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风骨赤子心｜百年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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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逝世已经十周年了。虽然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崇高的思想、精神、作风和品德总时时萦绕在我的脑际。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长期在耀邦同志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亲耳聆听到他的不少教诲。在漫长的岁月中，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个把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融于一身的典型人物。悠悠岁月，思绪万端，追陈数事，以志哀思。
五字箴言：为人民服务
认识耀邦同志是在一九五○年六月，那时川北解放不久，我作为妇女界的代表，参加了川北区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我带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从三台县来到区首府南充。对我们这些刚从地下党状态转入公开工作的年轻干部来说，是多么急切盼望能够及早目睹当时川北区党、政、军首脑的音容风貌啊！
六月二十三日，代表会议召开了。会场布置很简朴、庄重。那时条件比较艰苦，会场设在南充电影院，座位都是硬板凳。但在代表座席前，却摆了一排藤椅。我们原以为是为首长准备的呢！时年不满三十五岁的耀邦同志，当天是大会执行主席，他笑容满面地站在主席台前，打着手势高声说：“请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代表到前排就坐！”耀邦同志这么平易近人地高声招呼后，顿时笑声、掌声响成一片。共产党这种尊老的表现，一下子拉近了代表和首长的距离。耀邦同志在会上作了《川北区施政方针》的报告，生动并极具鼓舞性地从各个方面阐述了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使与会代表明确了奋鬬的目标。使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亲自草拟并公布了《人民代表公约》。他说，我们的大会马上就要结束了，依靠我们的精诚团结和充分协商，我们的大会已顺利地完成了好几件有益于川北人民的大工程。可以断言，川北人民将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而欢呼。但是我们全体代表的工作并没完，各位代表回去之后，仍然还是一个光荣的川北区人民代表，基于此，我们来通过一个共同遵守的公约，以此勉励我们大家更好地为人民尽忠，促进我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公约”定了十条。大家举手，庄严宣誓。内容主要是：我们是人民的代表，只能在人民之中，不能站在人民之上；要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和敌人作鬬争；随时随地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呼声，并随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川北协商委员会反映；发现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有缺点和错误时，应以负责的态度，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川北协商委员会报告；不得违背国家利益：：等等。
耀邦同志说，公约条条都是为人民着想，条条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而且条条都可以办到。这些极具鼓舞和战鬬性的语言，深深地感染着与会代表。大会结束后，各条战线的代表均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剿匪、征粮和土地改革等运动中去了。一九五一年，川北区第一期土地结束后，我被调至川北行署办公厅研究室工作。这时，接触耀邦同志的机会增多了。耀邦同志经常召集各界、各民主党派人士开会，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那时没有速记，更没有录音机，就由研究室的干部去做笔记。我记得，他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说：“我们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交朋友，就要开心见肠，无话不谈，若是彼此猜疑，怎么能和衷共事呢？”耀邦同志坦率、真诚、广泛地同民主人士交朋友，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民主党派人士也大胆地向共产党领导提出各种建议作为真诚的回报。
