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与教学 | 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的实践样态及问题调适
文 | 周曰智 山东体育学院教务处教学科科长,副教授;王芹 山东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关于青少年体育活动的研究,长期以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二元分化现象,要么侧重于青少年参与活动动机、认知、心理和行为等个体性因素,要么侧重于锻炼环境、制度规范、体育设施等社会性因素。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作为一种关系性思维方式理论,对理解青少年体育活动这一日常性实践行为是一种新视角,并且具有重要价值。毕竟,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实践行为具有其特定的实践空间,并且与各种资本、惯习相联系。青少年是学校、家庭等场域中的行动者,他们凭借已有的特定资本与惯习,在一定社会场域及社会条件制约下的客观环境中,又不断地调适着原有的惯习,且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延续和发展着自身资本,同时建构和改造身处其中的社会结构。社会实践理论对解读不同场域中青少年乃至其他群体体育活动这一实践行为,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正如国内学者高强所指出,“在人的运动参与行为中,如结合体育的身体活动特点,场域论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背景下,惯习、资本和场域会形成新的研究导向”。
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的概念及其关系特性
在社会实践理论中,场域是一个空间概念。空间对每个人的正常生活来说不可或缺,它表示着我们的自我与身份,牵引和塑造着我们的行动。“空间”是一个主观的抽象体,其取决于人的实际行动或行为,总是与人的行动和历史有关。“场所”具有稳定性,代表着不具有生命现象的客观物质性存在体,它没有生命的对象,即凡是无生命的物质性存在体都可以称为“场所”。人类在一个“场所”内涉入主观性的行动时,就开始了“空间”的生成,“空间是被实践了的场所”。布迪厄也正是用“场域”这一空间概念代替了传统实践观中的“场所”概念。行动者一生的实践活动都是在空间中进行,从家庭、学校到社会。为此,布迪厄认为,社会由相对自主、小的社会世界构成,这些小世界就是布迪厄认为的客观关系的空间,即场域。“场域是以人、事(社会现象)、物作为载体的”,“行为人不可能脱离情境而空自运转”,“场域是这些行为所发生的具体领域”,并且“要将场域放在特定的情景中加以理解和分析”。不同类型的场域,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行动者的策略必须适合当下场域的游戏规则。布迪厄以关系的角度对“场域”进行理解,避免了“脱离具体社会条件和事物之间联系去观察世界”的实体论倾向。
秉承布迪厄“场域”理论意境,“关系”成为理解和分析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的重要角度。基于此,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是指青少年在身体活动性实践行为中,以体质健康促进、运动技能提升以及运动乐趣获得等为主要目的,以人、事、物作为载体,依靠所拥有的各种资本,在自身体育活动惯习的指引下而进行竞争的空间。在每一类或每一个体育活动场域,青少年这一特定行动者不可或缺,其他行动者或机构(如家长、学校管理者、班主任、“教体”行政部门)亦会参与其中,这些行动者在体育活动场域中居于不同的空间位置,并且他们之间会产生各种关系性要素。这就要求在探讨每一个或每一类体育活动场域时,必须深入了解每个场域中的主要行动者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以便把握各种场域的发展变化。
1.基于惯习的理解及养成
“惯习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基于惯习的理解,青少年体育活动惯习是青少年在特定的体育活动场域中,为增加或保持健康、提升运动技能、获得运动乐趣等,经过长期、规律性体育活动实践所形成的,并能进一步引导、促进其参与体育活动的行为方式。青少年体育活动惯习必须依靠青少年个体积极努力或经由其他群体的不断灌输。惯习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制度环境尤其是体育发展环境的影响、学校与家庭教育引导、个人知识水平提升以及体育活动践行。体育活动惯习在时间维度上不断进行着经验的结构化,如在长期积累的体育经历、体验和认识,形成、内化为个体的行为方式;在空间维度上进行着群体共有经验的整合,如通过学校、社区体育互动等,学习、模仿他人并整合成自己的资本等,成为青少年感知、判断现实的敏感释读仪。此外,体育活动惯习根植于青少年个体的心智结构之中,它不断塑造、组织着个体的体育活动行为,如曾经的乒乓球学习经历多年的时间间隔后,在特定情景之下“重操旧业”。同时,体育活动惯习又会促进青少年适应新的体育活动场域,在体育活动实践中进一步生成体育活动惯习的新结构,如空间方面表现为自然空间范围的扩大、新的体育互动场所的形成,心智结构方面出现体育新观念、新认识、新体验,体育活动得到更多同龄群体的支持、家庭体育亲子互动更加频繁等。
