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台梭利”神话的批判与真实 ——基于罗兰·巴特“神话学”符号分析理论
作者韩吟系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当今社会,人被物和商品交织而成的错综体系包裹着,并愈来愈容易受到这种体系所潜藏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儿童教育领域里的“蒙台梭利”也深陷其中，它以两种形态存在着,既是教育市场中买卖双方的一个噱头符号,又是儿童教育世界中教育工作者所怀有的一个情愫符号,并且都以神奇般的“召唤力”真实地展现出其潜在意义,即它是“优秀”的儿童教育。那么“蒙台梭利”是如何被贴上了“优秀”儿童教育的标签？或者说,这种“优秀”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让人们产生了确信无疑的态度？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创建的“神话学”符号分析方法,是一种对具有支配性质的语言进行文化意指分析以及对人类心智进行一般分析的机制,旨在挖掘语言的结构和意义的生成模式。从此视角出发,可探求“蒙台梭利”神话的来源及其运作方式,以揭示隐藏于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一、“蒙台梭利”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
“蒙台梭利”是意大利医生、著名幼儿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女士的姓氏。20世纪初,她在对弱智儿童进行教育训练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关于正常儿童教育的理论。随后,《运用于“儿童之家”的幼儿教育的科学教育方法》《童年的秘密》等著作相继问世。蒙台梭利女士在书中阐释了她的儿童教育目的和教育哲学的观点,表达了她的儿童观和教师观,并且提出了一套独具匠心的儿童教学法,深受教育理论者和儿童教育一线工作者的欢迎。因此,在世界儿童教育改革的大潮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自己的蒙台梭利研究机构和蒙台梭利教师培训机构,以推动本国和本地区儿童教育改革的发展。如此的发展形势,使“蒙台梭利”不再囿于蒙台梭利本人,而是代表了一种理念、一种教育理论和方法、一种教师素质和身份、一股教育热潮、一场教育运动等。
罗兰·巴特是20世纪法国符号学和新文化批判运动的创始人。他在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语言结构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性地将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相结合,创建了大众文化“神话学”符号分析模式。罗兰·巴特认为,以媒介为手段的现代消费社会创造了繁芜丛杂的“神话”来代替现实,它与传统神话一样都是虚构的,对人进行愚弄和欺骗。在他看来,“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世上每一物都可从封闭而缄默的存在转变为适合社会自由利用的言说状态,因为无论是否合乎情理,任何法律都不禁止谈论种种事物。”故此,“蒙台梭利”神话是一种言语表达方式。它作为一个完美的机械形象进入了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认为儿童教育的秘密以保险箱的形式存放着,并且一直都在寻找打开它的密码。蒙台梭利找到了,“蒙台梭利”便成了打开儿童教育保险箱者的代名词。于是,儿童成长就可以简化为一个公式:儿童+“蒙台梭利”≥儿童健康成长,即儿童接受蒙台梭利教育会激发自身潜能,从而获得健康成长或者超前发展。于是乎,“蒙台梭利”冠之于幼儿园或教育机构,人们一般会认为此类幼儿园或教育机构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完备的教学设备、丰富的环境创设,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冠之于教师,人们一般会认为教师掌握了系统且完备的教学方法,能够为儿童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是儿童身心发展的观察者、引导者和支持者。如此,“蒙台梭利”成为儿童教育场域里一种约定的群体语言,成为“优秀”的儿童教育的符号。这一符号表现出了可塑的力量,它可以成为家长蜂拥而上的托词,也可以用作教育机构高价费用的借口,这完全视“蒙台梭利”的使用者而定。在家长眼里,“蒙台梭利”具有转换的功能,能唤醒隐藏在孩子身上的潜能,使他们从一般或平庸转变为特殊或卓越;在教育机构眼里,“蒙台梭利”兼具技能的作用以及名牌的诱惑力,能使他们安心地以教育者之情怀，持蒙台梭利教育之名履行工作职责,从而隐蔽其试图获得高额收入的真正目的。犹如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图腾一般,“蒙台梭利”承载了丰富多彩的神话。
二、“蒙台梭利”神话的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