这里，要特别提到耀邦同志同原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起义将领裴昌会的友谊。裴是当时川北统战对象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坐标。裴昌会先生在完成起义部队整编后，被任命为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在南充，他和耀邦同志同吃同住，关系很融洽。解放初期，干部都是供给制，当耀邦同志了解到裴没有积蓄，建议将他定为工资制，并真情地解释说：“你与我们不同，有旧的部属请求你的帮助，跟随你的还有一批人，筹建‘民革’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必然有一些应酬开支。”裴昌会只得接受了。
在食堂用餐，耀邦同志还提醒炊事员要给裴主任做面食，关怀之细，可想而知了。一九五二年，四川四个行署合并，裴被分配到西南纺织局任局长。耀邦同志对裴昌会说：“两年多来，我们主要精力抓了土改，抓了巩固政权的工作，对工业很少抓过。你抓了一下工业，也只不过懂得了几个名词。现在按你的级别是安排低了，这是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党不把你当外人，是培养你。”裴昌会对耀邦同志的直率感慨万分，并表示坚决服从分配。以后，裴昌会每次到北京开会，去看耀邦同志时，耀邦同志也常对他说：“党要对你负责到底。”
一九八六年，中共四川省委委托南充地委召开川北区党史座谈会，也请裴昌会莅会，此时裴老因已九旬高龄，未能赴会。座谈会告一段落后，我同老伴去重庆时，专程去看望老人，送给他一份座谈会的资料和与会人员的名单。老人满怀兴致地一张张翻阅，执意要请我们吃便饭，还邀请了当时中共重庆市委顾委会主任孙先余（原川北区党委委员，南充地委书记）同志一起共叙。裴老兴致勃勃地亲自包饺子。他深情回忆了在川北工作时期的舒畅心情和与耀邦同志历年的交往，关切地询问耀邦、李昭同志的情况。裴老还说了一桩事情：他曾多次向耀邦同志要求入党。耀邦同志对他说，你的条件是够的，但你不入党可能发挥更特殊的作用。你可以写个申请给我留着，到适当时候给你解决。耀邦同志和裴老共事只有两年，他的人格感召力量和真诚友谊则是永存的。
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共中央电令胡耀邦到中央工作。川北广大人民得知耀邦同志将要调到北京工作时，都表现出依依不舍之情。各界人士筹备给耀邦同志送一件德政碑式的锦屏，赞扬他对川北区工作的贡献。耀邦同志得知后，立即到川北政协看望大家，亲切地说：“据说各位先生要在我离开南充之前，送我一件八宝锦屏，我表示感谢。但是坚决不能够做这个东西。若真要送，就送我五个字：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是毛主席说的，叫我们每个革命者，时刻用这五个字检查自己为人民服务的事做得如何了！你们送我这五字箴言，不用缎子、金字，只需在学习会上口头叮嘱我，告诫我就行了。良友之言，金石之贵嘛！超过缎子做的屏，金子做的字啊！”经耀邦同志婉言谢绝，使那些老先生万分感慨。川北政协副主席卢子鹤先生感慨道：“知己已去，我将安归？”耀邦同志回赠以“天下多知己，四海仍安归。”
七月初，行署全体干部在办公楼前广场开会欢送耀邦同志。会上，他以特有的手势和带有鼓舞、激励的语言讲了热情洋溢的告别话。他举起左手，很激动地讲了两句话作为结尾，这就是：“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到了那里，就把那里的工作做好！”这既是他自勉之言，也是对我们这些年轻干部的谆谆教诲。近五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时的青年，现在都迈入古稀之年。我相信大家都还会记住这两句金石之言的。耀邦同志为回避兴师动众的送行，在一个静悄悄的黎明，仅带着一个秘书轻车登程，悄然离去。人们在叹息之余，从中也受到启迪。
为民请伞 逆流而追
一九六四年团的“九大”以后，耀邦同志已基本上离开了团的工作岗位，只是名义上仍兼任团的领导职务。十一月底，他到陕西省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局第二书记。我们为他能够大显身手而庆幸。但不久就听说他遭到批判，又听说他病重，我们十分惊诧，又十分担心。
一九六五年春，我随团中央书记王伟同志出差陕西，专门去看望了耀邦同志，见他躺在沙发上，双手抱头，人似乎又瘦小了许多。他说头疼得厉害。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怎么几个月就变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不解。据跟随耀邦同志到陕西的秘书告诉我们，以及后来又了解的情况，耀邦同志一到陕西，就发现农业生产恢复得很慢，农民生产情绪不高，生活困难等严重情况，在调查研究后，向中央写了《走马到任报陕情》的报告，为民请命，要求中央将陕西一九六四年的粮食征购任务由十七亿斤减为十四亿斤，同年为陕西增拨三万吨化肥，并筹建年产七万五千吨的五个小化肥厂。这都及时得到了批准。耀邦同志还认识到，陕西省生产萎缩的根本原因，是领导上肆意扩大阶级鬬争，不仅在“四清”中夺权，鬬争过火，对干部处分、撤职、开除和拘留的人数过多，而且还在全省中开展肃清“彭、高、习反党集团”和解决“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不彻底”两个运动，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耀邦同志主张冷静下来，暂停下来。这些正确的主张和做法被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认为是“不抓阶级鬬争”、“刮翻案风”、“搞物质刺激”，在西北局和省委两级中，对耀邦同志大肆围攻。并且不顾医生们的警告，强迫耀邦同志带病写检讨。但在极度困难中的耀邦同志，看来也还不缺少坚强的神态。
