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又玩起台海“旧戏码” 中方：别向“台独”发错误信号

问：据报道，美国国会众院外委会10月12日审议通过“与台湾交往法案”，要求全面解除对美台高层互访的限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必须再次强调，有关议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与台进行任何官方往来和接触，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干扰和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学者：美台军事关系提升?“旧戏码”而已（2017年8月7日）

文|林红  

2017年夏，正当中美关系以新的合作交流机制为平台缓慢修复之时，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台湾因素尤其是美台军事关系却骤然突显，令人关注。

6、7月间，美国政府、国会接连抛出诸如“台湾旅行法”、对台军售、“美台军舰互泊”等挑战一中原则和中美关系的“亲台”法案，而台湾岛内舆论也纷纷鼓噪，借机“挟洋自重”、“倚美抗陆”。

美台关系此时被推至前台，不过是一出美国“亲台”势力上演的旧戏码，是美国在中美关系新模式中要博取优势地位的策略而已。

此次美台关系之所以成为舆论热点，是中美关系进入关键节点的结果，人们仅仅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即可看出端倪。

中美首轮外交安全对话是6月21日在华盛顿召开，朝核问题成为首要议题，此外还讨论南海问题、航行安全、反恐和两军关系等议题。

这些都是中美在安全、外交领域内共同关注的紧迫问题，虽然共识的达成并不容易，但可以确定两国未来合作的路线图。

然而，就在此次对话开始前一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在6月15日无异议通过了由众议员夏波等人提出的“台湾旅行法”草案，主要内容为，允许美国各级别的官员访台;允许台领导人等高级官员“在得到尊重的情况下”进入美国，并会见美国各级别官员;鼓励台湾驻美机构在美开展活动，从内容来看，堪称是《2017年国防授权法案》中“解禁台美高层军事交流”条款的全面升级版。

而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是7月19日在华盛顿召开，双方就中美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和一年计划、全球经济和治理、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业、农业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虽然中美经济关系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但两国对如何保持本质上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合作关系有了共识。

然而，也正是在6月的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与7月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间隙中，美国政府与国会出台了一系列密集的“亲台”法案，6月2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2018年国防授权法》的附加条款，史无前例地允许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特朗普政府于6月29日通知美国国会，将向台湾出售总值14.2亿美元的武器和技术，这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的首次对台军售；

7月14日，美国联邦众议院版的《2018年国防授权法》列入了要求对台军售正常化和评估美台军舰互访可行性的补充修正案。

6、7月这两轮中美高级别对话是“习特会”后确立的四个对话机制中最重要的两个，将奠定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的基调。

这一系列密集的“亲台”军事法案的提出，在时间上看显然是刻意而为，目的是制衡这两轮中美高级别对话，以保证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始终保持在战略平衡的传统之中，或者说，继续利用美台关系“对冲”中美关系，以确保美国对华政策的风险可控。

金融学上的对冲(hedge)指特意减低另一项投资的风险的投资，即同时进行两笔行情相关、方向相反、数量相当、盈亏相抵的交易。

对于美国来说，中美关系与美台关系是具有“对冲”性质的两笔“投资”，当然，这个“对冲”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学的定义，两笔“投资”之间确实“行情相关”、“方向相反”，但是规模并不对称，绝对意义上很难盈亏相抵。

在这里借用，是因为台湾问题事涉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障碍，美台关系的提升在强度上具有对冲性，是用来减低中美关系正向发展的风险，即通常所说的“制衡”、“平衡”。

当中美关系紧张之时，美国处理美台关系就会比较低调，而当中美关系积极向好时，美台关系就可能更具挑衅性，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旧戏码了。“

习特会”后，特朗普要与中国以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为平台确立新关系，要得到中国在朝鲜问题等问题上的合作，但他的政府事实上并不能充分确定这样的决策风险有多大，即美国因为与中国走近、与中国合作而面临的战略损失(优势地位、资源占有和盟国信任)有多大。

因此，在军事领域提升美台关系，就成为了“对冲”中美关系风险的新一轮投资，“台湾旅行法”、对台军售、“美台军舰互泊”等就是其中大大小小的“投资项目”，美国国会在几乎每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都会拿台湾问题做文章，向中国施压。

中美关系与美台关系的“对冲”性质，是美国分权政体的产物，国会与总统权限不同、影响不同，他们之间形成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制衡。

根据美国对华决策的惯例，当美国总统着眼于总体利益与格局来选择相容性对华策略时，美国国会通常更偏向制衡中国、突显台湾的战略地位，上述法案就是美国政坛“亲台派”密集造势的直接结果。

而特朗普如果考虑到中美关系的总体需要、中国方面的政治红线而决定谨慎决策，既可以不予签署通过，也可以在签署后不具体执行，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亲台”法案要在实际政策或行动上恶化中美关系，还缺乏落实的机会。

但特朗普以“商人总统”着称，他在一个中国政策、对台军售等问题上的交易意识从一开始就引发过冲突，特朗普通过首个军售案，也有回应国内保守派压力和台湾需求之意。

因此，总统与国会两方面相互配合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否则政府方面的对台军售案、众议院的“台湾旅行法”、参众两院的《2018年国防授权法》何以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在两轮最重要的中美高级别对话之间出笼呢?

毫无疑问，美台军事关系的提升严重冲击了“一个中国”原则，妨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消减了中美关系的正能量，如“台湾旅行法”将全面升级《2017年国防授权法案》中“解禁台美高层军事交流”的条款;“美台军舰互泊”更是突破性地为美国增加了中美博弈的战略筹码，它们如果完成法定程序，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并得到总统签署，将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再埋两颗地雷，美国未来将得到更多的国会授权和政策弹性，在台湾问题上施压、在中美博弈中要价。

对此，中国方面必然要策略得当，方可从容应对，但这样的局面对于中美棋局中的台湾来说未必是幸事，台湾为自救于“台巴断交”后的被动局面，尽可以展开报复式、突袭式对美政治公关，继续将台湾安全寄于美国，但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是，这些异乎寻常的军事关系提升仅仅是美国自利的决策，对于台湾来说，兹事体大，危险之至，当慎之远之。

(作者林红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国家统一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来自外交部网站、中评社  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