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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刺痛人心，残酷而真实！听新科高考状元这番话，教育真的是拼爹妈吗？
刺痛人心，残酷而真实？
孩子的教育拼的就是我们当爸妈的能力！
本文授转自妈咪OK（ID：mami-ok）
今年北京高考的文科状元出炉了，是北京二中的熊轩昂。
文科状元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的学习方式，都是无数后来者们试图窥探到高分秘诀的信息。但熊轩昂在面对澎湃新闻采访时所说的一番话，却成为了各大舆论平台上网友们争议的焦点。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当被问到“你还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吗？”时，熊轩昂说：
“我觉得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
我是普通家庭长大的，但是衣食无忧，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在北京这种大城市，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可能是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这种东西让我在学习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能走一些捷径。
近几年的高考状元，也很难再看到农村里面供养出来的，很多都是家境又好，自己又厉害的人。但我还是觉得，知识不一定能够改变命运，但是你没有知识是一定改变不了命运的。”
很多媒体将熊轩昂的言论断章取义，让很大一部分网友愤慨地对其谩骂阶层鄙视。熊轩昂的观点我无意于评论什么，他刺痛了一部分人的自尊心，也摆明了一个刚从“十年寒窗”中走出来的孩子真正感受到的拼博环境。
之前我的好友小象爸因为看到自己女儿正在经历的教育环境，也分享过一篇”富二代是如何秒杀穷人家的孩子的“文章，也一样”血淋淋“。小象爸说，更有意思的，现在这些拔尖的孩子不少颜值都很高。是啊，当我们已为人父母，在面临着孩子的教育问题时，我们也更应该思考，在竞争如此剧烈、教育资源稀缺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应该怎么做。
女儿在一所私立学校上学。没多久，就被她同学的背景吓到了。
爸爸，我那个同学有6个私人家教，连体育也有私教……
爸爸，我有个同学为了从宁波到杭州来的上学路上不浪费时间，家里买了辆房车，好让他在车上做作业，每次来回家教在车上给他补习……
我脸上冒出两条汗线。尼玛，这是读书吗？
富二代么，不就是富二代，你可别跟他们学，你只管自己好好念书。我说。
那些不学习开着豪车撞在树上的不都是富二代吗。我暗想。
有一天，我到她寝室，看到一个女孩，穿着校服，满头大汗在拖寝室的地板。干完后很专注地看书学习。我说，这个孩子真棒，你也要向她学习。女儿说，那个就是有6个家教的同学。
我后来慢慢地开始了解这些孩子，这些家庭背景优越的孩子常常学习更加努力，特长也更为丰富。他们能早早地看完原版的哈利波特，钢琴等乐器水平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纪录片《人生七年》里，上层阶级读私立学校的Andrew和JOHN才只有7岁，已经每天在看《金融报》或者《观察家》了。
他们普遍很阳光，待人接物大方，同时乐于参加各种社团活动，竞争意识更强。
当普通的孩子暑假在电脑前痛痛快快地玩游戏时，这些孩子的父母带着他们去参观剑桥耶鲁，告诉他们，这是你未来的目标。上面提到的Andrew和JOHN在小学时已经明确知道自己会上牛津大学然后成为著名律师著名人物之类。
当普通的孩子热衷于讨论谁是校花校草，这些孩子在模拟联合国辩论，讨论什么是正义。
当普通的孩子的看着《快乐大本营》高兴地在沙发上打着滚，这些孩子开始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德语，他们未来的竞争对手是全球最优秀的大学同学。
02
我小时候，父母就给我们讲一个亲戚父母都是农民，孩子却上了重点大学的故事。最后当然要加一句：读书最重要的就是靠自己。
这个故事我大概听了十多年。
我不否认逆境成才的故事，但其实这个故事相当片面。你不能一切推给孩子，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才是第一位。
比尔·盖茨成为首富当然离不开他的律师老爸和银行家女儿的老妈。他读的私立学校在1968年花了三千美金买了计算机终端设备。1968年，我们大多数孩子还只知道弹弓和泥巴，哪晓得什么计算机。
之前，一个杭州高三女生被哈佛提前录取成为新闻，不过普通人家的孩子只有羡慕的份，人家父母都是麻省理工毕业的，父亲还是科技上市公司董事长，那女生从小就在美国参加夏令营，学习编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本电影《新恋爱世纪》。
剧中黎明演一个普通白领Bill，带着女友刘嘉玲演的Maggie去一家廉价餐饮店吃饭，饭店前排着长长的队，Maggie不由抱怨男友太屌丝。Bill说，我一定会出人头地的。Maggie冷冷地指着长长的队伍说，这里哪一个人不想出人头地。
穷人的孩子出人头地太难了。
高度的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人们可以凭借个人的才能取得成功，而不是依靠家庭的财富和关系取得成功。
