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民族性的重构——基于我国教育发展的多维度审视

导读

教育民族性是保持和发展一个民族具有“民族性”特征的教育乃至文化的核心，教育民族性的丢失往往会导致该民族教育和文化发展的“断裂”。教育民族性的淡化是当今我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必须引起警惕。

文| 陆道坤 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陈娜 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以多种方式对我国教育产生影响，不断地侵占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领域的空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国教育的民族性。2014年教师节，习近平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指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这一论断，折射出了教育民族性正在丧失和教育自觉不足的事实。国民党领导人连战的“台湾(地区)推行‘去中国化’教育，导致了受教育学生伦理道德观和历史观受到扭曲，造成了当下社会的不安定”论断，印证了上述观点。“去中国化”导致了教育民族性的淡化，远离民族性的教育很难说是“中国特色”的教育，缺乏“中国特色”的教育，绝非教育“中国梦”的目的地。教育民族性是保持和发展一个具有“民族性”特征的教育乃至文化的核心，教育民族性的丢失往往会导致该民族教育和文化发展的“断裂”。因此，推动教育民族性的重构显得重要而紧迫。

一、历史发展维度的重构：传承创新语境中教育理论的民族性生长

基于历史维度的教育民族性重构，涉及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发扬和创新的问题，即如何将历史的接力棒接下来、传下去，并结合时代特征和趋势加以创新，以使教育理论、制度和实践充分体现“民族之魂”的要求。作为教育民族性核心的教育民族性理论的重构，自然成为重中之重。

(一)辩证对待文化教育传统，推动教育理论的民族性传承

体系化的传统文化是对各个时代文化的浓缩和提炼，是对各个时代具有一定生命力文化的一种统合。民族性是传统文化的凝练，需要借助“人”的塑造得以传承和发展。毋庸置疑，教育自然而然地承担了文化传承和民族性塑造的重要任务。抛弃民族性的教育，无疑会割裂传统，往往产生教育理论无法适应民族教育发展的需求和教育理论无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等问题。实际上，基于本土文化传统建立和完善我国教育理论及研究的呼声早已有之。姑且不论民国时代的教育思想论战，单就20世纪末以来的呼声就不绝于耳。其中代表者有陈桂生、叶澜、鲁洁、项贤明等人。其中，陈桂生认为：教育学“中国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理论‘民族化’‘中国化’进程向教育学的召唤”。叶澜认为：“怎样从深层次上把民族文化传统、教育遗产与当代教育思想之间断了的‘线’重新联系起来，使之有机结合，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黄书光认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教育学’无疑显得十分迫切,应该对民族文化教育传统展开深层次的研究，真正做到融会贯通、古为今用。”

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有其时代局限性也有其内在的生命力，但“中国古代学术中无独立的、系统的教育理论专著这一事实,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形态缺乏学科分化的一种表现”。其中部分思想、理论、方法等仍然具有现实价值和意义，部分思想理念和方法对现代教育理论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部分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需要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分析，发掘其具有显在价值和潜在价值的部分，是进行教育传统整理和教育民族性建设的重要工作。结合时代需求，以“扬弃”的手法对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进行传承和创新，是教育理论民族性建设的重中之重，如使中国传统的教学论、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体系等焕发新生。毋庸置疑，传统教育理论中很多成果与现代教育理论是不谋而合的，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所谓“扬”，就是将那些具有极大价值和规律性的思想、理论、制度以及能够在新的条件下变通运用的精华加以继承，并结合今后的教育加以创造性运用。所谓“弃”，是指对那些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已远远失去生命力和适用性的教育制度、思想、理论加以抛弃，如体罚等理论。

