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 教育家的“群生现象”及启示
历史上的教育家常常成群出现在某个时代、某个区域或某个学派。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教育家群生现象”。教育家“群生现象”的产生，既缘于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外部环境相对宽松，民间私学发达，师门或家庭影响较大等外在大环境的催生；又出于个体的优势条件，厚重的个人学术积累，勇于探索的践履精神和良好的人格修养等内在个体素养的驱动。
文 | 周洪宇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鲍成中 浙江省永康市明珠学校执行校长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崇高的人格、闪光的思想、丰硕的业绩行走在传道、授业、解惑、育人、文化传承和思想创造的历史大道上，以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守望着人类的“精神家园”，这群人叫“教育家”。纵览中外教育史，翻开有关的教育家辞典，一串长长的名单跃然于目：《中外著名教育家事典》中收录了教育家250位；《中外著名教育家大全》中收录了教育家255位;《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中收录了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100位；《教育大辞典》中收录了教育家819位。通过细致梳理发现，历史上这些教育家常常成群出现在某个时代、某个区域或某个学派。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教育家群生现象”。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群”是人的社会性的一个重要属性。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教育家也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群体。那么，何谓教育家群呢？有专家指出，教育家群体是与教育家个体相对应的概念，指出生于同一时代或同一地区，或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一群具有相同身份、相同旨趣、相同期待和团结感、归属感的教育家的合成体，是连接教育家个人与社会的桥梁，也是教育家个体与整体之中介。我们认为，这个概念的阐述比较充分地诠释了教育家群的内涵与外延。
纵览中外教育史，教育家群是教育史上的重要教育现象，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我们认为，中外教育史上的教育家的“群生现象”，可以划分为五种类型。
（一）以学派为核心的教育家群
“学派”一词的英文为“school”(它与英文“学校”同音异义)，德文为“schule”,法文为“e'cole”，皆源于希腊文“skhole”一词。在《辞海》中，“学派”一词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在中外教育史上,以学说师承为核心的教育学派层出不穷、百舸争流。因而，以教育学派为核心的教育家群成了教育史上最靓丽的风景。
在我国的历史上,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初的教育群，出现了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首的墨家学派等九种著名的流派。其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持续时间之久、影响之大，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少见的。在我国近代，由于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及特殊的政治环境，出现了诸多的教育流派。“在我国历史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期间，受时代政治经济生活的推动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各种教育思潮和流派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并交相激荡，渗透融合，形成纷繁复杂、沸沸扬扬的态势。经世致用教育思潮、洋务教育思潮、维新教育思潮、民主革命教育思潮、反复古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三民主义教育思潮、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潮、美感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教育独立思潮、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平民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乡村教育思潮、生产教育思潮、生活教育思潮等,各持所论,此起彼伏,涨落兴衰,树帜众多,对我国近现代教育改革与发展和教育走向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涌现了几百位著名的教育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有严复、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成仿吾等大教育家。这些以学派为核心的教育家群,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近代教育、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在国外，以学派为核心的教育家群是教育家影响社会的最主要形式。纵览外国教育史，教育学派主要有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泛智主义教育思想、要素主义教育思想、改造主义教育思想、存在主义教育思想、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等，以这些教育学派为平台，形成了一大批教育家群。诸如以赫尔巴特为核心的赫尔巴特学派，“赫尔巴特学派是指以宣传、介绍、普及赫尔巴特教育教学理论为己任的一批教育家群体。他们分布于德国、英国、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其代表人物收入《教育大辞典》的有：德国教育家斯托伊、齐勒尔、莱茵，匈牙利教育家菲纳慈，美国教育家麦克麦利(哥)、麦克麦利(弟)、德加莫，日本教育家谷本福”。正是在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家们的影响下，赫尔巴特学说从备受冷落到风靡全球。
