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 | 道德教育视野下现代犬儒主义的批判与重构
导读 现代犬儒主义“极致利己”的特性废黜了道德教育的理想品质，使其成为现代道德教育面临的主要困境。当道德教育遭遇现代犬儒主义，其如何实现超越的问题，应引起道德教育领域学者的关注与思考。
文 | 魏传光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副院长；胡旖旎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现代犬儒主义是伦理学和道德教育领域近几年关注的理论热点之一。与古典犬儒主义基于既定道德信仰与道德追求不同，现代犬儒主义弥散着道德虚无主义与利己主义，构成了当今社会的主要时代病症。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指出，善的事物可以分为外在的善、灵魂的善和身体的善，并认为灵魂的善是最主要、最高的善。道德教育的最高诉求是通过外在手段，使人摆脱主观利己的纠缠，使灵魂的善得到升华。然而，现代犬儒主义“极致利己”的特性废黜了道德教育的理想品质，使其成为现代道德教育面临的主要困境。当道德教育遭遇现代犬儒主义，其如何实现超越的问题，应引起道德教育领域学者的关注与思考。
现代犬儒主义
极致利己的道德抉择
犬儒主义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犬儒学派。古希腊犬儒学派特立独行，像疯狗一样狂吠，视钱财为累赘，挑战权威统治，极端抨击现实，其本源动机是寄望于唤醒麻木昏沉的世人，摧毁不堪现实，并创造出一个生而快乐、生而平等的理想社会。因而，也可以讲古希腊犬儒学派更为核心的理念是“爱”。此爱并非爱己，而是一种胸怀博大，对人间惨剧的深度同情与怜悯，对人、社会、世界的无私大爱。其奠基人安提斯泰尼，忍耐人生苦痛，摒弃世俗快乐，追求心灵宁静。其创始人第欧根尼，极端藐视权威，以美德为生活标准，拯救人类，抚慰悲苦。其传承人克拉底，分析与仲裁人类一切关系,力求净化人的思想，使之挣脱愤怒、妒忌、贪婪、肉欲。
但犬儒主义走到今天，在道德信仰、行为基准、价值取向、人生理想等方面与古典犬儒主义相比，均发生了重大改变，甚至走向古典犬儒主义的对立面。所以，本文提出现代犬儒主义的概念，以区别古典犬儒主义。概括地说，现代犬儒主义是在社会深刻变革时期出现的以“极致利己”为人生信念，以不相信人性善念为道德理念，以委曲求全、得过且过为处世态度的一种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实践话语。因而，单纯依据自身利益而行动，蔑视现代道德准则，质疑人性善念就是现代犬儒主义者的群体形象。由此，现代犬儒主义的基本特性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缺乏挑战压力和困难的勇气，委曲求全、得过且过；二是怀疑一切，乃至怀疑本身，玩世不恭；三是崇拜个人利益，一旦私利当前，道德规范在现代犬儒主义者面前就形同虚设。对此，斯拉沃热·齐泽克保持着足够的警醒：“人们以一种使人解除警戒心的坦白‘承认一切’，对我们权力利益的这种全面的认可，不以任何方式阻止我们追求这些利益。”
从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视域去理解和分析现代犬儒主义，现代犬儒主义的三个特性在道德领域又分别外化为消解幸福追求、秉承道德虚无、坚守抽离立场三个方面。
消解幸福追求 现代犬儒主义的追随者在遭遇现代生活的强大压力的同时，又缺乏抵抗生活压力的意义支撑和精神支持，陷入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境。在焦虑、失落和绝望之中，一些人自感被边缘化，形成“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的社会“零余感”“孤独感”与“失落感”，于是开始奉行一种得过且过、随遇而安、无目的、无追求的生活态度，并游离社会、疏远社会，消解幸福追求，以绝望感替换幸福感。
这种幸福追求的消解主要展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诗意生活”哀伤绝望，自愿选择世俗与平庸的生活，在顺从和服从困境中放弃“诗与远方”的向往，丧失对高雅、精致和丰裕生活的追求。例如，有些中小学教师放弃了追求幸福生活的希望之后，在职业生活中显得生机委顿、形如委衣、志如死灰、随波逐流，被动地听从命运的安排。其二，以消解幸福追求来寻找自我安慰，认为不抱希望就能规避失望，也就可以避免追求幸福可能带来的苦痛与挣扎。因而，现代犬儒主义也就成了悲观厌世者或失败者采信的现代社会生存策略。其三，抛弃精神生活的追求，把幸福生活理解为财富与物欲的堆聚物和利益的角逐场，把金钱与权力作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因而在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中遮蔽和扭曲了对幸福生活的理解。