2.基于资本的体育活动渗透
“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是布迪厄对资本的基本分类,按照这一分类图式,青少年体育资本亦包括上述四种资本的基本类型。青少年在不同场域中获得不同体育资本,或者不同场域中体育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会有所不同,并且各种资本会进一步传递、转换。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凝聚和社会适应包含于青少年体育社会资本之内,青少年要想获得该种资本,就须有必要的体育活动实践过程,并在活动实践中不断投资,有意识地和不同群体尤其是同龄群体交往才能形成。文化资本是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中介变量,低教育背景家庭通过文化活动的参与实现文化流动,高教育背景家庭则通过家庭文化氛围的营造实现文化再生产,文化资本成为影响个人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在体育文化资本方面,少有学者基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对社会空间与休闲体育方式的阶层差异问题、中学体育教师文化资本及其影响因素、休闲体育场域中的文化资本等问题展开研究,而在不同人群体育锻炼或活动方面的研究亦涉及体育场地设施、书籍等这些在文化资本理论看来当属文化资本的重要内容。不可否认,文化资本已经深深嵌入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之中,并与体育活动行为产生互动关系。
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的实践样态
首先,家庭体育活动场域。家庭体育活动场域是青少年体育活动惯习生成的始发空间,经常进行体育活动的家庭,体育也会参与到“家”这一空间的生产过程。青少年、父母、兄弟姐妹及祖父母等是该场域的行动者,家庭要素及其生产出的各种关系深深影响着青少年的体育活动行为。家庭中各种体育活动资本数量与结构,势必会影响到家庭体育活动场域和其他场域的互动。家庭的经济资本是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参加体育培训的基本条件,家庭成员的体育态度、认知、体育锻炼习惯等家庭社会资本,以及体育器材、书籍等文化资本,时刻左右着青少年在各种活动场域中的实践行为。
其次,学校体育活动场域。学校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重要场域,学校体育活动场域是学校教育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师生在共同参与体育活动时呈现的空间。学校体育活动场域又可细分为年级、班级、体育兴趣小组、各种体育单项比赛、运动会等具体场域。在学校体育活动场域中,管理者、教师、学生、教辅人员是行动者,但“教体”行政部门管理者或机构也会参与到该场域的运作过程;在特定情景下(如运动会、单项比赛、第二课堂等),学生家长也会是学校场域的行动者。学校与家庭体育活动场域之间存在着资本的流动与转换,进而影响到青少年在学校体育活动场域中的资本数量及结构状态。在该场域中,体育书籍、运动会比赛名次、奖励证书、奖杯或头衔等文化资本充斥其中,学校更多的是发挥了文化资本功能,而这些又是影响青少年体育活动实践的重要因素。以学校为代表的教育场域深受“教体”行政部门所构成的政治场域的影响,国家确定的体育与教育政策、教育经费,国家倡导的体育运动等深深地烙印在作为中介的学校体育活动场域,进而影响到学校管理者、教师,尤其是青少年这一群体。
再次,社区体育活动场域。社区作为具有相似文化范畴的聚落,社区居民由于日常性生活所需,相互之间产生互动,并形成各种关系。社区是青少年非上学时间进行体育活动的主要空间,社区中居民、青少年同龄群体等行动者,以及体育场地、设施、体育社团和体育活动开展状态是该场域的重要构成要素,这些都是推动青少年体育活动实践和拓展体育活动空间的重要条件。
最后,职团体育活动场域。它是青少年在非上学期间,为学习某体育项目而参加的培训机构、俱乐部、体育兴趣小组等,是青少年开展体育活动的重要空间,是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家庭、社区体育活动场域的积极拓展。在该场域内,青少年体育活动表现得越来越活跃,它对推动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所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明显。家庭、学校等场域中难以开展的体育活动和无法满足的体育需求,可以由该场域来弥补。职团体育活动场域无疑会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资本总量的增加和资本结构的改善,并且与学校、家庭等场域进行资本的流通与交换,从而进一步推动着家庭、学校等体育活动场域的生产。