（二）以地缘为核心的教育家群
教育家群形成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以地域为核心。由于受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产生了教育家集中在某一个区域内出现的现象。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分析道:“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在宋代,更是形成了以地域为特征的教育家群体，如胡瑗的湖学、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吕祖谦的金华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叶适的永嘉之学等。
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更是形成了地域特征明显的教育家群。其中，尤以江浙沪地区最为引人注目。《教育大辞典》收录了从1840年到1921年出生的教育家共有228位，占整个辞典收录的教育家总数(398位)的57.3%。而在近代的228位教育家中，江浙沪教育家有95位，占228位教育家42%的比例，形成了庞大的江浙沪教育家群。涌现了马相伯、劳乃宣、张謇、蔡元培、章炳麟、王国维、郭秉文、鲁迅、俞子夷、蒋梦麟、黄炎培、经享颐、马叙伦、陈鹤琴、叶圣陶、钱穆等为代表的教育家群。另外，在228位近代教育家中,两湖地区的教育家共有42位，闽粤台地区的教育家共有37位。可见，教育家群的出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三）以血缘为核心的教育家群
在中外教育史上,有许多父子、兄弟以血缘关系形成教育家群。在我国教育史上，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教育家群比比皆是，成为我国教育史上一道特别的风景线。诸如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陆九渊兄弟五人(其中三人最为著名，被称为“江西三陆”)、胡瑗和四个儿子(长子胡寅、次子胡宁、季子胡宏、从子胡宪)、吕祖谦世代17人、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等均为教育家。
在外国教育史上，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教育家群也是随处可见。例如，美国著名教育家麦克默利兄弟，他们二人均为美国赫尔巴特学派的主要创始人，组织和领导了“美国赫尔巴特俱乐部”(全国赫尔巴特科学研究会)，推动了美国教育的发展。前苏联大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和他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基·卡娅也是如此。苏霍姆林斯基·卡娅作为教育家，不遗余力地研究和推广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为世界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以某个时代为核心的教育家群
我国教育史上先后有三个时期涌现出了教育家群：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教育家群，又称为“轴心时代的教育家群”，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私学大师，如孔子、孟子、老子、墨子和荀子等。他们开宗立派，提出各自的思想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第二次为两宋时期的教育家群，在宋代的320年中出现了近百位著名教育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吕祖谦、陆九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第三次为近现代教育家群，出现了数量庞大的教育家，犹如星空的繁星，照彻着华夏大地。
同样，在外国教育史上，也出现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教育家群。首先是古希腊教育家群，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等开创性的教育家。其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群，出现了维多里诺、伊拉斯谟、拉伯雷、蒙田、托马斯·莫尔、丁·路德、加尔文、罗耀拉、培根、夸美纽斯等教育家。再次是近代教育家群，著名教育家有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福禄贝尔、欧文、第斯多惠、斯宾塞、乌申斯基、杜威、克伯屈等。最后是现代教育家群，主要有布鲁纳、布卢姆、罗杰斯、赞可夫、巴班斯基、苏霍姆林斯基、瓦根舍因、皮亚杰、洛扎洛夫等。
（五）以共同愿景或某种社团为核心的教育家群
以共同愿景而走到一起的教育家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类教育家群。他们为了共同的教育理想，聚集在理想主义的大旗下，形成教育家的智慧合力，推动着教育的进步与发展。在我国近代，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教育家们扛起“教育救国”的历史责任，纷纷走到了一起，形成了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教育改革和实验的教育家群。诸如乡村教育家群、生活教育家群、平民教育家群、工读主义教育家群等，这些教育家群的形成，促进了我国近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在我国教育史上，还有一个独特的“苏州中学现象”，1927年，爱国教育家汪懋祖组建苏州中学，在汪懋祖带领下的苏州中学,大师云集。王国维、钱穆、吕叔湘、颜文樑、吕思勉、胡焕庸、孙起孟等云集于此，蔡元培、胡适等亦曾到苏中讲学、授课。苏州中学这种“群居”教育家的现象，就是源于汪懋祖的办校愿景，正是在他的理念感召下，教育家们才纷纷聚集到苏州中学。