秉承道德虚无 现代犬儒主义认为人的一切善行和利他行为背后其实是利己的动机，人都是贪婪、残忍和伪善的，只受金钱与权力的支配，所谓的“爱”、同情与良心只不过是空洞的说辞和人类的虚妄而已。可见，现代犬儒主义秉承的是道德虚无主义，表现为两大方面。其一，对道德、信仰与精神等非物质化事物持不信任态度，用“功利主义”观念理解一切，快乐、享乐、有用性成为评判标准和处世原则，从来不对美好、高尚与丑陋、卑下进行区分，处处用“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就像伯特兰·罗素指出的那样，“只要一个人、一件事情能够成功，那么不管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就应该去赞扬、去迎合、去参与”。呈现为“终极价值的贬损”与“价值信念的坍塌”,以至于“只知有物质的我，不知有精神的我”。其二，秉持道德虚无并不意味着现代犬儒主义者是为非作歹、为所欲为的乌合之众。相反，他们常常表现出良好的道德素质与个人修养，甚至有时会通过愤世嫉俗或对社会丑恶的冷嘲热讽呈现为公正追求者的形象。然而，一旦到了获取私利的最佳时机，现代犬儒主义者便会审时度势、分析利弊后，轻松抛弃道德原则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实现代犬儒主义并没有追求公正、道义和德性的打算，良好的个人修养只不过是一种道德伪装，以此来换取更大利益而已。
坚守抽离立场 抽离立场是现代犬儒主义者对待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独特思考方式。抽离立场“并非直接不道德的立场，它更像是为不道德服务的道德”。“其智慧的模型是，把正直、诚实视为最高形式的欺诈，把品行端正视为最高形式的放荡不羁，把真理视为最有效的谎言形式。”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他人采取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行为模式，表象呈现为冷静内敛略带忧郁的气质。虽然能够确切感知他者在现实社会中所受的悲痛苦难，但由于这些均与自身利益无关，他们仍然会选择沉默、回避和无动于衷。即使是盛怒状态下的现代犬儒主义者，其所采用的话语形式一般都带有距离感，只为宣泄情绪，不针对自身与他者的冲突，竭力维护自身的利益与形象，顾左右而言他。第二，喜欢抢占道德制高点，并对他人进行道德评价。现代犬儒主义者选择在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害、一切麻烦与己无关的前提下，抢占道德制高点去批评他者的道德缺陷，以此来粉饰自己的道德冷漠。总之，现代犬儒主义是个体在面临道德难题时，力求自保、自私自利又必须强作慈悲的道德抉择。
道德遭遇现代犬儒主义
泯灭人性善念的潜在可能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见，现代犬儒主义者不加分辨地怀疑和否定所有善意、善行和善良价值的可能，他们只相信人类的行为受自私动机驱使，因此总是朝败坏、邪恶、阴谋诡计的方向去猜度和确定他所看到的事物。这样的价值特性必然会对现代社会的主流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产生负面影响，而且由于现代犬儒主义的伪装性，其对主流道德观念的腐蚀性影响较为隐蔽，不易觉察。因而有必要深度揭示现代犬儒主义在道德领域的破坏性和腐蚀性。
泯灭向善之心 老子倡导“上善若水”，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道德经》)道德教育的要义是唤醒与维持个体如水一般能净化杂念、滋养万物的向善之心。然而，现代犬儒主义者擅长夸大现实社会的不足之处，使人遇善而不知其善，遇恶而不知其恶，进而消解个体生活的积极性和对诗意生活的追求，最终抑制其向善之心的培养与锻造。
第一，现代犬儒主义独特的思维方式，使个体“处善而不善”。他们拒绝用自私自利以外的任何形式解释人与现实及其关系，擅长对社会中存在的善者与善行表达其轻蔑、怀疑与绝望。现代犬儒主义的口头禅是“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真理值多少钱”“自由能当饭吃吗”等。可以说，现代犬儒主义者根本上是活在自我建构的意识世界之中，久而久之，变得顽固偏执、铁石心肠，难以被善者与善行感化，遇善而不知其善。这种现代犬儒主义特有的思维方式，对人性善念，诸如仁爱、宽容、诚信的解构，是不言而喻的。包括一些承担育善和扬善职责的教师，由于遵循这一思维方式，在权力、金钱、世俗的引诱面前不堪一击，不愿、不想与真理对话、与精神对话、与灵魂对话。正如罗素所言：“许多聪明的心灵被磨钝了锋芒，他们敏捷的思维遭到了毁坏。”