一九六五年六月间，耀邦同志终于有幸回到北京。这是耀邦同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表了“八条申辩”，争得了暂时的间隙。还由于此时叶剑英元帅率领张爱萍将军到陕西检查工作，也力主耀邦随他回京治病。西北局的主要领导纔无法阻拦了。
耀邦同志在陕西碰到的这场遭遇战，对他这个坚决为人民服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老共产党人来说，是很难避免的。实际上是一次“要苗”还是“要草”的鬬争。但是比起以后“文革”来说，这还是一场小规模的鬬争。值得寻味的是，这次对耀邦同志展开围剿的当时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某些同志，虽然已经“左”得可怕，但在“文革”中仍被“四人帮”扣以“叛徒”和“走资派”等帽子，打翻在地。还是耀邦同志在拨乱反正中为他们洗刷罪名。这是后话。
坚持真理 待时再起
十年的民族浩劫，耀邦同志被打倒两次。一九六六年，耀邦同志已经年过半百，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多年，历经党内各次鬬争。特别是一年以前在陕西受到那场围攻，他已预感着党内将有一场更加严重的鬬争。但对当时狂热的“炮打司令部”和“红卫兵”运动还是缺少准备。一夜之间，功臣成了罪人，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刘邓黑干将”的帽子。数不清的批鬬和“示众”，打骂逼供，一时真把他打懵了。但是他毕竟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坚信真理必将最后胜利，平反昭雪的日子必将到来。
在批鬬中，他无数次地只重复几句话：“我是胡耀邦，下中农出身”，“我工作上有错误”，“不是走资派”，“和刘邓是工作关系”，“我没有反对毛主席”，绝不超过这个界限。在生活上，他也遭到极大的虐待。他被扣发了工资，每月只给三十元生活费。但他仍按原工资级别比例交纳亘兀党费，无言地对这种非法措施进行抗拒并保持尊严。一次，他让我转交一封信给他的小女儿满妹，大意是说，本月三十元生活费，交了党费，我留下十元，给你十五元，你要节约着花……当时满妹纔十二岁，父母均遭受批鬬、强迫劳动，幼小的身心要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啊！给满妹的信虽寥寥数语，却包含了温暖的父爱和对真理的坚信。
一九六八年，军代表进驻团中央后，混乱情况有所减少。但军代表顽固地执行了林彪和“四人帮”的路线和政策，对耀邦同志的身、心进行了“有组织”的摧残。一九六九年，耀邦同志作为八大中委参加了九大，理应在政治上获得解放，但康生等一伙指使军代表对耀邦同志施压、围攻，逼他检查揭发，作为提名中央委员的交换条件。耀邦同志仍然拒绝做违心的检查和揭发，也就没有再次担任“中央委员”。他们不顾耀邦同志当时的年老体衰和疾病缠身情况，强迫他到黄湖“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随着时间的推移，团中央的同志对军代表执行的路线日益看清，而对耀邦同志的思想、作风、品格有了更深的了解。大家根本不相信这位经过长征，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工作的老干部，会是“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耀邦同志所在的连队，采用了合法鬬争的手段，在派活和政治上给他以关照，并陪他到各连去接近群众，参加劳动。耀邦同志没有一点“架子”，和蔼可亲，所到之处，大家都热情地同他交谈，这给了耀邦同志一些慰藉。但是，军代表认为耀邦同志态度不好，在其它书记都陆续解放后，就是不解放耀邦同志。一九七二年，军代表对耀邦同志的所谓“问题”做了审查结论，给他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耀邦同志对此“结论”逐条加以反驳，并让军代表将他的意见直接报中央，而拒绝在所谓的“审查结论”上签字。此后，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团中央要产生一名代表，由于众望所归，大家一致推举耀邦同志当代表。在遭到“上面”的否决后，团中央干部又联名上书，仍要求耀邦同志担任代表。当时林彪已自我爆炸，群众觉悟继续提高，军代表的横蛮作风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一九七一年冬，耀邦同志经周总理批准，回京检查身体、治病。他虽然继续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可是他身闲心不闲，仍然坚持读书不断，思考不断，渴望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忧虑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时去富强胡同他家探望和请教的人也不断。不论干部大小，身份高低，年老年少，在职赋闲，他都热情接待。那时，正是“四人帮”猖獗之时，耀邦同志洞察了这些家伙的种种劣行，曾愤怒地对我说：“看他们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了？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苏联还比我们强呢！”他胸怀坦荡，平易近人，大家的心里话都愿向他倾诉，而他自己却是光明磊落，从不设防。“四人帮”一伙一时竞把富强胡同六号污为“裴多菲俱乐部”。我曾向耀邦同志建议，要提防小人打小报告，可他却笑道，我光明正大，汇报到哪儿也不怕！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胸襟。现在想起来，当时耀邦同志的家确实成了一个反“四人帮”的联络站，也可以算作大家寄以希望的温暖场所吧！