还有一种是以社团或其他组织形式形成的教育家群。诸如在我国近代史上影响较大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就是当时著名教育家的聚集地。1921年12月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九名董事为蔡元培、熊希龄、张伯苓、汪兆铭、黄炎培、郭秉文、李建勋、袁希涛、范源濂，名誉董事有杜威、梁启超、严修、孟禄、张謇、张一麟、李石曾，主任干事为陶行知。这些教育家都是在当时声名显赫的大师。
历史上的教育家“群生现象”何以会产生呢？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群生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因素。通过分析教育家“群生现象”，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教育家“群生现象”，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一）外在大环境的催生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需要是人从事一切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是生产的前提。马克思说：“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可见，教育家“群生现象”的出现，是由教育家们所生活的特定时代的客观环境需要所决定的。
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通过对教育家的经历、教育思想和活动等进行研究发现，教育家“群生现象”基本上都发生在社会重大转型期，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处于较大的承上启下的阶段。在这种背景下，教育家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以“铁肩担道义”的教育家精神，以教育为手段，改良社会，引领文化。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在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王室衰微，学术下移民间的背景下，一些有志之士通过教育来拯救“礼崩乐坏”的社会，于是出现了私学的蓬勃发展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最终碰撞出了开宗立派的大师级的教育家群。再如，我国近代19世纪中叶，僵化且落后的“天朝上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炮声中，被打开了大门。“西学东渐”“割地赔款”，接踵而来的各种奇耻大辱，让古老的民族从梦中惊醒，一股“救亡图存”的浪潮风起云涌。教育家们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救亡图存”“救亡图强”“教育救国”为使命，创新学、开实业、讲新论、育新民、图自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中，涌现出了我国教育史上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成果最丰硕的教育家群。
外部环境相对宽松
在这些教育家群集中涌现的时代，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教育家成长的环境是适度自由的，政府对思想和学术的管控相对弱化，整体上政治气候、社会思想、学术氛围都适合教育家成长。教育家们可以把自己的抱负得以实践，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或观点通过期刊、演讲、专著等形式展示出来,影响社会。例如，美术教育家刘海粟，他出生于1896年，16岁(1912年11月)在上海创办现代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并任校长，首创男女同校，采用人体模特儿和旅行写生，被责骂为“艺术叛徒”，但得蔡元培等学者支持。1918年到北京大学讲学，并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1919年到日本考察美术教育，回国后创办天马会。再如，陈时1891出生，1907年留学日本，1912年5月与其父创办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前身)，其父任校长。1917年陈时继任校长。正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学术自由的气候，才给教育家们施展抱负提供了舞台。
民间私学发达
在历史上，有几种教育家群涌现的时代都是民间私学非常发达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民间私学逐渐兴盛，以至于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两宋时期，民间书院、精舍、家学、家塾等都非常兴盛,以至于两宋成了我国历史上难得的“文化教育的盛世”。在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各种新思想、新实验纷纷登场，个人办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出现了私学发达于公立学校的现象。正是这些民间私学的发展，打破了“天下教育一元”(国家办教育)的“沉闷的空气”和“一潭死水”的局面，给教育带来了新鲜空气，让一大批教育家呼吸着“新鲜空气”茁壮成长。
师门或家庭影响较大
师承关系和良好的家庭氛围也是教育家集中涌现的一大原因。一个大师，以其人格、道德、学术影响一大批弟子及再传弟子，推动教育及社会的发展。诸如孔子的学说，通过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的传播，一直延续到现在，孔门教育家层出不穷,影响深远。再如，在我国近代，美国教育家杜威对我国教育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位外国教育家。原因在于杜威有一批中国的教育家学生，这些学生包括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等。另外，家庭对教育家的成长也具有特殊意义。一个家教严格、文化积淀深厚、充满道德正义感的家庭，往往能出大才之人，能出大教育家。一个家庭出了著名教育家，往往能带动家庭其他成员的效仿和承继。例如，我国历史上众多的父子教育家、兄弟教育家等，都是受良好家庭之风的影响，才出了教育家群。
