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一本母爱的家书（1）——从母亲的一份手稿家书谈起｜百年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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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在清理母亲遗物时，吃惊地发现了母亲一份手稿，题目是《母亲的心》。稿纸是20行带有小格的稿纸。一格一字，字迹清晰，阅览全文，犹如平日话语，又像流水那样自然。手稿似乎是誊写的，改动之处很少。文稿不知写于哪一年，一直锁在一个保险柜中，她似乎忘了发表，兄妹四人也无人看过。

母亲的文稿一开始就写道：“一提到母亲，总使人立即浮现出慈祥、善良、无私的形象，而母亲对子女，又总是充满无限的关怀与希望。”人生在世，谁不想得到母亲之爱，兄弟姐妹之间竟或还有为父母的宠爱不公产生意见，甚至斗气的情况，这都是人之常情。母亲下文写到：“这不论哪个年代，怎样的处境，她们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当下我国人民的精神境界和思想觉悟，都已经接受了人性、人权和人道主义的普世观念，但在这方面的心理研究和理论建设还未完全适应时代。这篇文稿或许也是关于伟大母爱主题的一份朴素的材料吧。请允许我把这份文稿的一个小故事实录发表出来，以纪念母亲的百岁诞辰。

母亲的手稿家书

一、 一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争吵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率领一支由文化文艺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前赴东北，1945年11月间到达重镇张家口。母亲随行，她用直白的笔法写下一段在张家口时家庭的小故事：

“日本投降了，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了，我们是星夜兼程地赶向前方，去迎接新的任务，开拓新的事业。到了前方的第一站张家口，这个刚从蒙疆自治政府手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个大城市，大家都兴奋、愉快地忙碌着。我抽空去逛了一下市场，看到市场上有很多东西，立即又想起还留在延安不满三岁的大儿子和其他的孩子们，就用发给的很少一点零用钱买了几件小衣服和鞋袜之类的东西。我高兴地把买来的东西给耀邦同志看，他首先说：‘同意你托人把这些东西带回延安，这是你做妈妈和阿姨的心意，像亮亮、丰丰、和平等小孩一定很高兴。’但他又仔细察看捎给孩子们的东西，发现给自己的儿子多了一件小绒衣，他拿起小绒衣笑着问：‘为什么自己孩子的衣服要比别人多一件呢？’我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随便答到：‘孩子小，给他多买一件算不了什么，也是妈妈的一点心嘛，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本来都在愉快地议论着小衣服、小零碎东西这个给谁，那个给谁的时候，这时曾做过八路军组织部长的耀邦同志又很认真地说：‘买东西带给后方的孩子们，这是可做可不做的事，因为要托人，由前方到后方要过封锁线，带的人很麻烦，当然，我也不必过多地苛求你们这些做母亲的人，只是太啰嗦了点就是了。可是你为什么要把小衣服多给自己儿子一件呢？你这个人还真有点不大的私心，这不好，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前方干部留在后方的，他们收到妈妈、阿姨带的东西是高兴的，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东西比你儿子少一件小花绒衣时，他们一定会想到要是我妈妈捎东西回来，一定也会给我多发一件，而你自己的孩子也会无意识地、高兴地认为我妈妈多爱我，还给我多发了一件小绒衣，这就有点突出了，给孩子心中撒下一种莫明其妙的羡慕心和自豪感，这不好！如果有人说，看组织部长家对干部的孩子，还有亲疏之分，这个影响多不好。古人云：幼我（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更应该比他们强吆！’

我听了觉得有道理，但感情上一下接受不了，就说：‘这是什么大问题，也值得说这么一大通？！’当时他看我不以为然的样子和明显的矛盾心情，就说：‘好吧，你可以想想，看哪个意见更好。’之后，我的确认真地衡量一阵，觉得我们都爱自己的孩子，但也都记挂着别人的孩子，我做到了幼我（吾）幼以及人之幼，但两相比较我还是少带一件小绒衣比多一件要更有意义！这使我认识到，我们虽然都有一颗爱子之心，但由于各自经历和受党教育的不同，就出现了处理问题上的水平差异。当然他过去说的这些话，已经很难适应于今天了，想当年大家都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实行的是供给制，他又做过组织部长，仔细琢磨这番话我觉得是符合人情，朴素自然，有道理，所以一晚的争吵终于愉快地统一了。”