宏观体育活动场域虽然有着人、事、物等影子,以体育领域的社会运动为载体,包括体育事件、体育运动、体育项目等,但往往居无固定之“场所”。布迪厄曾多次用竞争性的体育活动来比喻社会场域和社会实践,这是其社会实践理论的体育场域分析单位。在不同项目或运动场域中,行动者可能不尽相同,并且基于资本、惯习等会构成竞争等多维关系。例如,足球场域,它既是个体和群体行为的代表,又是个体和团体活动空间的代表。在我国足球场域中,足协与足管中心、地方政府、企业、俱乐部、媒体和球迷是五大类行动者,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关系-政治资本是足球场域中行动者在利益博弈中所使用的工具,足协权力经济、地方政府行政、企业经济交换、俱乐部生存等方面是足球场域的实践逻辑。事实上,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样态难以作出翔实列举,有着青少年涉入的“场所”、经历或正在经历的体育项目、体育事件、体育运动,或许都可作为“场域”来看待。
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的现实问题与调适
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与其生活、学习场域紧密相连,彼此互为映射、相互影响。每一种空间都是诸多冲突的汇聚地,必须与其他空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需要非自身空间的支持。“资本既是行动者斗争的工具,又是行动者争斗的对象”,场域中的各种竞争与冲突,都是行动者围绕资本所展开。相关研究表明,青少年因为“文化课学习任务太重、学业紧张、缺时间、家长不允、家庭经济条件限制,致使体育活动参与、体育器材购买以及课外体育辅导活动受到限制”;“体育成绩在升学考试中比重小,学校的各种优秀奖励与体育成绩关系不大,参加体育活动得不到支持”;“不了解锻炼方法,缺少锻炼同伴以及没有体育锻炼习惯影响到体育活动参与”等,这些无疑都是场域中竞争与冲突的具体表现,又是一种综合体现。另外,在特定情境、条件下,家长积极参加学校、班级体育活动(甚至是非体育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班主任、同学对自家孩子的好感与认同感,进而可能在校内有关体育活动中备受重视,有着更多的参与机会。由此,青少年自身资本结构的冲突,青少年群体间的竞争,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围绕青少年而展开的竞争,都是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竞争与冲突的具体表现。
为了解决这些冲突问题,“教体”行政部门、学校、家长和青少年要剔除或改变体育可有可无的或“副科”的价值认知,充分认识体育对身心健康等所具有的促进作用。家庭场域中,家长要为子女提供必要的体育器材、书籍等,经常陪同子女参加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积极参加体育亲子活动等;家庭成员要尽量养成体育锻炼习惯,并通过体育知识与运动项目技能掌握、体育价值观念的塑造等,优化家庭资本数量与结构。在学校场域中,“教体”行政部门要通过体育政策的制订与执行、体育活动(项目)推广与开展等,对青少年体育参与施加影响;通过体育课程建设、多样化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等,吸引、鼓励青少年参与到课内外体育活动之中;积极支持青少年通过参加校内各种体育活动或竞赛,获得竞赛证书、奖牌等制度化文化资本;鼓励青少年参加集体性或配合性体育项目,加速社会资本的获取;鼓励家长要在适时条件下参加校(班)内组织的各种活动,以实现不同群体间资本的转换。职团体育活动场域中,家长要去除一切围绕升学转的“功利心”,淡化为升学准备的“特长”意识;帮助青少年积极构建职团体育活动场域,以拓宽各种资本的获取空间;注重以体育项目为载体,加深特定项目文化资本的积累等。
现代国家空间管理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域化与隔离。域化是现代国家为了达成某些管理目的对空间的人为改造、划界与分割;隔离则是域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更精细的域化,是对空间更精细的分割或者微观分割。空间的域化与隔离现象同样存在于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学校、家庭、社区一体化体育发展理论的提出及实施,虽然对推动各种空间中青少年体育资本的流动、空间的延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学区体育”的研究者认为学校与社区间“场域”的分割是学区体育难以统合的主要原因。作为特殊“场域”的学校难以与闲散的社区相交融,体育在学校场域中尚未处于中心地位,社区体育进入学校便成难题。近些年来,为积极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国家及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学校场馆向社会开放,但在空间域化效应下学校场馆开放总是存在安全、资金等多重难题,空间的域化和隔离直接后果就是青少年体育活动资本流动与转换障碍问题。
