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环错！保姆偷子26年还回，母亲却在22年前找回“儿子”！
26年前，因为河南省高院的一纸亲子鉴定，朱晓娟从开封领回“盼盼”；26年后，重庆市公安局的又一纸亲子鉴定，送回亲生儿子刘金心。
1992年6月3日下午，四川南充市李渡镇村妇何小平作为刚被聘请的保姆，走进朱晓娟位于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的家。七天后，她将朱晓娟1岁零3个月的儿子偷走。
这个孩子被何小平带回了家，视为“镇命”的工具养起来，“我八字大，命硬，之前死了两个儿子。只有捡个娃儿来养，我自己的娃儿才会活下来”。
被拐走前的刘金心
2018年1月初，何小平声称看了一档电视寻亲节目受到感动，她为了赎罪，主动向警方投案并借助媒体，在重庆大张旗鼓为“儿子”刘金心寻找亲生父母。
2月5日，朱晓娟拿到重庆警方的“鉴定文书”，鉴定结果显示：刘金心与朱晓娟、程小平“符合双亲遗传关系”；程俊齐与朱晓娟、程小平“亲权关系不成立”。
这一结果让朱晓娟内心五味杂陈。程俊齐是1996年她和前夫程小平从河南找回来的儿子“盼盼”，当时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亲子关系鉴定”称，盼盼与程小平、朱晓娟“具有生物学亲子关系”。
重庆警方的鉴定，犹如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牌，首先推倒河南省高院的鉴定，连锁反应接踵而至。朱晓娟有些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冲突，“22年前，一纸亲子鉴定，让我从河南开封领回儿子，抚平了失子的伤痛；22年后，又一纸亲子鉴定，哐当，亲生儿子从天而降，发现之前一直错养着别人的孩子”。
更让朱晓娟没法接受的是，在她看来这个亲生儿子是一个“无能”青年，生活落魄，感情失败，酗酒成性，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何小平，“你偷了我的儿子不说，还把他养成这幅样子，现在觉得压力大了不想要了，就想甩包袱。你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1996年，朱晓娟与刚找回的“盼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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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多一个儿子认亲
朱晓娟说，后来“面目全非”的生活，始于一通电话。
2018年1月，朱晓娟接到重庆一家媒体的电话，对方说，一个自称“何小平”的人来向媒体求助，说自己26年前做保姆时，曾从重庆解放碑一户人家中抱走一个男婴，如今“受到一档寻亲节目感召”，想把孩子给送回去。
电话那头问朱晓娟，是否在1992年丢失过一个男婴。
接电话时，朱晓娟刚刚散步回家，电梯里，她有些生气，告诉对方，自己虽然丢过孩子，但是“已经找回来二十多年了”。一旁的小儿子则说，那“应该是个诈骗电话”。
盼盼“失而复得”的故事，充满戏剧性。1995年冬天，朱晓娟夫妇贷款3万元，到河南安阳寻子未果。当地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不远的兰考县刚刚解救出一批被拐儿童，对方建议两人把孩子照片发过去，让那边辨认下。
照片寄过去不久，兰考县警方传来消息，被拐儿童中，有一个孩子的年龄长相与盼盼接近，希望朱晓娟夫妇当面辨认。
朱晓娟和丈夫赶到开封市儿童医院，与那个“跟盼盼很像”的男童见面。
“第一感觉就是不像。”朱晓娟对记者回忆，自己隐隐觉得眼前这个孩子，并不是丢失的盼盼，但是程小平显得有些兴奋。半信半疑之下，两人决定做亲子鉴定。
当年，能够进行亲子鉴定的机构多数直属于司法机关。法律学者刘昌松告诉新京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公安、检察院、法院都下设法医鉴定机构，并且对外提供鉴定服务，直到90年代后期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检察院和法院的鉴定职能才剥离出来，演化为今日的第三方鉴定机构，仅有公安系统依旧保留独立的法医部门。
朱晓娟选择了距离最近，具有鉴定资质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郑州留下血样后，便回到重庆等消息。
20天后，没有等到结果的朱晓娟主动致电，对方告知，鉴定已经完成85%，但因为“实验室停电”，结果还没有做出来。又过了将近20天，朱晓娟收到河南省高院寄送的鉴定书。
记者获得的鉴定书上，盖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鉴定专用章”，鉴定过程显示，通过对朱晓娟、程小平夫妇，以及被拐儿童血样进行血型和DNA指纹检验，三者的DNA图谱“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
据此，1996年1月15日，河南省高院作出鉴定结论，认定被拐儿童与程小平、朱晓娟，“具有生物学亲子关系。”
“盼盼”找到了。回到重庆那天，朱晓娟一家举行了欢迎仪式。此前的1993年，盼盼丢失的第二年，在寻子无果的情况下，朱晓娟生下第二个孩子。如今“盼盼”回家，这个家庭一下子有了两个儿子。
来电话的女记者没有放弃，加了朱晓娟的微信后，发来几张照片。朱晓娟仔细端详照片里那个年轻男子的脸，浓眉、大眼、短鼻、圆脸，跟自己和身旁的小儿子很像。
直觉告诉朱晓娟，照片里这个孩子，可能真的跟自己有关系。如果是这样，养了二十多年的“盼盼”又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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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技术问题”
26年前，因为河南省高院的一纸亲子鉴定，朱晓娟从开封领回“盼盼”；26年后，重庆市公安局的又一纸亲子鉴定，送回亲生儿子刘金心。