(二)服务与引领社会发展，推动教育理论的民族性生长

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历史积淀性要求在教育中加以体现，民族心理的塑造，民族价值观、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形成同样依赖于教育民族性的理论和实践。换言之，国家的文化和传统要求教育民族性与之对应，民族品行的塑造、民族认同度的提升、民族整体意义上的复兴，都需要借助教育民族性建设加以推动。而今后的教育民族性建设除了承前还要启后，即着眼当下和未来，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且具有时代性和鲜活生命力的教育民族性理论建设为目标。立足今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教育理论民族性的生长，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针对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要求，建设具有民族性特征的教育话语体系；二是围绕教育改革需求，完善具有民族特征的教育研究体系；三是服务中华民族复兴，完善民族教育价值体系。教育理论的民族性生长，将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功用：推动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实现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引导个体的成长。首先，推动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回归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新趋势，而这种“回归”并不是如很多国学教育所弘扬的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的再现，其实质上需要的是一种更高程度的“复归”。因此，教育理论民族性生长的首要工作就是将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与现代教育改革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秀民族文化基因合时代的新发展。其次，实现民族精神的塑造。中国精神塑造民族之魂是时代的要求，因此也对教育民族性理论提出了要求，即把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借助教育民族性理论体系的建设和教育活动的开展，实现民族精神的塑造。再次，推动个体的合民族性发展。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教育体系，塑造具有中国精神的国民是今后中国教育的努力方向，因而也对教育理论体系建设提出了要求。建设起充分体现民族性要求，并服务于民族性传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成为今后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

(三)将传承与创新有机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

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来说，教育理论体系建设往往面临着继往开来和博采众长等多方面的问题。对我国数千年教育精华的传承，是构建中国教育民族性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但传承并不意味着教育理论要背负沉重的历史积淀，简单地将传统的精华以理论(学派)的形式传递。作为具有重要实践品格的教育理论，关键在于对传统理论继承与传递的同时，将其中的精华与时俱进地以新的形式和方法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去，并在教育实践中推动传统的发扬。因此，在教育传统的继承过程中，必须以创新的思维、方法和手段，创造教育传统生长的新形式，推动教育传统与当代教育理论的有机结合。

具体而言，在中国传统教育精华基础上建立教育民族性理论体系，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创新：传统教育方法体系的创新、传统教育内容表现形式的创新、将传统教育评价精髓创新地融入现代教育评价体系等。首先，赋予传统教育方法体系新的生命意蕴。即如何将传统教育方法体系与学生发展特征、时代文化背景、社会发展背景、社会发展需求等结合起来，通过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探索和尝试，构建体现民族性和时代性有机融合的教育方法体系。以德育方法体系为例，鉴于社会转型期间社会诚信的缺失及其对学校的影响，可以创新传统德育方法，结合学生的发展特征，以“主题活动”或者“校本探究”等方式，寓教于乐，推动诚信教育，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结合现代教育需要，构建传统教育内容新的存在形式。毋庸置疑，传统文化对民族品行的塑造功能正在减弱——价值观、心理基础、思维方式、道德体系、行为规范的“民族”特征都在淡化。教育内容方面的“去中国化”是导致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求今后的课改以创新的方式将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全面渗透在学校教育内容体系中,如将中国传统教育内容活动化、仪式化等。再次，将传统教育评价精髓创新地融入现代教育评价体系中。当下我国教育评价理论体系“西化”和“量化”特征非常明显，未充分考虑到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教育评价中的“水土不服”领域(即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性中存在着难以用西方教育评价工具进行描述的单元)，尤其是涉及人的发展的方面(如道德发展层面)。因此，将传统的教育评价思想精髓与今后的教育改革发展结合起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评价体系是创生民族化教育评价理论体系的根本。

(四)协调“中”“西”，激发教育民族性理论的生命力

如何处理中外关系是教育民族性理论建设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命题，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真正保证教育民族性理论的生命力。面对教育理论体系建设的“西化”倾向，鲁洁认为，企图用外来文化取消和代替中国固有文化的想法和做法,只会为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设置障碍,不利于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民族自尊自信心的确立。教育学的各种学术流派的产生无不与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相联系，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化教育传统,这种文化教育传统不可避免地会铭刻在每个个体的心灵之中。因此，教育学理论的构建必须立足民族文化传统。项贤明认为，西方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倡导了一种让西方文化合法地深入本土文化骨髓中去的价值立场,隐蔽地拒绝了传递我国文化传统。而在我国历史与现实教育实践的土壤中，发掘和生发教育学智慧努力“本土化”才是教育理论的根本出路。因此，只有立足本国实际和教育传统，面对本国教育的任务和民族国家的教育需求，以“我”为主，博采众长，以博大的体系和包容性将西方的教育理论和经验的精华纳入本土化教育理论体系建设中，而不是将理论建构建立在西方基础上。唯基于此，才有可能实现中西结合，也才可能激发教育民族性理论的生命力。