符号的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是罗兰·巴特“神话学”符号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直接意指是符号在语言系统所直接明示的意义,体现的是符号与其所指之间比较明显的相互指涉;含蓄意指是符号在神话系统所隐匿的意义,显示的是某种意识或社会价值对明示意义的特殊指涉。罗兰·巴特认为,语言符号之所以能够成为神话,是缘于人们在运用这一符号时,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控制,神话的含蓄意指挖空了语言的直接意指,形成对语言直接意指的遮蔽和遗忘,从而让受众在瞬间顺从了这种强加的意识形态。
(一)“蒙台梭利”神话的直接意指:“蒙台梭利”到“和蒙台梭利有关”的意义自然转变
“蒙台梭利”这一语言符号在语言学系统内直接意指其字面意义,即蒙台梭利本人和蒙台梭利教育。这里隐含着为蒙台梭利教育发展作出贡献的所有人的努力,记载着蒙台梭利教育发展的鲜活历史。于是,它成为一个集合词,派生为“和蒙台梭利有关”的多重意义形式。
当然,“蒙台梭利”这一符号也应包括其不可回避的来自于自身及历史发展方面的局限性,这种现实加深了“和蒙台梭利有关”意义的复杂性。第一,“由于受官能心理学的影响,蒙台梭利的教育方法也带有机械和形式主义的性质”,因而受到了许多教育家的质疑与批评。第二,由于蒙台梭利本人没有把关注点放在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建构上,致使“蒙台梭利教育法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是蒙台梭利教育法研究中的一个难题”。第三,蒙台梭利本人没有通过相关的法律手段来保护蒙台梭利教育,因此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的任何人和组织均可以以“蒙台梭利”之名开设教育机构。但是,无论“和蒙台梭利有关”含义如何多样,它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体现的是自然的因果关系。
(二)“蒙台梭利”神话的含蓄意指:“优秀儿童教育的表征”对“和蒙台梭利有关”的隐匿劫掠
首先,不论是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或教育方法,或儿童观和教师观,还是一股教育改革热潮,“和蒙台梭利有关”的丰富意义都与教育实践相关联。这样,“蒙台梭利”这一符号就处于各种位置关系之中,在运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借助于某种心理状态呈现出来。因而,“某种心理状态”是最具决定性的部分。其次,从现实情况看,这个“某种心理状态”就是工具理性,是它把符号“蒙台梭利”直接指向“优秀”的儿童教育。可什么是“优秀”的,有效就是“优秀”吗？其实,纵观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先天遗传因素提供了成长的可能性与前提,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性格,教育有目的地促进人的成长。这里,只能说对儿童的教育是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关键性因素,而非唯一性因素。因此,这个所指向的概念本身就是不明确知识的云集,它的含混性反而成就了“蒙台梭利”神话。
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也就是说,人在社会中产生行为的动机,不是所选行为的自身价值,而是行为能否作为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因此,效率优先和技术进步成为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这样,“蒙台梭利”在被拿来运用时,直接意指“和蒙台梭利有关”所蕴含的多元意义,在人们和它建立起等值关系时，它就被选择性地部分切除或遗忘了,但它依然具有生命,留下了供概念随时召唤的内容。“蒙台梭利”因此丧失了历史真实，成为“优秀”儿童教育的表征。最终,“蒙台梭利”神话的享用者也自然地接纳这种作为事实系统的意指作用,从而开始正当地消费“蒙台梭利”神话。
三、“蒙台梭利”神话的三维解码
(一)“蒙台梭利”神话的起源:蒙台梭利教育本土化过程中对其局限性的自然正当化
“和蒙台梭利有关”不仅含有为将蒙台梭利教育本土化而开展的一系列儿童教育改革之意,而且也有需质疑批评之处。但当把蒙台梭利教育推向实践,或者更确切地说,推向市场时,人们对“蒙台梭利”的质疑之声就如同种痘一样,进行了集体免疫。“蒙台梭利”因而确立了一种集体伦理,抵消了其局限性和质疑,成为一种正当化的言说。
在我国,最早介绍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人是志厚,他于1913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蒙台梭利女士之新教育法》的文章。此后10年,不断有学者著书写作宣传蒙台梭利教学法。但由于当时国家局势动荡,蒙台梭利教学法在中国的传播陷入停滞。1949年后的近30年,由于学习前苏联以及受“文革”的影响,全国教育界对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思想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直到1978年以后,在人们开始思索未来儿童教育发展之路时,蒙台梭利儿童教育思想才被大家重新重视。关于蒙台梭利教育的大量著作被翻译出版,相关研究论文和著作纷纷发表,教育研究基地、教师培训中心以及生产蒙台梭利教具的厂家遍及全国各地。除此之外,蒙台梭利教育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儿童教育立法。不论是1981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2001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还是2012年颁布的《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无不彰显着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精神。这样的一种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使我国儿童教育很快进入了“蒙台梭利”时代。