在朱晓娟的离奇经历引发关注后，河南省高院主动派人来到重庆，与朱晓娟面谈。朱晓娟告诉新京报记者，2018年3月底，河南省高院来了三个人，其中一人在法院负责赔偿工作。三人传达了河南省高院对于这一事件的初步处理意见：对朱晓娟表达歉意，组成专案组调查，后续情况将及时通报。
一名参与上述会面的河南省高院干部告诉记者，当时到重庆去，一是想了解朱晓娟这边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对其情绪进行安抚。回到郑州后，河南省高院即对当年的鉴定过程进行核查。
▲河南省高院鉴定显示“盼盼”与朱晓娟具有亲子关系
朱晓娟觉得，如果能够把当年的事情搞清楚，厘清责任，也算结局完满。因此在会见后，朱晓娟一度谢绝媒体采访，“不想把事情搞大。”
一直到四月底，河南方面始终没有新的信息，也再未与朱晓娟接触。朱晓娟向记者展示的聊天截图显示，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反复称，“在等领导回复。”
距离第一次会面三个月后，2018年6月12日，河南省高院再次派出工作人员到重庆与朱晓娟接触。他们告诉朱晓娟，河南省高院可以提供部分精神赔偿，大约是5万元。
7月5日，参与这次会面的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经过初步调查，河南省高院当年的亲子鉴定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问题，之所以出现结果偏差，“可能是技术问题。”
这一次会面不欢而散。朱晓娟告诉记者，对方提出，“养别人的孩子也是养，养自己的孩子也是养，现在养了二十多年的孩子，一样可以养老送终。”这样的表述，让朱晓娟觉得对方“没有诚意，也没有歉意”。
朱晓娟向记者提供的短信显示，河南省高院一名张姓工作人员称，他们“就是因为二十多年以前单位同事的过失来的，怎么会没有歉意”，并表示“鉴定结果出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过失，不是任何人故意的结果”。
记者拨打发送上述信息的电话，对方承认是河南省高院工作人员，但拒绝对信息内容置评。
朱晓娟想看一看河南省高院对于此事的调查报告，没有获得同意。
一个想法在朱晓娟内心萌生：起诉河南省高院。朱晓娟告诉记者，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可以让河南省高院对当年的错误鉴定负责，二是作为案件重要书证，律师将可以看到河南省高院的内部调查报告，了解当年的鉴定过程。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朱晓娟觉得，自己人生的“下半场”刚刚开始。
▲刘金心归来后，今年6月，朱晓娟跟他拍了一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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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鉴定机构存多重困境
接受朱晓娟的委托后，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组成律师团，对这起案件进行分析。
律师团成员黄敏告诉记者，这样一起民告官的案件，此前还没有相关判例，因此所有的步骤都需要摸索前进。其中主要的核心问题，便是具体的起诉方式，以及管辖权的问题。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而法院属于司法审判部门，不属于诉讼主体，这也意味着这起事件，不可能以“民告官”情形中，最常见的行政诉讼形式立案。
律师刘昌松告诉记者，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如果是当事方认为法院判错案件，是无法通过司法手段起诉的，只能通过上诉或者申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能成为被告。不过，当法院并未履行审判职能时，其可以被当作一个民事行为主体，个人可以对其提出诉讼。
记者获得的收据显示，程小平向河南省高院缴纳1500元“亲子鉴定费”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一份盖有法院财务专用章的收据。
刘昌松说，这份收据足以证明，当年河南省高院的鉴定部门是对外开放且收费的，其与朱晓娟夫妇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在进行亲子鉴定时，法院并非在履行审判职责。
▲程小平向河南省高院缴纳的1500元亲子鉴定费收据
黄敏介绍，律师团经过研判后认为，河南省高院有偏差的亲子鉴定，导致朱晓娟错养儿子二十多年，本质上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既然河南省高院开展鉴定业务，也有条件开展这一业务，那么就应当承担因鉴定错误而引发的相应民事侵权责任。”
不过，在具体侵权情形上，律师团陷入困境。黄敏说，团队一度想以侵犯监护权起诉，但又被推翻。“法院实际上没有直接侵犯朱晓娟的亲子权和监护权，朱晓娟是因为相信亲子鉴定报告，主动放弃继续寻找。”律师团因此决定，直接以“民事侵权”起诉。
除此之外，管辖权的问题又摆在朱晓娟和律师面前。状告省级法院，应当向哪里起诉？刘昌松说，这一案件的特殊性在于，河南省高院是侵权行为发生地内级别最高的法院，如果在河南立案，涉及到回避情形，如以侵权行为发生地提起诉讼，则需要最高法指定管辖。
考虑到这一情形，黄敏说，律师团队最终决定以侵权结果发生地，即朱晓娟所在的重庆时渝中区提起诉讼。
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 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多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朱晓娟以民事侵权起诉河南省高院，鉴于被告方的身份，其后的审理或将很漫长。
朱晓娟希望通过起诉，也告诉刘金心，应该“走出来，站出来”，而不是活在过去的阴影里。她说，“起码，不要老把自己当作受害者，然后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