二、 女工，纺织女工的劳动和生活

1952年10月母亲来到北京，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母亲一生好强，不习惯坐办公室的工作，经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的关心，她离开了总工会的办公室，1954年夏天被安排到北京国棉一厂工作。我记得父亲特别高兴，在一个天气美好的傍晚，他特意坐车去国棉一厂拜访工厂的领导，不言而喻也有意表达对母亲工作的支持，当时我也跟去了。北京国棉一厂是1953年兴建的国营企业，是东德援建的纺织厂。我的印象是厂房非常干净敞亮，地面是水磨石的。厂部办公室则是油亮的木地板。工厂比母亲在四川南充的“西南蚕丝公司第三厂”的气势规模强多了。那晚母亲的心情既开心又有范儿，主客欢声笑语，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据纺织局的同志介绍，那时全厂职工2800多人，70%的职工是年轻漂亮的女工人。除去工厂的劳动之外，女工们没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终身大事的婚姻问题成为每个未婚女工的心头大事。我记得父亲给我讲过，延安时期，抗大的男女学生同校同班学习，某天在操场上开大会，校方出于男女青年之间容易产生情感越界的考虑，做出男女分开学习的决定，未料一语未了，操场上突然爆发出一阵嘘声和哄笑声，男同学坐在地上还拼命跺脚起哄，女同学则羞红了脸，低头不语，会场的主持人几乎主持不下去，也笑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男女青年相互亲近，相爱相敬，这不是人性的表露又是什么？况且还是革命队伍中。事后有人作诗，大意是决定不尽情理，何必学秦始皇修道长城，割绝男女的交往呢？其实我的父母也是在多次联谊场合中，认识并自由恋爱的。

母亲本是过来人，她在北京国棉一厂，一边工作，一边也为青年女工的婚姻发愁，但这需要组织创造一定的环境。无独有偶，长安街的东端十里堡是纺织厂多，女工多；长安街的西端石景山是首都钢铁厂，男工多。每当“十一”群众游行期间，前面走的是黑鸦鸦的钢铁大军，紧跟着后面走的是白花花的纺织大军，依次走过天安门广场。母亲和首钢厂长周冠五便扮起了两边男女职工的红娘角色。两边一拍即合，办起了“交际舞联谊舞会”，其实就是男女相亲会。据两边工会几年统计，每年三、四次联谊舞会，成功结为夫妻的一年就有一二百对。以后，又发展到和北京卫戍区的军人建立起联谊活动。好事还没做完，母亲又想起了延安多起热闹的婚礼。在市总工会的支持下，每年都会举办两次集体婚礼，地点就设在北京饭店，一般都是市总工会的主席做证婚人，主婚人则是在领导干部中挑选“全须全尾”的全乎儿人。也就是说，此人必须家庭老小圆满，如蟋蟀一样全身须发齐全，一根毛都不能少，这是北京旗人的老典故，侯宝林说的相声就有这段。

纺织厂另一大难题就是住房问题。当时的年轻职工都是住集体宿舍，如果女工生儿育女，就没有住处该怎么办？厂领导决定在国家计划经费之外，通过增产节约，筹集一些资金来盖房子。母亲是积极分子之一，她或许受到父亲的影响，一直是理直气壮地陈述道理：“盖房子也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一个是物质的扩大再生产，还有一个是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呀。”在生产第一线工人们强烈呼吁和干部的努力下，上级领导机关终于允许棉纺织厂留用一部分超额利润，加盖职工住房。国棉一厂不但盖起了“妈妈宿舍”，还盖好了几栋一居室的筒子楼，楼房极其简易，但解决了很大问题。在当时职工的生活用房冲破了计划经济统收统支的财政用款，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突破吧。

纺织厂的女工每天工作八小时，但要三班倒，健康受到很大影响，母亲和纺织局的领导，根据1951年通过的《劳动保险条例》，在卫生部和妇联的帮助下，对工人的劳动条件做了详细的调查，并给出了真实的数据，对厂房的照明、温度、空气中的粉尘和湿度、噪音均做出了力所能及的改进。同时还对女工的生理周期紊乱情况和慢性病，也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和治疗。

纺织属于轻工业，但轻工并不轻松，纺织工人的劳动强度是非常高的，比如织布车间，一个女工看管二三十台织布机，需要不停走动，一天行走的路可以达到二十公里。再比如筒拈车间的挡车工，除接头、处理故障外，也得走十几里路。“文革”前，技术工人专为女工设计了代步行走的电动座椅，人可以坐在上面，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女工们亲切地称为“幸福车”。

纺织女工坐在椅子上，看着纺机。和走路相比，减轻了劳动强度

北京的几个国棉纺织厂在五十年代为北京乃至全国做出巨大的贡献，当时艰苦的劳动和生活也是国家财富过大积累时期的一段历史写照吧。五十年代，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都曾莅临北京的纺织厂了解情况，进行指导。毛主席还特意请来了细纱车间的女工刘惠英，到中南海的机械厅做操作表演，刘惠英的工作服上就印有“京棉一厂”的字样。

1957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机械厅观看京棉一厂细纱车间工人刘惠英操作情况

（未完待续）