调适青少年体育活动空间的区隔,需要推动不同场域文化的共生。每个(类)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都具有各自的体育文化,而体育文化往往具有排他性,这是影响空间域化与隔离的文化层面的重要原因,积极推动各场域文化的共生则是破解空间区隔的重要举措。要深入分析各种场域中体育价值、体育观念、体育组织形态以及体育运动形态等方面的文化共生内容,明确教体行政部门、学校、社区、家庭及青少年等场域体育文化的共生主体,建立、完善各种体育文化共生的场域环境;通过相互交流、优势整合、协调并进,实现各场域体育文化内涵和表征上的互惠、互通、共融、共存和谐共生势态。当下,学校体育目标和青少年体质健康并未实现各种体育政策或党政重视下的预期状态,而这种尚未达到的预期状态多是受到了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与学校体育政策自身不足交互影响,从而导致了政策效果不理想。因此,要加强学校体育政策制订与实施过程中的跨界协同,完善学校体育政策评估体系以提升政策的实施效果,促进社会各界对学校体育政策的心理、文化和社会认同,以实现学校体育政策效益的递增;把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内容纳入学校体育政策制订中,以实现体育政策对各种资本的培育作用。
近些年,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谁之过”之疑问不断产生。越来越多的学界研究从家庭、学校、社区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分析不同空间影响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因素,并且比较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空间的差异。学校场域中,不同地域、学校类型、年级(年级亦是场域)的学生锻炼水平往往存在明显差异,学校空间中学生体育活动水平的不平衡皆因学校条件、锻炼机会、体育教师和体育课程等方面的差异;家庭场域中,家庭结构类型、居住环境、教育方式、经济收入、家长受教育程度及体育行为、家庭健康观念等在不同家庭空间中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深深影响到青少年体育活动行为。诸多研究无疑指涉了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差异或非均衡发展问题,场域的失范发展实则与场域中的资本、群体的惯习等有着密切关系。现实中,社会或家庭更多地将青少年体质健康和体育活动问题归咎于学校,寄希望于学校,而忽略了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事实上,很多家长忽视或不清楚青少年生活场域,尤其是家庭场域对提高体质健康、开展体育活动的重要性,以及不同场域相互关系的认知。其实,当一个或一类体育活动场域难以有效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和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时,不同体育活动场域的跨界整合、空间弥补则极其必要,这样才能加速场域中资本的流通和转换。
当前,“教体”行政部门设置青少年体育机构多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教育部门主要是解决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体育部门则主要考虑青少年竞技体育发展。利益不同和目标差异,造成了不同部门对同一群体体育工作发展的低关联度,也就不利于从宏观或综合角度对青少年体育工作实施指导与管理。因此,要协调“教体”行政部门各方利益,加强相关部门在青少年体育发展上的协同联动。体育社会组织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体育社会组织在青少年体育参与、支持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积极发挥全国性体育社会组织在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供专业指导服务等方面的龙头示范作用,重视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引领示范作用,积极构建学校、家庭、社区相结合的青少年体育活动网络。家长要通过亲职教育、与学校沟通、协助子女学习、家长义工、参与校政等方式,加强与学校的沟通联系,从而为青少年校内体育活动参与服务。
场域是青少年体育活动行为展开的必要条件,然而在不同场域中青少年总会出现“缺场”现象,表现为身体缺场和意义的缺场。身体缺场表现为青少年直接“逃离”活动场所,或身在活动场所但并未积极参与到体育活动中,表现出“偷懒”“应付”等行动态度。意义缺场表现为青少年身在体育活动场所,但没有达到通过体育活动参与来建构与同学、队友等场域关系,这也是社会实践理论所强调的。青少年体育活动场域中的缺场,实际是他们在场域中的一种行动策略,而这种策略是由资本和惯习的互动所共同决定的。青少年体育活动资本不同,行动策略自然不同;体育活动惯习缺乏,实践活动则难以有效开展,更难以进一步组织实践,或者无法达成对不同体育活动场域的适应。