第二，现代犬儒主义降低个体道德底线，使其“处恶而益恶”。个体活跃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其内心必然存有符合当前环境既定的道德底线，即衡量个体自身与他者道德的最低标准。道德的进步依赖于个体期许并确信自身与他者的行为高于其道德底线。然而，现代犬儒主义者夸大社会的缺点与不足，对善的感知能力弱化，难以准确界定善恶，导致其对现实中的恶者与恶行盲目宽容，缺乏应有的羞耻与失望。于是，个体的道德底线逐渐降低，遇恶而不知其恶，行恶而愈加坦然。如此一来，个体难以辨别是非，摒除杂念，其向善之心必将被现代犬儒主义所吞噬。
践行道德伪善 我们都知道，现代社会越复杂，越需要个人具有较高的合作性和道德性，如果个体行为缺乏道德性，会受到舆论谴责和群体排斥。而现代犬儒主义本身是拒绝道德的，但又担心直接拒绝道德会遭受来自外界的谴责，于是就奉行机会主义的适应策略，采取隐藏自己真实动机的方式来为自己获利，这就是道德伪善。这样既可以保持良好的道德形象，使行为外表具有道德特征，又会占有较多的资源。可以说，现代犬儒主义者基于极致利己的出发点与行动准则，又极力伪装成品行崇高，不仅自欺，而且欺人。在一定程度上，现代犬儒主义者的道德伪善是比其直接不道德更为棘手的问题。
第一，现代犬儒主义道德伪善的最大危害在于它摧毁了人们对于“真诚生活态度”和“本真生存状态”的信念，丧失了真诚生活的道德信心和勇气。在此，道德行为成为纯粹的掩饰活动，道德世界也就不再是属于人的世界，而是利益追逐的遮羞布。如果整个社会被伪善所充斥，到处是“言如蜜糖，心似毒蝎”之人，人与人之间的信仰机制也会被破坏，重新回到托马斯·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
第二，现代犬儒主义的道德伪善容易形成道德教育领域的“伪善教育”，即选择性地告诉学生所谓“美好”的事物，甚至故意夸大和美化某些人物，给未成年人营造“美好的虚幻空间”。对于“伪善教育”的危害，著名学者熊丙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性侵案在校园接连发生，反映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我们通常给学生‘伪善’教育。”这是因为“伪善教育”是一种虚假性教育和欺骗性教育，在“伪善教育”中，现实社会的真实性可能会被遮蔽，对学生自我保护意识的教育可能就会被放弃。由此，虚假性遮蔽了对学生真实性的权利保护教育、独立人格教育。这样，校园侵权事件也就容易发生了。
拒绝成人之善 道德是习得性的，日常人际交往是个体道德品质养成的一个重要实践。现代犬儒主义者坚守抽离的思维模式，严重缺乏利他精神，不利于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的建构，更无益于个体道德品格的形成。现代犬儒主义者强调个人而非集体，主张独善其身，主观上将自身排除在一切人际交往之外，不太认同经营良好人际关系所需要的，诸如诚恳、谦虚、热情等美德的重要性。“虽然我们也许希望，我们因拥有德性，不仅可以达到卓越的水准和获得某种实践的内在利益，而成为富有的、有声望的和有权势的人，可德性总是实现这种周全抱负的潜在绊脚石。”可以预料，在实际生活中，如果个体对财富、声望、权力等外在利益的追求变得压倒一切，只在双方拥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与他者合作共事，此时，要求他们能够成人之善，将是天方夜谭。
另外，现代社会的道德冷漠问题，亦与现代犬儒主义的抽离心态直接相关。由于私人利益欲望的不断膨胀，人际交往方式渐趋功利化，人际关系的持久性与稳定性有所下降，个体之间的情感交流明显减弱，彼此产生防备之心，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严重。如此一来，现代犬儒主义者出于极致利己的要求，难以推己及人，拒绝成人之善，自我道德革新中断，其道德本性亦有所变化。
道德教育
现代犬儒主义的当代应对
道德教育应勇于面对现代犬儒主义的挑战，以建构精神支点重构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心，以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的培养弱化其道德伪善倾向，以道德信仰的滋养与提升改变其抽离的思考立场。
建构精神支点，排解生存焦虑，以重构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心 现代犬儒主义者大多生活在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的夹缝中，个体的生存焦虑和生存绝望越突出，现代犬儒主义倾向则越趋强烈。他们在实际社会交往中，囿于生存与生活的双重压力，难以感知作为社会成员应有的价值与尊严。于是，为了宣泄愤懑、逃离焦虑或寻求慰藉，自我放逐于现代犬儒主义的遵从。因而，排解现代人的生存焦虑，关怀弱势群体，以重构现代人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心是道德教育应对现代犬儒主义挑战的基本对策。