那么,该如何解决“和蒙台梭利有关”所蕴含的局限性呢？其实,早在蒙台梭利教育传入我国时,志厚和陈鹤琴等学者就对蒙台梭利教具提出过质疑,并且随着对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蒙台梭利教育自身存在的弊端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越发意识到蒙台梭利教育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如教具使用机械化、教师培训形式化和办学形式异化等问题。面对这些难题,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承认。美其名曰“借鉴”,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与局限性划定了界限,而这种划定是需要人们保持警觉的,这种警觉又会增加人们在精神方面和行动方面的参与频率,从而自然地引发了蒙台梭利教育的“优秀”性,使它抵御了遭致彻底否定的风险。恰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正是对某种行为的重复、强调,才泄漏了它的意图”。
如此,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进与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形成了一种一致的社会认识度和认可度,即只要走借鉴之路,“蒙台梭利”就能满足我们对儿童教育的一切要求,能带领我们走出一条先进的中国式儿童教育的发展道路。从“蒙台梭利”“优秀”性变为自然状态的那一刻起,“蒙台梭利”神话就开始存在了。于是,冠以“蒙台梭利”之名、不问“蒙台梭利”之实的儿童教育机构遍布全国各地。
(二)“蒙台梭利”神话的表象:蒙台梭利教具和教法的广泛但形式化应用
从儿童教育市场的现实状况来看,蒙台梭利教育模式是诸多“舶来”儿童教育模式中运作最为成功的一个。这缘于蒙台梭利教育思想在我国引入、传播以及输出的不仅有理念部分,还有方法模式。蒙台梭利本人把对儿童的关注发展为类似一种人类图腾的崇拜,“儿童自身隐藏着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秘密,而且就是这种秘密能够揭开人类心灵的面纱;儿童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秘密一旦被发现,它就能帮助成人解决他们自己的和社会的一些问题”。因此,蒙台梭利受这种信仰的指引所开发的教具以及建构的教学法,自然地被认为是打开儿童秘密的钥匙而备受关注。蒙台梭利教具和教法都带有较强的标准化操作,尽管很多专家学者对此提出不少质疑,但这种标准化依旧给人们一种意识:不论是谁,不论身在何方,只要按照其严格的程序和步骤进行操作,就是在进行蒙台梭利教育,就是驾驭了“和蒙台梭利有关”的所有。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姿态让蒙台梭利教育模式带上了“科学知识”的标签。“科学知识可解决一切问题,因此是最有价值的知识。”蒙台梭利教育能解决儿童成长中的一切问题,理所当然地也就被认为是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代表,标示着儿童教育的真谛。
故而,当人们在市场中选择用何种方法对儿童进行教育时,“蒙台梭利”因其“科学性”而显示出了较强的优势。这种看似注重“蒙台梭利”本身价值的行动,实质上是把蒙台梭利教具和教法的标准化性质当作它无限循环使用的通行证,把蒙台梭利教具和教学法简单等同于蒙台梭利教育。这种为了追求儿童获得“优秀”的教育而产生的对蒙台梭利教育的误解,加剧了人们对蒙台梭利女士创建其儿童教育模式时的感情与初衷的遮蔽和遗忘,以及“和蒙台梭利有关”丰富意义的消解和异化,使其成为历史之外、意义之外的一种静止的存在。其结果只能是蒙台梭利教育在实践中的形式化,即只学操作,只管应用。凡能运用蒙台梭利教具的教师就是掌握了“先进”教学法的好教师,凡进行了蒙台梭利环境创设和配备了蒙台梭利教具的机构就是“先进”的儿童教育机构。
(三)“蒙台梭利”神话的催化剂:家长对孩子的特殊期望引起的教育方式的工具化诉求
期望“亦称期待、预期。一种可变化的心理状态,是在推动人们行为的内在力量需求基础上所产生的对自己或他人的行为结果的某种预测性认知”。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是他们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为孩子能在将来获取一定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地位所作出的构想和设计。今天的家长对于孩子都有一个特殊的期待,期盼孩子有一个能对各种压力都应付自如的美好未来,并且通向这一目标的是条康庄大道。这样,教育理所当然地成了达成此期望的首要手段。