然而不幸的是，本世纪初的大规模调查显示，社会流动性早已经陷入枯竭。社会学家通过研究1970年到90年代末这段时期内，2749对美国父子的收入和职业后，发现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已经僵化，这段时期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更倾向于维持父母的特权阶层或社会弱势群体的身份。
孩子的身份原来也在“遗传”。
英国的学者也得出相同的结论。眼下在英国，私立学校学生上牛津和剑桥的比例是公立中学的13.47倍。从上世纪70年代起，英国政府就想法设法打破这种现象，比如加大对公立中学的投入，学校尽量录取各种社会背景的学生，然而这些努力全部以失败告终。
英国有一本很了不起的纪录片《人生七年》。1964年，迈克尔·爱普特想验证在英国社会阶级是很难逾越的，富人的孩子依然是富人，穷人的孩子依然是穷人。他选择了14个不同阶层的孩子进行跟踪拍摄，每七年记录一次，从7岁开始，14岁，21岁，28岁，35岁，42岁，49岁，一直到去年的56岁。
几十年过去，导演见证了这14个人从幼年到青年再到中老年的全过程。他们的人生真如导演预测的那样吗？是的，纪录片给的答案很明确：你的出生阶级，决定了你的未来！有一点残酷啊~~
当然并不是说事情永远没法改变，逆袭也是可能的，只是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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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富二代是如何秒杀普通孩子的？（听起来真实残酷，但事实就是如此）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里奥所对美国12个家庭做了持续的跟踪研究。她发现富有家庭和穷人家各自有一套培养孩子的体系。
富爸爸富妈妈们普遍让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为孩子打听老师、教练、队友的情况。
贫穷家庭的孩子大多是和兄弟姐妹或小伙伴在外面愉快地玩耍。有个来自劳动阶层的女孩卡蒂，她喜欢唱歌，放学后就到唱诗班唱歌。她的父母并没有意识到在这方面培养她，他们认为：女儿只是在向别人展示一个“聪明伶俐”的自己，这只是卡蒂吸“引别人注意”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们就错失了培养孩子突出才能的机会。
美国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这样归纳道：富爸爸富妈妈喜欢对孩子刨根究底，每一件事都要问清楚来龙去脉。他们希望孩子能够拿出自己的威信，敢和父母顶嘴，能和别人谈判，还能质疑成年人。
贫困家庭的父母则相反，他们常会向一些权威人士让步，他们总是显得服服帖帖，不能勇敢地站出来。
富爸爸富妈妈的教育方式称为“协同培养”，其目的是积极地“培养并评估一个孩子的才能、观念和技能”。穷人们遵循的是放任孩子“自然成长”的策略。
富人家的孩子早就开始领会到了“权利”的意义。而穷困家庭的小孩“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冷淡、缺乏信任和拘谨的”。他们不知道怎样找到自己的路，或者说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定制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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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摆在那里，原来总是说富不过三代，但是美国和英国的一个合作研究却告诉我们，进入上层社会或被上层社会踢出局，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仅仅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它需要漫长的几个世纪。上层社会的子孙衰落到中产阶级时，一般会花300到450年。整个社会中的贫困家庭，也需要花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大概10至15代时，才能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中产阶级。
但是并不是，我们就直接放弃了好。因为努力仍然是跨越阶级局限的必经之路，当然何江、尼克之所以能逆袭，除了刻苦和勤奋，也因为他们足够幸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也有着家人和老师的不断鼓励。尼克小学时，与老师同学热烈地讨论飞机知识，老师不经意的一句“你平时那么爱看书，一定很了解飞机相关的东西吧！”让他感到了被认可和鼓励，从此更用心地钻研科学知识。所以，如果我们能更好地指引，孩子依然会有逆袭的机会。
最后我想说，无论我们身处哪个阶层，富或者穷，都不该放任孩子随意发展，而应该根据孩子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计划。社会阶层虽然僵化，但也未必一层不变。你瞧，刚才提到的《新恋爱世纪》中，Bill最后出人头地，并找到了自己的所爱。
作者介绍
妈咪OK，港大教育学博士创办、美国幼儿教育协会成员指导。关注0-6岁宝宝大脑发育、早期发展。