要解决青少年无论是身体缺场还是意义缺场问题,就要通过积极构建关系获取各种资本,在体育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塑造体育活动惯习。体育活动惯习的形成是一种实践的结果,要结合青少年体育活动惯习形成的环境条件、心智结构和体育偏好等,在青少年生命历程每一个场域中发挥与其相关群体、要素的作用,形成生命历程中体育活动参与的持续性。幼儿阶段通过pet toys、创设运动游戏情境等唤醒、塑造惯习;少儿时期通过与同龄群体和家长共同参与、运动项目资本掌握以及pet toys的运用等促进体育活动惯习的重构与型塑,形成青少年对体育的感知、感觉、思考和行动。学校体育要加强健康知识教育,注重运动技能学习,重视实践练习,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外全民健身运动,合理安排家庭“体育作业”。全社会要重视青少年体育的发展,普及健身知识,弘扬健康新理念,把身心健康作为个人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的重要能力;树立以参与体育健身、拥有强健体魄为荣的个人发展理念,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大力传播科学的健康观、成才观和教育观,为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塑造起全社会珍视健康,关心、重视体育的氛围,发挥体育健身对引导青少年形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作用。
位置就是行动者在场域中根据拥有的资本数量和结构被分配的地位,位置感则是行动者的社会取向。在体育活动场域中,青少年对自身位置的认识多有不同。“我能行么”“我不会”“不如别人”之类的态度,往往是青少年对自己在体育活动场域中位置的初步认知。这种位置可能并非青少年场域中的真实位置,而认知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己场域中的位置感,不断塑造着自己的活动惯习,最终直接导致活动的不参与或退出。另外,各种场域中的非青少年群体掌握着不同资源,这些群体对青少年体育活动所产生的看法,也都是根植于他们在各种场域中所拥有资本而确定的位置。然而,也正是由于相关群体资本的差异性、自身体育活动惯习和利益驱动等原因,他们对自身在场域中的位置存在模糊认识或误识。
因此,要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位置感。家长、体育教师、班主任等相关群体在青少年(尤其是体育弱势参与者)体育活动参与过程中,要通过正确的引导、热情的鼓励,帮助青少年清晰认识自身体育能力,建立自信感,进而转化为体育活动行为;适时参加校内外体育竞赛,赛前强调“重在参与”的理念,以防止赛后的“挫败感”。国家要积极发挥政策、资金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促使体育资源向城镇、农村等体育资源薄弱的学校倾斜;通过完善制度来积极推动公共体育场馆设施为学校体育提供服务;要通过体育考试制度的改革与落实,引导学校重视体育发展;严格做好青少年体质监测工作,把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作为评估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依据之一,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等。学校要将提高青少年的体育素养和养成健康行为方式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保证学生在校的体育场地和锻炼时间;全面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积极发挥“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等青少年体育品牌活动的示范引领作用;坚持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衔接,强化课外练习和科学锻炼指导;学校应通过组建运动队、代表队、俱乐部和兴趣小组等形式,积极开展课余体育训练;建设常态化的校园体育竞赛机制,广泛开展班级、年级体育比赛,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竞赛,吸引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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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中国教育学刊》2016年第十一期。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图片来源于网络。若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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