二、教育互动维度的重构：民族特色的教育制度体系建设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球化正深刻地影响着文化教育。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涉及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和教育活动多个层面，严重地威胁着教育民族性地位。但必须注意的是，教育现代化不等于教育西方化，教育全球化也并不是一体化。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也就有着不同特征的教育。在当今世界，文化越具有民族性，才越具有世界意义。教育也是一样。正是因为教育具有民族性，才有国际交流的必要。应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教育的实际，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最终实现有中国特色又兼具全球化特征的教育现代化。因此，教育民族性理论建设需要立足本土并采取中西结合、要立足当下并采取古今结合的方式进行，当下的教育制度建设亦是如此，当然其中最为关键且最为重要的就是科学处理全球化与自我发展的关系，即对接国际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发展。历史有力地证明，全盘西化和故步自封都是不合乎社会发展之需和教育发展规律的。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既不崇洋媚外、妄自菲薄，也不故步自封、目光狭隘，构建本土化教育制度体系是对我国教育界的一个重大考验。

(一)以“我”为主的指导思想：从全盘西化到自我认知

全盘西化的教训是十分沉重的，这一点已经被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所证实。多次西化错误的根本在于指导思想层面，即企图以西方的教育理论、制度来实现中国教育的发展。在这种指导思想下，照搬西方教育制度和做法的行为不断上演。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且拥有自身教育哲学体系和成熟的教育制度与经验的国家来说，全盘西化所引发的思想层面的“抵制”及其所导致的“水土不服”是显而易见的。而清末“中体西用”指导思想下的教育制度体系建设虽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但至少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经验，即以我为主并借鉴西方的教育制度、经验、做法较为适合中国国情。从这一经验可以得出这样的启示：构建适合我国教育发展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新的教育制度,需根植于全面的自我审视和客观的国情分析。鉴于此，形成以“我”为主的教育制度体系建设指导思想，实现西方教育制度与我国本土教育需求的有机结合是十分必要的。所谓以“我”为主，即基于本国教育实际的全面自我审视、自我反省，将我国古代教育制度的精华融入今后建设符合中华民族发展需求的教育制度中，并将西方教育制度的精华“拿来”，进而建立真正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教育制度。

(二)以“本土化”为旨归，推动教育民族性制度体系设计

印度裔文化人类学家阿尔君指出：“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这里所说的“同质化”即全球化与普遍化，“异质化”即民族性和本土化追诉。全球化并不是西方化，而是西方化的终结，其本身是各种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存在的过程，是文化差异、文化多样性、文化多元化的过程。本土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在不断创新中保持自己和巩固自己的过程，它不是一种静止的存在、凝固的存在，它只能在对外开放中保持自己、在文化碰撞中发展自己、在文化冲突中证实自己。解决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化冲突的最根本方式应该是二者的融合，也就是全球化的本土化和本土化的全球化。因此，“本土化”包含了“民族化”且以其为中心，“本土化”的制度体系建立在民族性制度基础上。

