得分和“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的相关系数r为0.012,“多动症状”得分和“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的相关系数r为-0.038,“同伴问题”得分和“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的相关系数r为-0.028,“困难总分”得分和“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的相关系数r为-0.017,表明以上指标和父母外出打工均无显著相关；“亲社会行为”得分和“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的相关系数r为0.077*,表明两者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统计结果表明,父母外出打工和孩子心理健康状况相关性不大。
为了进一步了解各种因素对农村留守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以“父母是否外出打工”“家庭经济状况”“是否独生子女”“性别”“年龄”“家庭结构”等作为自变量,与“情绪症状”“行为问题”“多动症状”“同伴问题”“困难总分”等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排除“多重共线性”可能后,上述多个自变量对“情绪症状”的多元回归方程的“测定系数(R2)”仅为0.003,亦即表明这些自变量共同作用对“情绪症状”这一心理健康指标引起的变异仅为0.3%,所有预测变量显著性检验结果均不显著,即它们对回归模型作用有限。其中“父母外出打工”这一预测变量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绝对值只有0.019,甚至还小于其他预测变量(如性别的回归系数达0.050)。回归分析表明,“父母是否外出打工”这一预测变量对“情绪症状”心理指标影响不大。同样,上述多个自变量(预测变量)对“行为问题”“多动症状”“同伴问题”“困难总分”等方面指标的影响与“情绪症状”大致相仿,显著性水平也均未达到显著程度,在此不再赘述。总之,“父母外出打工”这一自变量对留守学生心理健康各项指标影响甚微。
访谈中我们也了解到,不少孩子在父母刚外出打工时确实感到非常痛苦和无助,曾经有对父母的怨恨和对周围人的疏离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慢慢理解了父母外出打工的苦衷,逐渐接受和适应了现实。例如,16岁的访谈对象小张告诉我们,母亲在其5岁那年病故,父亲常年在建筑工地打零工,三五个月回家一次,平时由祖父母照顾。小张年幼时很依恋父亲,不想让他外出,但愿望每每落空,曾经很抱怨,但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变得麻木,后来也就适应了。特别是看到父亲用打工积攒的钱为家里盖起了新房,怨气也就化为感激,理解了父亲常年辛苦劳累是改善家庭经济的无奈之举。由于缺乏父母辅导与监护,小张学习成绩不太好,对学习也不太感兴趣。初中毕业未能考上高中,但小张并未太沮丧和自暴自弃,选择进入职校学习一技之长,力求将来自食其力,让父亲早日回到家里团聚。尽管经历留守生活,小张心理健康并未受太大影响,性情还算开朗。留守经历尽管对孩子而言是痛苦的,对其成长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但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留守学生心理调节能力有所提高,未必一定影响心理健康。
(三)富裕家庭关爱缺失导致孩子心理问题更多
相比于父母外出打工,其他家庭因素对孩子心理健康的影响更大。调查发现,家庭关爱缺失并且经济条件特别优越的孩子,在心理健康多项指标上和其他孩子有显著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富裕”的学生,在“情绪症状”“行为问题”“多动症状”“同伴问题”“亲社会行为”“困难总分”等指标上均与经济状况一般家庭的学生有显著差异(p<0.05),前者都差于后者,详见表2。其中“情绪症状”“行为问题”“多动症状”“同伴问题”为中等效应值,“亲社会行为”和“困难总分”都已超过0.8,达到了科恩所界定的大效应值,这很能说明问题。
调查得知,有一位工程承包商的孩子,典型属于“富二代”。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忙于生意,孩子由爷爷奶奶照看,老人年事已高且没有文化,只能从生活上给予照顾。出于对女儿的愧疚和补偿心理,父母对于女儿的要求百依百顺,总是从经济上加以满足,却缺乏应有的教育。在长期娇生惯养下,她养成了极端任性、自私的个性,追求奢侈生活,怕苦怕累,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孤僻与暴躁,还用乱花钱报复父母对自己关爱不够。随着高中学习压力的增大,她感到无法适应,拒绝接受老师的批评教育,甚至与老师对抗。最后,发展到无法继续学习的地步,只能退学。调查中这样的“富二代”例子很多。可见,若缺乏家庭关爱和高明的教育技艺,富裕的家庭反而容易给孩子的成长带来灾难。