在那些日子里，他对有求于他的人无不给予无私无畏的帮助。一次，我听到他在为两个女孩子出主意。他要一个女孩子去秦城监狱探监时，告诉其父亲如何写“检查”，以争取早日工作的权利。另又嘱咐她们，转告李井泉同志的长子夫妇，要好好地照顾好他们的父亲，给他吃得好一点，买点新衣服。等那两个女孩儿走后，我问耀邦同志，她们是谁呀？他说一个是滕代远同志的女儿，另一个是小平同志的女儿。耀邦同志想得如此周到、细致，真令人十分感动。
耀邦同志对我们一家的关怀也使我们难忘。我的老伴在“文革”中被所在单位的军代表以“叛徒”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罪名，私设监牢，刑讯逼供。一次我去向耀邦同志倾诉时，禁不住失声痛哭。耀邦同志听后也很动情地连声说：“太过火啦！”说他曾告诉过曾经是他下级的一个领导干部：“此人我了解，你们什么也搞不上。”但又不无感慨地说：“我现在说话没人听啊！”他又十分坦率地指出我老伴的缺点：他有些骄傲，思想方法也有些片面。由于我老伴“倔”，军代表说他“问题严重”、“态度恶劣”，“拒不检讨”，托词长期关押。耀邦同志给我出主意说，让他写个检讨嘛！并让我到后院把胡克实同志请到前院来，两个老领导研究检讨的方式和内容，拟通过迂回的鬬争方式，争取早日恢复工作。这种雪中送炭的苦心，使我们铭刻在心，永志难忘。
在耀邦同志的心中，还装着许多受迫害的干部的名单。在粉碎“四人帮”后，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更推动了为受冤屈的干部平反的高潮。一次他比着手势向我们说：“现在全国冤假错案成堆，我主张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他说，受迫害的干部和株连的家属加起来有上亿人受到伤害，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他又说，“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遇到的阻力有多大呀！中央项目组设置障碍，不给我们材料，我们就重新调查……”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我老伴，你们单位还有哪些领导干部没有安排工作？并让秘书拿纸来，二记下了那些干部的名字。他边写边自言自语说：“习仲勋同志也该出来工作！”后来被他记下的名字的干部很快在不同岗位上得到了安排。
耀邦同志对于那些执行过“左”的路线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干部，总是胸怀宽广，从教育团结的目的出发，给他们安排工作而不计旧恶。真可以说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原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对耀邦同志无情打击，后来竟得到了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职位。一次我去看望耀邦同志，谈到体委正在进行“说清楚”，以肃清“四人帮”的余毒。我问耀邦同志，这么一个“草包”，“文革”中整人又那么凶，为什么还要他继续担任部级领导职务？耀邦同志说：总要给他出路嘛！接着又说，要问问他，接受曹轶欧、郭玉峰指示都干了哪些坏事？还是促使他从路线上认识错误，只要改了就好。这个军代表是参加我当时所在的体育报社的学习小组，我们向他提出这一问题，他总也说不清楚，只会说：“只要错了就改正。”当时担任体委主任的王猛同志听了汇报后，激动地说：“不管他身上穿什么虎皮（指军衣），都应说清楚。”但是这种迷信盲从、胡吹乱鬬的人，大概永远也是说不清楚的。
重视“工作母机”，提高教育水平
在耀邦同志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以后，国事纷繁，案积如山，日夜辛劳。我们不好意思去打扰，去看望的次数很少。印象深刻的是去请他对教育工作发表意见的一次。
一九八○年六月，教育部召开师范教育工作会议。我老伴奉部党组之命，前去请耀邦同志到会讲话。我自告奋勇陪他前去，虽是公事，也可以帮腔。我心中似乎有几分把握，因为我记得耀邦同志在川北期间，就亲自抓教育工作。当时他还曾向我老伴讲过，如果中央调他当教育部长，他是愿意搞的。现在全党重视教育工作，总书记是需要讲话的。傍晚到达耀邦同志家时，正见炊事员送来了晚餐，是一点面条汤和小菜。耀邦同志说，这几天牙痛得厉害。他边进食边同我们谈话，我随手拿出纸张记录。他看了我一下，慈祥地说：“你还记录呀！”我只好回报以笑，并抢先提出：“耀邦同志，现在教育部正在开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想请你和大家见见面，讲讲话，支持一下呀！”这时耀邦同志笑着风趣地说：“啊！你们俩是为这事来的呀！”他略思片刻爽快地说：“好！我参加。”并掰着手指头说：“请书记处的同志都参加。星期六为代表们开放中南海，让他们参观毛主席故居，然后再开座谈会。”