就今后教育制度体系的“本土化”而言，关键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突破：“学校管理制度的本土化”“课程与教学制度的本土化”和“教育评价与人才选拔制度的本土化”。当前，我国学校内部管理的“科学化”“精致化”的特征逐渐显现，学校管理“企业化”趋势十分明显。以“利益”为基础的企业管理是否适合我国的学校管理自不待论，这里必须反思的是过度的科学化、精致化管理，是否削弱了学校的“人文”色彩？中国传统教育管理中“重道德轻功利”以及重人文的特征，逐渐被功利化的管理取代。“学校管理制度的本土化”要求在教育管理制度的制订和实施中，摒弃以升学为中心的“效益”思想，注重学生个体发展、教师发展、学校发展乃至教育的长远发展的“过程”管理。要求管理中充分吸纳传统教育管理中适合“中国人”的柔性因子、人文因子以及道德管理因子。所谓“课程与教学制度的本土化”是对过于西方化课程的一种抵制，以作为主科的“英语”为标志的西方文化课程及内容大量进入中国教科书，而代表中国文化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内容则逐年缩减，由此也引发了习近平所提出的“去中国化很危险”的担忧，因此必须通过内容调整、呈现方式调整和课程“校本化”等方法推动课程本土化进程。教育评价制度的西化和科学化的倾向与人文色彩浓厚的中国文化存在着一定的不适应，无论是侧重质性评价的西方评价制度还是侧重测量化的描述性评价，都无法有效地描述中国学生的品行发展。如道德品行的评价，这是西方教育理论所无法解决的，也是近年来我国教育制度中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同时，人才选拔制度的“一考定终身”也屡遭诟病。我国在传统考试选拔与评价制度的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察举制、科举制度的殿试等，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其中的合理因素应当被纳入我国现代教育评价与人才选拔制度的本土化建设中。

(三)正视“全球化”，促进教育民族性制度体系的合趋势发展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抵挡的趋势，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面临着如何实现特色化发展的问题，无论从文化安全的角度还是从民族性建设的角度来看皆是如此。“全球化”与“本土化”冲突的客观存在，也对教育合民族需要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解决二者冲突的根本手段在于推动彼此的融合，融合的根本在于将“全球化”的要求、国外教育制度的积极因素纳入“本土化”制度建设中。首先，以有选择的借鉴态度对待国外教育制度。随着大量国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体系等不断被引进，“鱼龙混杂”状况的存在已成常态，甚至存在着未经实验和论证直接将某些做法和经验“照搬”进教育制度建设中的趋向。因此，应根据我国的实际需求和教育发展态势，结合本国人民的心理基因和教育民族性建设所需，对国外教育制度进行系统分析，将国外教育制度中与我国今后发展相匹配的积极因子、做法和经验提炼出来，进而为本土化教育制度建设提供智慧支持。其次，立足本国教育体制改革，逐步将国外教育智慧植入“本土化”教育制度体系建设中。国外教育智慧何时、以何种方式引入，是本土化教育制度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按照“理论—实践—理论”的实践路线，将合乎我国的教育智慧植入本土化教育制度建设，是值得尝试的方式。这一方式要求将国外教育制度以“试点”的方式引入，在实践中对其进行“检验”“改造”乃至“创新”，上升为新的教育智慧并植入本土化教育制度建设中。再次，依托全球化、立足“本土化”形成开放的制度更新体系。“本土化”的教育制度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仅需要将我国传统的教育智慧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建设结合起来，更需要动态、同步汲取国外最新教育制度的积极因子和成功经验。因此，必须以开放的思路和手法建设本土化教育制度体系，以保证教育制度体系的合民族性、合时代性并与世界教育发展同步。

三、实践发展维度的重构：教育民族性在教育中的推进

通过实践活动的开展，推动教育民族性建设的落地是理论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最终追诉。只有通过实践活动的开展，教育民族性建设才能够真正起到推动民族精神建设和践行的目的。