（二）内在个体素养的驱动作用
个体的优势条件
中外教育史上著名教育家们有一个基本共性：喜欢教育、热爱教育，甚至痴迷教育。这就是个体先天性的天然的教育家秉性。同时，一个人成为教育家与其出生的家庭及社会关系都有一定的影响。历史上，出生教育世家或者书香门第的人，成为教育家的比例较大。诸如江浙教育家群就是这种情况。此外，成为教育家还与个体的品行紧密相联，如具有勤奋、刻苦、坚毅、执着、富有理想、有责任感等优秀品质基因的人，也往往通过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成为教育家。这些因素就是历史上教育家群所呈现出来的“教育家密码”。
厚重的个人学术积累
纵观中外教育家，他们基本上都是自幼就接受了良好教育，受教了众多名师大贤，积累了个人的学术资本。在古代的教育家群中，他们都是时代的杰出人士，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近现代，我国的著名教育家基本上都出自著名大学，甚至曾在国外留学。据统计，从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学生到1949年为止，中国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取得各种学位资格的毕业生达373名。其中涌现了诸如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陈鹤琴等一大批杰出教育家，形成了中国近代著名的“哥伦比亚派教育家群”，成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和实验的中坚力量，对推动社会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人，个个都是学术大师、著名学者，学术成果丰硕，影响力较大。可见，一名教育家须有厚重的个人学术累积，才能有做教育家的底气。
勇于探索的践履精神
纵观历史，著名教育家都是实践家、行动家，而不是空想家、“嘴皮家”；不是由政府培养出来的，更不是由政府评选出来的，他们是“知行合一的代表”。他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用教育实践推动教育进步和社会发展。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他从金陵大学去美国留学，开始学的是市政专业，但感觉学习市政是为了做官，便改学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救国救民，希望通过学习美国的新教育来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回国后，先在南京高师当教授，为了平民教育，他毅然脱下西装皮鞋走进乡村，他放弃高官厚禄走向劳苦大众。他先后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创立了“生活教育理论”，成为“新中国教育学的源泉之一”。
良好的人格修养
教育是道德的事业。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都是做人的榜样、道德的楷模。他们都淡泊名利、静心治学，而且具有勤学、质疑、谦虚以及自由讲学、相互交流等良好的学术品质。一个人的成长往往影响一大批人的成长、成功。这也是历史上形成教育家群生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反而观之，历史上教育家大规模涌现的时代，教育家们都具有良好的个人人格修养。在教育家群“人格修养合力”的影响下，那些时代基本上都是学术开放、学风纯正的时代，做真学问、解真问题、思真民生成为教育家们守望的教育情怀。以上两方面的因素，促使教育家群在历史上不断呈现。反之，在历史上没有出现大规模教育家群的时代，基本上都不具备这两大因素。因而，我们可以用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来观照我国当前的“教育家办学”，也可以很好地回答“我国当前为何缺少教育家”。
时下，“教育家办学”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呼声。“教育家办学”是温家宝总理2003年提出的重大教育命题，总理先后七次强调“教育家办学”及“培养一流教育家”。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也提出要“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而中外教育家“群生现象”对当今教育家群的诞生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引和实践指向。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着重大的转型和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积极吸纳中外教育史上教育家“群生现象”的有益经验，为我国的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一）注重政策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构建
盛世平庸：注重唤醒和重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
目前，我国出现了难得的“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人民安居乐业”的“盛世”景况。特别是近年，我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但是，当前的中国出现了“盛世的平庸”的尴尬窘况：当前我们面临着普遍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人类的公平、正义、平等、自由、尊严、道德、诚信等普适价值观被异化，金钱、物欲、权术等成为人们的“崇拜图腾”。因此，重构精神信仰体系和道德体系成为我国当前非常紧迫的课题。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首要的任务就是唤醒和重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