一方面,家长对孩子的特殊期望让他们的责任变得越来越重大,迫使其以工具化的态度盲目进行教育选择。今天的儿童父母多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他们经历了社会急剧变迁带来的喜悦,也饱尝了由这种变迁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的苦楚。独特的成长经历,使他们对孩子寄予了特殊的期待以及迥异于父辈们的教育理念和方式。他们普遍认为孩子是未成型的人,他们是空白的。孩子若想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首先要跟上或超越在“起跑线”上同时开跑的人群。这种热切的渴望,使父母产生了一种与儿童发展休戚相关的责任感,促使其在作出行动选择时出现盲目跟风的行为。盲从,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模仿。它不光来源于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天性,还“因为我们总以为别人比我们懂得更多。在某些情况下,他人的行为甚至会迫使我们加入其中,模仿显然变成了最佳的策略”。因此,人们在考虑促成儿童“不掉队”或“领跑”的手段时,会自动且有意识地选择在市场上表现出优异成绩的教育形式,同时这种接连而至的行为也会增加已经作出选择或正要作出选择的家长的信心,导致家长们不再关心教育内容本身的意义,而只把重点放在其使用价值上。反观社会现实,不管是理论界,还是教育实践界,蒙台梭利教育理论和教学模式确实还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有着广大的“市场”。这种意识与事实的契合就以强迫但隐蔽的形式使家长自然地把“蒙台梭利”神话当作一种事实系统来解读。
另一方面,特殊期望引起的工具化诉求导致了家长们的思想启蒙,而思想启蒙又加深了他们对教育手段的工具化诉求。家长为了实现自己对孩子的期望,为了摆脱对孩子成长一无所知的恐惧,他们会寻求各种方式进行自我教育。由于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积极影响力和成功的市场运作,以及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手段,蒙台梭利教育思想中诸如“关键期”“敏感期”等词汇快速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中,人们便捷地接受了蒙台梭利儿童教育相关知识的启蒙。这种启蒙本来的目的是使人们对儿童教育逐渐趋于理性化,是“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但是当理性在社会中衍变成衡量一切的标准时,知识发展为“不满足于向人们展示真理,只有‘操作’,‘去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才是它的‘真正目标’”。这样,工具理性取代了启蒙理性,“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启蒙反而促成了人们对蒙台梭利教育是科学知识这一机械模式的盲目推崇,启蒙倒退成了“蒙台梭利”神话。
四、平和且真诚地对待“和蒙台梭利有关”的一切
由是观之,“蒙台梭利”神话是一种措辞,是一种具有劫掠性质的言说方式。神话的对象是蒙台梭利本人及其创建的蒙台梭利教育。它的意指即“优秀”的儿童教育,不是由“蒙台梭利”的字面意义来决定的,而是人们将它作为选择起点时和运用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其字面意义,从而导致了“蒙台梭利”丰富内涵的异化。神话没有彻底摒弃“和蒙台梭利有关”;相反,它在工具理性的控制和支配下,肯定、言说并且再现蒙台梭利本人及蒙台梭利教育的历史和真实。只不过,这种保留,留下的是皮囊,这种肯定、言说和再现则是一种利用和倒转,从而迫使人们将蒙台梭利教育是“优秀”儿童教育的表征的意图看作信任的标志。可以说,“蒙台梭利”神话的功能正是对蒙台梭利教育历史和真实的撤空和扭曲。
就这样,“蒙台梭利”神话以非真实的意义真实地存在着,肆意发挥着它的作用。其实,对于“蒙台梭利”神话,蒙台梭利女士早于1951年,在她生前最后一次参与的世界蒙台梭利会议的闭幕式上,就用犀利的语言发出过警示:“你们所给予我的敬意使我想起了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比喻。你们是否注意到,当你试着向狗指一些东西时,它会怎样呢？它并没有看到你手指的方向,只看到你向外伸出的手与指头。因此当我想到你们是如此注意我时,使我不禁想到你们的行为也与此类似。在我过去40年中所不停指的对象是‘在我之外的某人’,但你们却说:‘她有多漂亮的手指头！她戴的戒指多美呀！’希望诸位将所要给我的尊敬,转赠给我所指的‘儿童’。”她的这段话,是在批评人们对“和蒙台梭利有关”的所有附加,指责人们借助“和蒙台梭利有关”的一切来哗众取宠。她是渴望人们将神话迷惑的外衣尽数褪去,显现出“蒙台梭利”的真正灵魂——儿童。
诚然,“蒙台梭利”对世界各国儿童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深深地嵌入这个社会中不那么自由自在的人们对“和蒙台梭利有关”持有的各种盲目崇拜,其实是一种无知的表现。任何一种教育理念、方法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既不能简单地做一名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传教士”,也不能为了达到目的而随意改变其特征。人们应该守住心智,没有成见、不加偏见,循着蒙台梭利女士手指的方向,基于儿童,跟随儿童,回到儿童。“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只有平和且真诚地对待“和蒙台梭利有关”的一切,才是通往“蒙台梭利”本真的归途。
本文来源于《中国教育学刊》2016年第一期，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