(一)教育民族性实践的逻辑：基于“实践—反思—实践”的设计路线

无论是理论建设还是制度建设，都必须落实到实践活动中，即用以指导民族性建设。教育民族性的实践活动主要分为教育教学、教育研究、教育管理和教育评价四个方面，旨在将教育民族性理论和教育民族性制度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升华，以实现“中国心”的民族人的培养。无论理论还是制度，教育民族性建设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于实践，即通过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提升，进而实现受教育对象的民族性品格的塑造，以培育民族情怀形成民族心理基因，造就有“中国心”的民族人。教育民族性的理论和制度必须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并在实践中自我修正和完善，即教育民族性理论发生作用的方式和途径的评价和选择、在不同教育领域(阶段)及教育对象的切入点的评价和选择、教育民族性理论与教育实践活动结合的模式评价与选择等都需要借助实践。而教育民族性制度的实施、反馈与评价、自我修正等方面，也必须在实践中完成。二者基本都遵循了在“实践—反思与修正(自我调适)—实践—再完善……”的动态发展路线，这一路线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核心思想，是教育民族性实践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当然，教育民族性理论的自我完善以及教育制度体系的自我调适还必须遵循“试点—推广”的原则，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进而逐步向更大范围推广。

(二)教育民族性实践的指针：以“民族性”为本位的教育理念

教育综合改革是推动我国教育转型的一项重大举措，相较于以往改革重“术”而轻精神层面的倾向，本次改革将凸显极强的系统性，即从思想层面、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进行全面改革。而教育实践活动则是思想、制度的集中体现，其形式、效果都对教育改革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决定着教育改革能否成功。因此，教育民族性实践活动必须与教育综合改革“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渗透”在改革活动中，即立足教育发展的背景将民族性的基本要求以“鲜活”的方式融入教育改革中，融民族性与时代性于教育改革之中。蕴含了教育民族性的实践，并非仅仅限于国学经典诵读。蕴含了教育民族性的实践活动，必须与时代性结合起来，即不仅仅利用现代化的信息载体，同时还将民族性教育与具有时代性的“流行”活动形式结合起来，并根据不同年龄群体、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群体分层分类，使教育民族性内容在形式上得到受众的“悦纳”，并逐步产生全面深刻的影响。而不是以传统的方式“特立独行”地影响教育,这样往往会适得其反。此外，教育民族性还必须以多种方式进行渗透，其中重要者如教育仪式化、通识课程化、主题活动化以及社团化，甚至可以引进文艺表演、开设文化对比讲座等形式，推动教育民族性与教育“国际化”的统一与融合，培养具有民族情怀和国际视野的中国人。

(三)教育民族性实践的推进：依托“适应—创新—引领”的实施模式

如前所述，教育民族性实践最终必须融入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而教育民族性实践对教育教学改革将从适应逐渐借助创新过渡到“引领”。即从改变因“特立独行”而导致的“被排斥”的局面开始，逐步融入教育教学改革实践中，并在“被接纳”的基础上逐步实施“创新”，进而实现对教育教学活动实践的“引领”，真正使教育民族性成为教育实践的重要“精神”甚至是“灵魂”所系。具体而言，对教育教学改革的“适应”主要指从形式、内容、方法等方面的改革，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教育民族性的要求渗透于教育实践活动中，以消除因简单的国学经典“诵读”方式而引发的“排异”现象。而对教育教学改革的“引领”则是教育民族性实践活动的根本指向，需要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这种创新是结合教育发展趋势和需求、学校教育的不同阶段和形式，从形式、内容、方法等方面对教育民族性实践进行“分层分类”的创新。即根据幼教、中小学、高等教育等不同教育阶段和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状况和教育改革实际进行教育民族性实践创新，以引领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将教育民族性要求落到实处。就当前的教育民族性实践来看，解决“适应”问题是最重要和最紧迫的，而其突破点则在于以“改革”的手法，将教育民族性要求贯彻在教育教学、教育研究、教育管理、教育评价、教育交流等方面。使教学活动中闪烁着民族性的光芒，教育研究有民族性的领地，教育管理体现人文色彩，教育评价体系蕴含传统评价(方法、手段)精髓，教育交流中坚守民族性立场，以“我”为主并兼收他民族教育精华。而对教育改革的“引领”则是教育民族性实践的最高追求，即在“适应”阶段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的创新将教育民族性要求转化为教育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实现对教育领域的全面和持久的引领。

本文来源于《中国教育学刊》2016年第五期，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