那么，何谓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我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就是一种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表现为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学术净土被权力和金钱腐蚀。我国当前学术腐败已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在这样的“学术生态”下，当今的“教育家群”何以能够出现？首先，唤醒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儒士”精神，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回归，让沉睡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觉醒，让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学术道德回归。其次，坚守中国文化之根，融合中西文化。在注重中华传统文化学习的同时，积极吸纳一切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成为一批具有“全球视野、本土实践、人类情怀”的教育家。再次，重塑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让创新创业成为新时代教育家的重要品质，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最后，重构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让信仰教育和敬畏教育成为校长群体和教师队伍的主流价值观，遵守教育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抛弃功利思想,坚守育人为核心，把学校办成师生心灵舒展的精神家园和幸福乐园。
张弛有度：建构适度宽松的教育政策空间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管控过严是出不了教育家群的，也出不了大师；只有适度管理，教育家才会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因此，政府要给予适度宽松的教育政策，打造“有限政府”，而不是“全能政府”。第一，实行“管办分离”，实现“各就其位，各尽其能，各美齐美”,政府办教育、教育家管理教育、社会第三方评价教育，打破目前的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角色，精简机构，转换身份，强化服务，注重监督。第二，培育良好的环境，加大舆论支持。教育家的成长需要良好的环境，一方面，要营造尊重教育家、依靠教育家的良好舆论环境；另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学术土壤，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道德环境。第三，政府简政放权，赋予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使校长和教师能够大胆实验，大胆实践，逐渐形成自己的办学思想、办学风格、办学特色。只有这样，教育家才有成长和发展的政策空间。
因革损益：注重民间办学力量和发展私学
我国的私学历史悠久，时间跨度上溯西周下迄今天，历时2000余年,办学经验丰富，影响之深，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到了今天，全国上下基本上是“政府办学”的垄断局面，民办教育却在艰难中摸索前行。“政府垄断”产生不了竞争和对话，也产生不了新思想、新观念。这就导致我国当前一种现象的出现：我们有的是“政客式”“官僚式”“商人式”的校长和教师，却缺少教育家。因此，目前对我国教育来说，重要的是大力发展私学，形成公私互补的多元化的办学模式，改变政府“一元化”办学模式，给予民办教育“平等主体”的地位以及民办学校教师的权利保障。
孔子提出的“因革损益”的观点，对我们今天发展私学具有重要意义。“因革损益”就是继承过去好的传统和做法，扬弃与时代不适应或者不相融的元素，创新发展今天的私学。政府已经意识到发展私学的作用，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文件，但私学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我们要深入探究其中的内涵，促进我国私学蓬勃发展，使其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半边天”。
回归本源：注重教育“去行政化”的实效性
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尊重人、发展人、成就人。但是，在当前教育行政化的背景下，是官员办教育而非教育家办教育。温家宝总理说，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纲要》中提出,“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但是，几年过去了，教育“去行政化”依然步履维艰 。因此，我们呼吁加大“去行政化”的力度，增强工作的实效性，让国家的规划逐渐变成现实，而不是写在纸上。
中道和合：注重多元化评价模式的建构
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被喻为“现代科举制”的“应试教育”严重束缚了教育家的成长时间和空间。“一切向分数看”“以升学率作为衡量一所学校优劣的标准”“以教学成绩考核教师是否优秀”等，导致广大教师功利主义思想的滋生，不能让校长和教师静下心来按照教育规律去做教育，也造成教育家群不能诞生的困局。温家宝指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当前迫切需要把教育从应试和高考指挥棒下解放出来，解放学生、解放教师、解放学校。只有这样，学生、教师、学校才能按素质教育的要求去学习、去教学、去管理，真正提高教育质量。”因此，评价教师的方式要积极吸纳我国古人“中道和合”的思想，从“一元化的分数评价”走向“多元化的素质评价”或“综合性评价”，把教师从分数中解放出来，“做真教育,育真人”。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机制，引领和激励教育家成长，最终形成庞大的教育家群体。