显然,影响孩子心理健康的因素非常复杂,简单归因于父母外出打工难以成立。尽管父母外出打工对于孩子健康成长不利,但将其作为孩子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并将留守孩子及其家庭贴上标签加以否定是以偏概全。
三、留守学生确实需要得到社会更多帮助与关爱
(一)留守家庭教育缺失,亲子关系受到影响
调查表明,在回答“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求助对象”这一问题时,有49.4%的学生选父母,只有1.8%的学生选其他亲戚。无论是否留守家庭的学生,首选的求助对象都是父母。显然,父母不在身边对于孩子会形成无助感。关于“愿意多花时间和谁相处”这一问题,有54.4%的学生选了父母,留守和非留守家庭学生的选择无显著差异。这说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对于亲子关系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留守家庭和非留守家庭学生独立两样本T检验显示,两者在“品德教育”和“亲子因子”上有显著差异,留守学生指标均差于其他学生,详见表3。
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均显示,隔代监护确实存在只是注重生活上的关心,忽视或无力对孩子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辅导功课的问题,也确实“容易导致部分留守儿童语言表达能力偏差、叛逆、任性、生活单调”。父母外出打工在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方面对于留守孩子的影响可能是深远和难以弥补的。
(二)留守家庭学生“亲社会行为”相对弱势
SDQ量表测试结果显示，在“亲社会行为”上,留守与非留守家庭孩子有显著差异(t=2.376,p=0.018,d=0.151)。留守家庭学生此项得分明显低于非留守家庭学生。同时,用“父母是否外出打工”作为预测变量,以“亲社会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回归系数达到了显著性水平,标准回归系数Bate=0.077；t(1005)=2.434,p=0.015<0.05,表明父母外出打工对孩子“亲社会行为”有影响。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些留守家庭孩子由于长期得不到父母关爱,同时又受歧视留守学生的舆论和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自卑心理和内向的性格,失去了原本的灵性和热情,这是导致其“亲社会行为”一项得分偏低的深层次原因。这一结果向我们提出了警示,若不及时关心、帮助、爱护、尊重这一群体,久而久之,其中一部分难免会对社会产生疏离感,难以融入社会,甚至产生仇视和报复社会的心态,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三)留守学生值得社会认同与关爱
农村留守孩子虽然比一般家庭孩子承受更多的磨难,缺少父母关爱,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逆境中自强不息。调查表明,留守学生在遇到失败和不顺心的事时,76.3%能很快或者较快恢复常态,一直耿耿于怀的仅占3.7%。对自己将来的升学和就业,54.2%的留守学生有把握或较有把握,没有把握的仅3.1%。84.5%的留守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有清晰或大致清晰的规划,仅15.5%没有规划。84.9%的留守学生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很乐观或比较乐观,表示悲观的仅2.1%。数据表明,尽管留守学生过早承受了生活的艰辛,但总体上心理还是健康的,对未来有信心。调查显示,不少留守学生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留守这段苦难的经历,以开放和面向未来的心态泰然处之,并以此作为磨炼自己意志的财富。他们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接纳、帮助和关心。
四、关心农村留守学生体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一)培育留守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促进他们社会融合