当然，道德教育是不可能通过增加个体的物质丰裕来解决现代人的生存焦虑的，但道德教育可以通过帮助现代人建构精神支点来排解生存焦虑。实际上，现代社会中的多数人不论是日常生存还是职业生存，都会面临着诸多压力、挑战和困难。面对挑战和困难，每个人都需要确证自我、支撑自我、美化自我。现代人生存焦虑的产生，部分原因是放大了对生活的物质属性的体认。其实，人的生存除了需要物质支点外，还需要建构精神支点。尤其是对于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例如，教师的精神支点恰恰是赖以实现教育理想、产生情感愉悦、取得心灵自由以及收获生活幸福的依靠点、支撑点和平衡点，是教师生命充盈、意义充实、超越现实的重要依赖，是教师存在境域的扩展点、专业发展的动力点和意义世界的起点。
道德教育对人精神支点的建构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第一，联通现实与理想，建构全面、客观认识社会的精神支点。现代人思想活跃敏锐，善于思考，但也比较脆弱，容易在困境、失败和打击中形成对未来和现实的极端式片面理解，夸大社会黑暗的一面，夸大生活困境中绝望的一面。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只是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未能在内心深处建构起对“明天”的信念，从而缺乏应对当下困境的支撑点。因而，道德教育可以通过理想信念，尤其是道德理想的重构，为其人生奋斗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使现代人重拾创造生活的信心。第二，联通物质与精神，建构摆脱现代性困境的精神支点。道德教育可以通过引导个体进行精神修养和心理结构的自我调整、自我塑造，通过“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保持精神超越以驾驭外物力量，从而实现超越世俗的精神境界，做到不为媚俗折腰、不向物欲低头，对神圣拥有形上之感，对生命抱有崇拜之意。在物欲化、粗俗化的时代，每个人都要有乌托邦式彰显崇高的旨趣，道德乌托邦精神是自我拯救的根本性出路。第三，联通世俗与审美，重建生活激情的精神支点。人的生活既有世俗的一面，也有审美的一面，如果生活中世俗完全战胜了审美，必然会引发精神世界的干瘪和生命意义的暗淡，从而走向现代犬儒主义。道德教育可以培养人的道德美学品位和道德美学境界，保有对道德美的敬畏和尊敬，调动人的情感、想象、意念、愿望、期待等各种心理因素共同参与对美的领会、理解和判断，将人性之美融入生活与职业之中，“赋予灵魂以诗意”。从自我本性出发，展现其喜怒哀乐，“渲泄”真实情感，即使在压抑的现实中，也能畅想自由，追求真善美，憧憬美好生活。
培养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增强道德勇气，弱化道德虚无倾向 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的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大幅调整，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对个体自主思考与明辨是非的能力带来更高要求。培养个体的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能有效弱化其道德虚无倾向，抑制现代犬儒主义的滋生与蔓延。
第一，现代道德教育要培养受教育者的独立人格。独立人格包括自我认识、自我控制、自我主张三部分。首先，个体需要对自身的身心状况、思维模式、行为动机有清楚的认识及正确的评价，从而明确分辨自我与他者、主观与客观、想象与现实，进而根据自身的目的及需要调动自我行为。其次，人是社会化的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趋同性与迷惑性，这对个体的独立思维及判断能力而言是一项挑战。自我控制要求个体在自我认识的前提下，在社会交往中克服从众心理，控制自身的情绪与行为。最后，自我主张要求个体在面对外界各种影响、意见、压力与诱惑时，能够避免干扰，质疑权威，坚持自我主见、维护独立意志、拥护自身行为。现代道德教育要反思“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营造适合培养受教育者独立自主能力的氛围，给予其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鼓励其充分表达与表现自我。
第二，道德教育要滋养受教育者的批判精神。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马克斯·霍克海默认为：“就批判而言，我们指的是一种理智的、最终注重实效的努力，即不满足于接受流行的观点、行为，不满足于不假思索地、只凭习惯而接受社会状况的那种努力；批判指的是那种目的在于协调社会生活中个体间的关系，协调它们与普遍的观念和时代的目的之间关系的那种努力，指的是在上述事物的发展中去追根溯源的努力，是区分现象和本质的努力，是考察事物的基础的努力，简言之，是真正认识上述各种事物的努力。”然而，出于现实人际交往需要，社会往往限制个体的言语方式与内容，并要求其按照社会约定俗成的沟通模式进行人际交流，假若个体违反既定的人际交往原则，其自身的名声或利益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例如，社会提倡个体迎合大众意见，不太主张特立独行，如此一来，这种我国特有的人情世故将使个体满足于接受流行观点，凡事不假思索，最后导致个体缺乏批判精神。据此，道德教育需要深入分析现代社会人际交往模式的利弊之处，有所针对，着重培养个体的批判思维及其敢于批判的精神气质。