关于全国重点大学生源状况的一些数据
作者｜陈超
近年来，关于寒门子弟考取重点大学机会少、入学难，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不断下降等问题和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由此触发人们对“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底层上升渠道变窄、寒门难出贵子、贫穷代际相传等”的担忧。
无独有偶，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早就发现，不同社会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是不均的，不同背景和职业的人口，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样是不均的。
布迪厄研究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农民的儿子上大学者不到1%，70%的工业家儿子上大学，自由职业者和高级职员的儿子上大学的比例超过80%。同时，不同社会出身的人，进入不同类型院校和不同类型专业学习的条件概率是有显著差异的。譬如，中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人、服务人员、一般雇员等的子女主要选择理学和文学等未来前景相对较差的院校和专业，其条件概率大致在30%~50%之间，选择法学、医学和药学等未来前景更好的院校和专业的条件概率在3%以下。
布迪厄认为这种选择和不利表现完全是无奈之举；而工商业主、高级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等高收入阶层的子女，则主要选择医学、药学和法学类院校和专业，其条件概率大致在4%~11%之间，远高于中低收入阶层。造成差异的各种因素中，布迪厄认为社会出身对差异的影响最大，超过了性别和年龄。
而中国重点大学农村生源减少了吗？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1978-2005年北京大学新生中农民出身和居住地为农村的新生比例 (%)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在1985年高达38.9%， 然后一直下降，至1998年跌至最低点7.9%，随后开始略有上升，至2005年止，一直在14%－16%之间浮动。
而2014年的这一比例为18.5%，清华大学约为16%，而当年农村考生的比例超过60%。
▲1978-1998年北京大学新生的家庭背景变化（%）
从北京大学新生的家庭背景构成，可以看到不同阶层子女教育机会的变化轨迹。干部、教师、知识分子、军人等优势阶层子女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中间的线条显示农民子弟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资料来源：刘云杉、王志明、杨晓芳《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 - 2005)》，《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年10月。）
所以寒门真的再难出贵子？父母的背景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陈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于2016年1月-2017年3月对中国若干地区以985、211高校为代表的全国重点大学生源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
课题组采用德尔菲法和小组讨论法相结合的方法编制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为包含多种题型，多种测量尺度的结构式问卷，其中涉及生源家庭背景的变量主要是父母职业和教育背景。
为了尽可能保证调查的真实性、代表性和推广性，调查采用完全随机抽样，对天津、合肥、兰州三个地区的全国重点大学进行现场随机问卷调查；为了避免个案和数据的聚集性，保证受测对象的完全随机性，问卷发放和测试地点选择在人口流动性较大的学生食堂、图书馆等地点；为了保证问卷的填写质量和受测者的配合，问卷测试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并对每一位问卷填写者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和物质补偿。最后，现场发放问卷886份，实际回收问卷885份，回收率接近100%。
来看一下调查结论。
1、中低收入阶层子女占生源六成以上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在所调查的高校中，来自农民家庭的生源占30%以上，占比排名第一；其次来自商人、国有或公有企业职工和普通工人家庭，三者之和占比在30%以上。
其中，父亲为农民、商人和普通工人的比例分别为32%、14.5%和11%，父亲为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和国有或公有企业职工的比例依次为8.6%、5.8%和14%。母亲为农民和普通工人的比例分别为37%和11%。母亲为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和商人的比例依次为3.5%、12.4%和3.7%。