学校和社会应当为留守学生的健康成长承担更多的责任。要以积极心理学为导向,采用扬长避短的教育策略,发挥农村留守学生的优势和潜能。积极心理学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一种为了得到良好的结果而灵活自我调节的能力,即积极力量，人类会随着积极知识的增多而将这项模式本能化。从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农村留守学生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保持积极、健康、乐观的心态，也佐证了这种积极力量的存在。学校和教师可利用他们独立、抗挫、应激能力强等优势,为他们提供展现长处的机会和平台,引导他们正视并克服自己的弱势,在发挥自己长处为集体、他人服务的过程中体验成功的快乐,得到他人的尊重,进而形成积极阳光的心态。同时,要培育农村留守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教会他们用积极心理学的方法提高自身对幸福的感受力和对不幸的耐受力。从传统意义而言,幸福是通过一种单一的、客观的维度来加以界定的。然而,人们现在越来越普遍地认为,幸福这一概念不能仅仅通过物质或客观的维度来描述,幸福应该是多维度的,它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不仅可以用客观的维度来完善、补充幸福的内容,还可以用主观的维度来完善、补充幸福的内容,同时用主客观两方面的标准来衡量幸福。基于积极心理学思想,教师可从补偿角度启发、引导学生悦纳家庭及自我,以平和的心态看待自身弱势和周围环境,打开心结,消除被“污名化”的阴影,形成积极阳光的心态及和谐的人际关系,积极地融入社会。
(二)加强对留守家庭的帮助指导,补偿家庭教育缺失
留守学生的家庭教育缺失需要补偿,政府、学校和社会务必切实履行责任,帮助留守家庭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职责,也要鼓励社会工作者介入并发挥积极作用。《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教育行政部门要“支持和指导中小学校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心理、人格积极健康发展,及早发现并纠正心理问题和不良行为”。学校可借助现代通信手段建立学校、家庭和社区的网络,把握留守学生成长中的动态信息,让外出打工的父母及时了解自己孩子各方面的情况,并和学校、教师及社会工作者共同配合及时解决孩子的心理、生活、学习、思想品德、行为规范等各种现实问题。利用和拓展农村寄宿制学校监护职能也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重要途径。有的寄宿制学校对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功能补偿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值得借鉴与推广。学校还可以为留守家庭学生提供微课、慕课等信息化教育资源以弥补其家庭教育缺失等。此外,学校适时举办家长培训班,也能够为留守儿童隔代监护人等家庭教育能力不足者提供咨询和指导等。
(三)消除对特殊群体的习俗偏见,创建公平和谐环境
农村出现留守儿童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几亿农民为城市化所作出牺牲的冰山一角。然而,由于缺乏沟通和设身处地的了解,研究文献和社会舆论片面强调了农村留守儿童的负面问题和进城务工造成对农村的损害,忽视了农民的牺牲和无奈,也忽视了进城务工人员对城市发展的巨大贡献和他们对于城市建设的不可或缺性。因此,要公平对待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就要站在他们的立场换位思考,消除对他们的歧视和偏见,从批评、苛求、责难转变为理解、同情和肯定。要公正、客观地评价农村留守问题,为留守学生及其家庭去污名化,就要加强和留守儿童及其家长的沟通,及时了解并弘扬发生在他们中的充满正能量的故事。一是新闻媒体要加强对进城务工人员先进事迹的宣传报道,肯定他们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让留守儿童为父辈感到自豪和骄傲,并将其转化为对父母的理解和感恩,学习父辈艰苦奋斗、不怕吃苦的精神,进而将自己留守所经历的苦难作为磨炼自己意志的一笔财富。二是学校要为留守学生营造一个和谐的学习环境,促进留守学生和其他学生的融合。可通过各种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培育留守学生的亲社会行为,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自己的关怀,同时自己也能回报社会,从而克服因被“污名化”而产生的歧视知觉和自卑心理。三是学校和媒体要及时发掘留守学生中的先进事迹,积极引导舆论,树立留守学生逆境中自强不息的榜样,切实为他们去“污名化”,为他们成长创造一个积极而宽松的舆论环境,促进其社会融合。这不仅是保障留守学生健康成长和社会融合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本文来源于《中国教育学刊》2016年第四期，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