合理利用道德教化和惩戒，重构道德信仰，重建道德热情 道德信仰就是灵魂的善，是个体德性与德行的源头活水，具有利他的本质，能明显改变现代犬儒主义者抽离的思考立场，亦是拯救现代犬儒主义者的关键所在。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临近结尾处说道：“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敬仰和畏惧：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有加无已的敬仰和畏惧”，即道德信仰，是指个体具备道德信念，遵从社会道德要求，进而产生对优秀传统美德、社会道德标准及行为规范的信赖、遵从及敬畏的稳定的内心感受。道德教育重构道德信仰的途径和方式很多，其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念、营造扬善抑恶的社会舆论氛围、以道德惩罚替代物质惩戒等是有效提升个体道德敬畏感的手段，是应对现代犬儒主义病症的良方。
第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承载的道德观念经过五千年的漫长积淀，构成了我国人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深刻影响当代人的思想与行为。然而，在现代犬儒主义滋生蔓延的今天，中华传统道德强调的“仁者人也”的道德自觉、“仁者爱人”的利他意识、“杀身成仁”的奉献精神受到了物欲倾向、利己意识、自私态度的挑战，个体以不信任的眼光对待既定的社会道德标准，对道德的认同感与敬畏感有所下降。“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形势之下，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理利用优秀道德资源，引导个体树立端正的道德观念，培养及提升其道德信仰。
第二，利用现代传媒营造扬善抑恶的社会舆论氛围。“积极的、成熟的舆论能够引导人们积极向上，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落后的、反动的舆论则会扰乱人心，破坏社会秩序，使社会处于混乱无序状态。”道德教育必须借助博客、微博、微信等现代社交媒体创造正面话题、制造积极主张，大力宣传主流道德观念，整合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尽力营造扬善抑恶的文化氛围。挤掉鼓吹利己、享乐、拜金、奢靡的现代犬儒式社会舆论空间。
第三，提倡道德惩罚替代物质惩戒。杰里米·边沁对道德惩罚的形象说明是：“假设一个人的财产或身体被火吞噬……如果是由于他的邻人对他的道德品格有所不悦而不给任何帮助，那么他蒙受火难便是道德约束力的惩罚。”反观现代社会，还存在着“耻贫而不耻恶”“羡富而不羡德”，行善者无利可图，失德者腰缠万贯的现象。这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训诫就对个体失去警戒性与说服力，久而久之，个体会丧失道德敬畏之心，并逐渐滑向现代犬儒主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道德惩罚与物质惩戒相比，更能促进社会道德进步。物质惩戒对个体的行为规范及社会的价值导向作用是短暂的，如果使用不当更会助长个体的物欲邪念，而道德惩罚撼动个体心灵，能被真切感知，对恢复社会公正,维护道德信念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现代犬儒主义的形成具有“总体性”的背景，仅通过道德教育难以实现对其的超越，但道德教育对现代犬儒主义的批判与应对，又是道德教育面临的时代课题，需要认真对待。总之，人之灵魂，向善而生，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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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中国教育学刊》2016年第九期。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图片来源于网络。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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