由于调查对象均为全国重点大学，且绝大部分为进入“985工程”的重点大学，其生源来自全国各地，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地域性影响。因此，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来自中低收入阶层的子女至少占全部生源的60%以上，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在推进高等教育公平方面所做的努力。
2、父母教育程度与子女教育存在关联和传承
由于人的职业和社会分层大都和教育背景联系在一起，更高和更好的教育往往意味着更好的职业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正如布迪厄指出的那样，与受教育水平无关的地位的升迁，随着社会的逐步工业化和官僚化而呈逐步减少的趋势。
也就是说，现代社会要想拥有更好的职业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必须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因此，父母的教育背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生源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
调查结果发现，职业为农民、工人等的父母，所受的教育程度大都为小学或初中，而职业为公务员、事业单位编制人员等的父母，所受教育程度大都在专科以上。
调查还发现，绝大多数生源父母所受教育程度偏低，获得硕士、博士等高级学位者极少，绝大多数集中在小学到高中阶段，比例在60%以上。其中，父亲学历为小学和初高中的比例为62.5%，父亲学历为博士、硕士、学士和专科的比例分别为0.9%、3.4%、14.6和9.4%；母亲学历为小学和初高中的比例为65.7%，母亲学历为博士、硕士、学士和专科的比例分别为0.6%、1.9%、10.5%和8.0%。
同样，相关检验和一致性检验表明，父亲和母亲的学历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也就是说，父亲和母亲的职业大都比较接近，不会相差太远。
实际上，父母的教育背景不仅决定了子女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而且和子女的教育背景以及今后的发展前景有着很大的关系。
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要求相应也更高，对子女在教育方面的指导作用也更有效，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因而也会更高。这种关联性和传承性，即布迪厄所说的“再生产”和“继承人”关系，深刻地体现出家庭背景对子女的影响及代际传递。
3、顶尖大学与重点大学生源差异的原因
从天津、合肥和兰州三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重点大学的生源当中，农村和寒门子弟仍然占大多数，占样本高校全部生源的四成以上，其他各种家庭背景的生源比例比较分散，并且均不构成绝对优势。可见，中国重点大学的生源构成完全是多样化的，并且农村和寒门子弟仍然占绝大多数，接受高等教育乃至优质高等教育，仍然是农村和寒门子弟寻求改变命运的主要渠道。
之所以少数顶尖大学出现农村和寒门子弟生源减少的现象，除了顶尖大学招生名额分配这种客观政策偏差之外，顶尖大学招生规模有限、准入门槛更高、入口更狭窄、录取标准更严格、考察方式更全面等客观因素也不容忽视。
此外，伴随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变化，新的读书无用论又开始抬头，造成许多农村和寒门子弟过早辍学。因此，以少数顶尖大学农村和寒门生源减少去推测全国的整体状况是不够客观和准确的。就连布迪厄也承认，教育的不平等也与出身下层的学生入学晚，进步慢有关。可见，造成重点大学农村和寒门子弟比例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个别顶尖大学的例子，并不能代表全国重点高校的整体状况。
当然，受限于经费、时间等研究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也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譬如，样本的覆盖面还需扩大，生源家庭背景的考察变量还需更全面等。课题组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扩大样本量，拟将北京、广州、成都、哈尔滨等纳入调查范围，尽可能覆盖全国各个代表性地区，并增加家庭收入、居住条件、家庭人口数量等与生源家庭背景有关的变量。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为高等教育招生考试政策的制定以及高等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发展提供参考。（本文来源自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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