在邀请任务完成以后，我老伴向他汇报了教育工作的一些情况。当谈到干部年龄问题时，老伴曾问：“耀邦同志，你准备干到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太直率了。耀邦同志停顿了一下，断然地说：“七十岁，最多七十二岁！”始终把权力作为为人民服务工具的耀邦同志，当时还不满六十五岁。他已经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堂堂正正地退下来，让第三梯队顺利接班。他决定的事情，自己要首先做到。何等的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啊！
六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邀请了师范会议的部分代表，在中南海举行了座谈会。会上，由周扬、胡乔木、方毅等同志先后对师范教育工作、教育科学研究工作、招生考试工作、教学方法以及教育改革等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耀邦同志都表示同意。然后他讲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发展教育的关系。他说：“现在我们搞四化，能不能实现，决定于两条，一条是有没有正确的路线，一条是有没有人才。”他特别强调要发现和培养人才。他说：“要认真培养人才就涉及到办教育的问题，涉及到师范教育问题。”并形象地比喻说：“造机器，就要有造机器的机器，叫工作母机。造人才，就要有造人才的人才，师范教育就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造就培养人才的人才基地。轻视师范教育是错误的。”他要求广大师资队伍要注意三条：“一是要有比较渊博的知识，或者说现代化的科学知识；二是要懂点教育学，要接受一点师范教育的训练，要认真研究掌握教育科学；三是有高尚的品德，要身教重于言教。”希望大家要学习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高尚品德和崇高的精神境界。最后他勉励与会的代表努力工作，为党作出更大的贡献。党中央书记处的这次座谈会，有力地支持了那一次师范工作会议的各项决定的贯彻实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教育工作的发展。
长河落日 风骨永存
最后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是在一九八八年深秋。我们打电话要去看望，李昭同志说今天来吧，明天就到南方去了。耀邦同志面容清瘦，神情也有些忧郁，但还和往日一样健谈。从下午到晚上，我们一直倾听着他的谈话。当中，李锐同志派人送来了他为耀邦同志修改过的三首诗。耀邦同志把原稿和修改后的都给我们看，说李锐懂格律，所以请他改一下。其中一首是《戏题李锐〈论三峡工程〉》。此时话题就转到三峡工程上。老伴说：“据说三峡的地质也还未完全弄清楚，你当时为什么也同意这项工程要上马呢？”耀邦同志笑着说：“老老人家要搞，新老人家也要搞，我也讲点关系嘛！”我抢着说你那点关系学行吗？大家都笑起来。
话题触及他卸掉总书记职务的若干情况时，他不无感慨地说：“我是决定十三大后就退下来的。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把一些事兜揽下来。”“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话，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当谈到他还想做点什么事时，耀邦同志说：“我喜欢读诗。在延安时靠字典读了《楚辞》。一年来写了几首诗，但不大懂格律，也不想再作了。”“读了不少书，是不是搞点理论？”“对国家的事，不想说多少了。有个同志也劝我要少讲话，小事不值得讲，大事未必有人听。这次到南方去，我是两不：一不听汇报，二不发表意见。”我们建议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把他和他这一代人的时代和人物遗留给后代。最好立即调个助手，运用录音机等工具着手进行。他沉默了一下，没有点头。事后听说他有所准备，可惜已来不及了。
晚饭以后，又回到了客厅里。我们感到耀邦同志心绪始终不太安静。我们想起了曾经有人劝过他“丢了权，得了闲”的话，也劝他保重第一，争取再活一十五年。我还建议他做静气功，并为他示范。他给了点面子，坐了一会儿，就说：“我已经学了，够了。”是的，耀邦同志脑中装着党事国事天下事，哪里静得下来呢？
这时，周杰同志来送行。我们便告辞了。当时虽感到耀邦同志的气色不太好，但绝未想到此次见面竟成永诀。长年以来，耀邦同志总是超负荷地忘我贡献，从不顾及身体机能的急剧衰退，但毕竟纔刚过七十不久啊！
一九八九年暮春，得知耀邦同志已回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我们还来不及再一次面聆他的教诲时，就传来了他的噩耗。我们似乎陷入了麻木状态。斯人已去，我们能说什么呢？
一年以后，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会计司胡同致祭时，我将夜不能寐而得的似诗又不是诗的几句话向李昭同志耳语了。又过了九年的今天，特把它抄出，以表我永久的哀思：
野花一簇酒一杯，重祭英灵重含悲。
宏图难展身先殒，留待后人评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