吐故纳新：正确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学术被殖民化”是我国当前一种非常可怕的学术现象。从近几十年国内学术的发展来看，我国基本上是移植、模仿、抄袭外国人的思想、理念、技术，出现了“言必称西方、引必自西方”的现象。中国学者成了“知识商贩”，而不是“知识创造者、生产者”。这也是我国现代教育家稀缺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中外教育史来看，几千年涌现出来的教育家群，都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能够海纳百川，能够处理好“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关系。最为典型的就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他自幼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接受西方教育，特别是深受教育大师杜威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回国后，积极实践杜威的教育思想，最终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把杜威的教育思想翻了一个跟头，创立了著名的生活教育学说。我们从陶行知的身上可以看出，本土化与国际化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因此，我们要树立“全球化思想，本土化实践”的全球本土化的理念，深植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吸纳中西文化精华，创造出中国的原创性学派来。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家才能成“群”涌现出来。
（二）注重学派及学术品格的培育
学术崛起：注重学术领袖及学派的形成
历史表明：我国数千年的灿烂文化，正是在一个个杰出学派领袖的影响和带动下成就的。然而，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回望当今的学界：中国出现了“文化的沙漠化现象”，到处是“贫瘠”的学术土壤。令人尴尬的“钱学森之问”，拷问着无数中国人的良知。
面对缺乏“原创性”的学术体系，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当前的出路在于注重原创性学术领袖的培养，注重学派的形成。一个学派的领袖是该学派理论纲领或科研风格的缔造者、传播者和教导者，是学派的核心人物。学派对学术环境的影响、对推动原创性学术思想的发展以及提升国家文化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反，如果没有学派，学术的创造就会支离破碎，毫无生机。因而，注重学派领袖的培养非常重要。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任务。民族复兴首先要复兴的是民族文化、民族教育。因此，我们期待一大批教育学派及教育学派领袖的产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
道之以德:注重个人人格和学术修养
历史上教育家群的涌现表明：教育家的高尚人格是教育价值的人格化表现。教育家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道德心脏”。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教书者必先强己，育人者必先律己，教师的道德品质和人格对学生有重要的影响。教师要注重言教，更要注重身教。”因此，国家和社会要重视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公民道德环境和学术道德环境。对于个体而言，要重视个体人格的修炼，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命运、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以为社会作贡献为己任。
而且，崇高的学术造诣是教育家从事教育的雄厚文化资本。从历史上教育家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教育家基本上都是某一领域的杰出人物。因此，对于个体而言，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要耐得住“诱惑”，坐得住冷板凳，潜心做学问，全身心地把自身的学术素养修炼好。“宋初胡瑗在泰山读书时，夜以继日，一坐十年，每得家书见到‘平安’儿子即投于涧中，不再展读，以防分散精力。这样的勤学精思，促进了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主流——作为新儒学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可见，勤学苦练，铢积寸累，是一个人学术修养的不二法门。
综上所述，“一批教育家,可以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教育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工作者，而是把教育作为一种志业、一种精神情怀、一种乌托邦，用他们的人格、良知、智慧、实践去解决教育中遇到的各种难题，推动社会进步。时下,我国正处于关键的社会转型期，迫切需要一大批教育家群的涌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不懈的努力！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你们是天下人，要为天下着想。‘天下有道’，就是说生产发展、社会变革和人民生活改善，需要我们来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勇敢地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而不躲避或者把困难推给别人。”“人生的价值、光辉的未来，不属于那些愚昧者、懒惰者和意志薄弱者，而属于有觉悟的、有坚强意志的、有知识和才能的人!”“一个教育工作者……既立志立德，又立功立言，这才可能成为一流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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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中国教育学刊》2016年第八期。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图片来源于网络。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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